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观念出发，女性“性别角色”社会差异明显

两性间的差异是我们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正是这丰富多彩的文化，才赋予了人类以尊严和地位。

自有社会以来，人类劳动的生物性分工愈加精细，形式多样，而这些形式却常常与分工的原始依据一生物的原始差别大相径庭，人们的特点往往被归结于性别的差异。

有些人认为妇女的体力太弱而不适宜参加室外操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妇女满可以担负重任，因为她们比男人们意志坚强。

按照某些习惯看法，对那些高度机密的事情，妇女们往往不能守口如瓶；而另外一些看法则认为，恰恰是那些男人们喜欢说长道短。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对新几内亚三个部落所作的出色研究，向美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不是每个社会都存在像我们这个社会所具有的性别角色的。

她的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在证实文化因素比生物差异和外界作用力更多地影响着妇女的行为、性格、性别角色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学家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探究各种各样的现象，比如对一个性别角色的研究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又往往是有别于我们所属的文化的。

这样的研究方法有许多长处。最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形成性别角色的巨大的文化变异。

派定给男子和妇女的性别角色往往与我们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的观念大大不同，以至于我们很难设想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如何相异于周围存在的其他文化。

对这些文化变异的认识，使我们对何为“天性”发生怀疑。

譬如，从某种文化观念出发，认为妇女比男子更富有进取心，这就强烈地动摇了我们原有的观念，即认为美国妇女那种被动的从属状态是“天生的”，是女性的一种生物习性式的东西。

人类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还具有另一重要长处，它可以揭示出性别角色的各种文化特征和本质面貌。

不过，正是这些文化特征和本质面貌制约着全部现存的人类文化。

这种泛文化现象也许是生物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分娩和哺乳就仅是妇女所专事的），也许它将启示这样一层含义：社会不可能超越生物学。

对于决定性别角色分配方面的各种文化特征，另一可供选择的解释是，这些文化特征产生于后天的一般经验，并非来自生物学意义上的天生能力。

例如，一种普遍的人生经验就是人在婴儿期都要受到母亲的喂养，当然最多的情况下是母奶喂养。这种普遍的人生经验可以导致出性别角色身上的一般特点。

这样一种跨文化的文化特征的发现是一则十分强烈的科学信息。

当我们听到一个门外汉说：“当然，性别差异如今存在将来也会继续存在”，而一个人类学家则说“在各种现存的人类文化中，性别差异都在被某一种形式加以发挥”时，我们不难体会到，这是多么不同的一回事。

总之，人类学家从跨文化的角度寻找着相异之处和相似之点，即性别角色的各个侧面和他们的一般特征。

作为阐明人类学观点的一种方法，安格里斯特（Angrist）（1969年）用第1页术语进行了有效的区分，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说明本章与前几章在研究方法上的某些不同。

人类学家一般从地位的角度来研究性别角色。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体系中，性别角色总是被看作是处在一定的位置或地位上，在根据性别不同所作的劳动分工中尤其如此。

心理学家从行为的角度来看待性别角色，也就是说，他们所研究的是在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并常常将这种差异归结于生物性原因。

社会家学主要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去研究性别角色，强调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成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

当心理学家从行为的角度考察性别差异的时候，人类学家正全神贯注于用以下的方法考察性别差异，即认为社会是基于性别差异进行社会分工的。

而社会学家则强调形成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

另一种可以用来阐明不同观点的说法是，心理学家惯于从个性的角度考察性别差异和性别角色，而人类学家则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去解释性别角色。

从人类学家的观点来看，性别差异不是个性特征，而是文化传播的各种行为常模，并且这行为是由社会所决定的。

在这里我们将考察性别角色，尤其是考察女性性别角色方面的跨文化变异：看看这些角色是怎样产生的。

不言而喻，我们是想探讨一下研究的妇女心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专门针对美国中产阶级妇女的。

最后，我们还想研究一下由性别角色所体现的现代社会变化的过程，尤其是考察诸如斯堪的纳维亚、以色列等所谓进步文化，从而看一看在现代化的科技发达的年代里，性别角色是怎样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的。

跨文化性别角色

跨文化变异性别角色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变异的情况是非常显著的。

假如我们详细考察某些别种文化，就会发现他们那里的性别角色与我们社会所存在的性别角色迥然不同，这样一来，性别角色的那种跨文化变异状况就显而易见了。

玛格丽特·米德记录了一些极为有趣的例子。阿拉佩什人是新几内亚的一群山区居民，米德曾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对他们进行过观察研究。

