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方面成就显著

　　英国学者克里·布朗做过外交官、商人、咨询专家和学者，到访中国100多次。

　　人物名片

　　克里·布朗

　　1967年生于英国肯特郡，曾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在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克里·布朗和中国的渊源颇深。他从20多岁开始研究中国问题，聚焦于中国的思想、历史、文化及民生等多个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先后做过外交官、商人、咨询专家和学者，到访中国100多次。

　　克里·布朗曾大量对外讲述中国故事。他著有20多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经常被英国媒体和官方智囊团引用；在《五城记——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梦》中，他以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探究中国百姓的寻常生活；围绕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他曾接受全球多家媒体采访，并在35个国家发表过演讲。今年6月22日，中国驻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线上座谈会，他参与并发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即日起，南都、N视频推出“百年风华·外国政要学者访谈录”系列报道，全球连线多位国际友人，讲述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故事，以及他们所见证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

　　“从人民群众最普通的生活中，就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显著成就，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近日，英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布朗（Kerry Brown）接受了南方都市报、N视频专访。

　　克里·布朗受访时用流利的普通话告诉记者，与3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相比，中国人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平和交通设施等都有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经济情况、国际地位也都“完全不一样”了，在他看来，这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密不可分。

　　谈中国情缘

　　30年间曾百余次来华

　　南都：你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很丰富。你和中国的缘分是怎么开始的？

　　克里·布朗：我确实对中国很了解，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91年。1994至1996年，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旅居。

　　1994年之后，我从事过外交官、商人等职业，并成为了一名学者。这些年，我亲身前往中国的多个省、市、自治区，前后在中国待了近6年时间，总计到访100多次。

　　我在中国的5个城市生活过。我很喜欢北京。1998年，我加入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来到北京任一等秘书，这也是我最早在中国待过的地方之一。之后，我去了呼和浩特，住在内蒙古医学院。我也很喜欢上海，在那里做过一个和英国相关的项目；我同样很喜欢西安，因为那里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我还一直都很喜欢去香港，它有着不一样的现代性，我对这座城市有非常特殊的情感。

　　这些年，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方面，中国的变化都非常大，而这些变化是难以预测的。对于中国的庞大和复杂性，我有自己的认识，但是我不了解的还有很多。

　　谈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是具有全面性

　　南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你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

　　克里·布朗：中国的经济情况、国际地位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30年前，我第一次到中国，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偏僻的。在英国，我们也根本看不到关于中国的新闻，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当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比如，那时中国学生去国外进修的情况是比较少的，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据我了解，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话，今年将有14万名中国学生计划来英国进修。30年前，中国还有很多贫穷的人，但在2020年，中国已经全面地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交通设施，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与3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都有了非常积极、显著的变化。从人民群众最普通的生活中，就能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显著成就。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南都：在你看来，中国共产党具有哪些特质？

　　克里·布朗：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最突出的是具有全面性，比如2014年提出的“四个全面”。在欧洲，没有政党敢进行全面性的改革，有些事情他们做不了。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是非常特殊的，不能用西方理论来研究，否则就会理解不了，这也是为什么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原因。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尤其在英国，一些人根本不了解，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机会。我希望人们至少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几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这是生活在国外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战略性的机构，会制定发展计划，而且每个计划之间的内容有所不同，在这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贡献，是服务于占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被尊重。

　　谈中欧关系

　　双方有很多利益契合点

　　南都：你如何看待目前的中欧关系？

　　克里·布朗：现在的中欧关系遇到了很大挑战，可以说是处在十字路口。欧洲现在存在一些经济问题，一些人希望能和中国在经济方面达成友好的关系，但一些人更关心价值观的问题。欧洲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争论。

　　我觉得，过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好转。虽然欧洲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一样，但它们有共同的目标。从去年到现在，受疫情影响，欧洲经济面临很大压力，如果要走出这种状态，欧洲就要向外产生更多的联结。在经济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是特别重要的，这样的合作也是无法避免、必不可少的。

　　南都：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

　　克里·布朗：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就是中国，不可能变成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变成中国。有些人把中国看作一种“威胁”，我认为这些人应当更清晰地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地重复“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对于这一“威胁”是什么，还没有明确的共识。

　　我认为，在共同面对全球性流行病、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中国并不是“威胁”。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在这些领域开展工作实际上也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我们得承认中国和我们不一样，其次双方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契合点。

　　对于未来，我是很乐观的。在我看来，目前我们的关系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希望过一段时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总策划：戎明昌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余毅菁

　　采写：南都记者 吴佳灵 实习生 曾玥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