阿拉佩什人不认为也不相信在性格（个性）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他们的孩子受到这种意识的相应的培养，以便使他们长大成人后也不表现出什么性别差异。

阿拉佩什人的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懂得爱与关心他人（即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的东西）。甚至连货物交换也被叫做“馈赠礼物”。

男子的侵略行为几乎不存在－没有杀戮也没有战争，男子像女子一样彬彬有礼。

事实上，阿拉佩什人很难理解屠杀是怎么回事，如果万一有屠杀事件发生，他们就将它解释为是一偶然事故，或者是某人为保卫亲属被迫作出的一种反应。

在阿拉佩什人中还存在一种有趣的风俗，即青年男子可以娶一个十岁左右的新娘。在最初的几年里，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没有性生活。

与此同时，他给她提供食物并且照料她，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养新娘”。

在这样的社会里，男子和女子一样，都具备文雅、有教养、有责任感、互助、以及乐于自我牺牲这样一些个性特征，而这些个性特征通常是人们期待在美国妇女身上看到的。

另一方面，在阿拉佩什人那里，女性性高潮现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她们那种极度被动的状态或许与女性性感相矛盾。

与阿拉佩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几内亚另一个叫做蒙杜古马的社区。蒙杜古马人嗜血成性，敌意、憎恨、猜疑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

而教养，包括带有母性色彩的教养反倒成了一种陌生的东西，他们的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在内，都被要求成为进攻型的人。

性交前的“爱抚”竟是疯狂的抓挠和撕咬，有时甚至弄出血来，配偶的饰珠被扯断滚落，遮体的草裙也被撕得七零八碎。

恋母情结引起的冲突已基本上成了这个社会惯常的习俗。因为通过母子间、父女间的交叉遗传，造成了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许多竞争和不和。

并不奇怪，孩子们从一出生就进入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他们将亲身体验作用于他们的各种社会力量，并接受社会对他们的塑造。

这一切将引导他们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他们那个社会所期待的成人性格。

无论怎样，我们至少在此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期待男子与女子具有相似的个性，这一普遍愿望相对于人们希望从美国男子身上看到的那些个性而言，颇具讽刺意味。

性别角色和个人性格方面的文化变异现象，向以下的观念提出了严重的质疑。这种观念认为，有教养人中间的性别差异和进攻型人中间的性别差异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

毫无疑问，不论是新几内亚还是美国，男女的生物性差异完全一样。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人能够被社会塑造，并可能丧失其在个性方面的角色差异。

进一步说，女性显然也可以被社会塑造成温顺型的人，就像我们在美国看到的那样；也可以被塑造成极度温顺型的人，就象我们在阿拉佩什人那里看到的；同时也可以塑造成极度进攻型的人，就象我们在蒙杜古马人那里所看到的。

跨文化特征尽管人们所预想的男女性别角色和个性特征方面的跨文化变异几乎是无限的，但是确实存在着两条普遍的原则。

第一，每个社会都确认性别差异并使之日趋繁杂（罗萨尔德，1974年）。

没有哪个社会一视同仁地对待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个性要求上、劳动分工上、服饰上，甚至某些超自然现象的验证上，总有一些区别。第二，不管从事什么工作，男性性别角色总是受到更高的评价。

例如，在新几内亚的某些地区，妇女们种植甜薯，男人们种植甘薯；而甘薯却是荣耀食物，常常被用在某些重要的仪式上。

即使在这种男女从事同样劳动的情况下，男性角色仍然受到更高的估价。

性别角色的历史渊源怎样阐明上面所论及的两条普遍原则呢？人类学家给予了如下的解释，在远古时代，人们必须履行诸如打猎、采集食物、养育子女这样一些不可缺少的职责。

男子力气较大，肌肉比较发达；女子有生育子女的能力，表现出较小的活动性，再加上其他一些体力上的差异，所有这些，就奠定了男女之间在劳动分工上的生物性基础。

利用男女之间体力上的明显差异作为劳动分工的基础，的确是最简洁、最经济的方法。

由此可推导出这样的论点，即因为男子有着强有力的肌肉，所以担任了狩猎的角色，并进而攫取了社会权力，他们对这一权力的控制持续至今。

另一种论点是，妇女们由于负有生育和照料子女的职责，就被更多地限制在一种闲散的状态中，只能在家庭内外料理家务。

所以，当男子担任公共角色，比如走出家庭，与人们交往的时候，妇女就承担了家庭角色（困于家庭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