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大清“天朝”迷梦，在嘉庆朝就已开始报应！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317，《清朝史话》连载24，欢迎收看。

清朝的统治在全国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国并不比世界上先进起来的国家落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粉碎了俄国对于我国东北、北部和西北部的侵略和侵略野心，任用过一批西方传教士参加政府的科技工作，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罗马教皇和一些传教士的破坏活动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反击。

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 (1811)，清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有力地遏止了他们以传教为名进行间谍活动的企图。嘉庆末、道光初，清政府镇压了张格尔的叛乱，粉碎了英国等国殖民者侵略新疆的阴谋。

在亚洲各国间，清政府虽曾与缅甸、安南等国见过兵戎，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正常、融洽的往来。

但是，这一切，竟使清朝统治者背上了一种盲目自大的包袱，加之西方殖民者在海上非法活动等种种原因，使清朝统治者逐渐采取了闭关自守的保守政策。

01、“天朝”迷梦

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开了海禁，二十四年(1685)却只准以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即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关为对外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下令只准英法等国在广州一口贸易了。

俄国人自雍正初以来一直只能在恰克图贸易，因此，嘉庆十年(1805)，两艘俄国商船南来广州，当即被驳回。

自给自足、闭塞视听，往往又导致妄自尊大、孤陋寡闻。清初修《明史》，就认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说世界上有五大洲是“荒谬莫考”；清代中叶阮元写的《天象赋》、《畴人传》以及后来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徐继畬写的《瀛寰志略》，都曾被一般官僚士子所讥笑。

在闭目塞听的清朝统治者看来：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天朝”，只有它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天朝万事不求人；西方国家要求贸易，是向天朝进贡。

因此，广州一口，外国人也不能自由贸易：最初规定只五、六月进来，九、十月出去；后来，又规定买卖只能在夏、秋两季做，并只许通过“十三行”这个政府许可的牙行进行，外商只许住在“夷馆”，不配直接跟“天朝”的官员洽商，不准坐轿，不能随便进城或出游，只许在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之日，由通事领着逛“花地”。

尤其特别的是：外国女人不许进入广州城。道光十年(1830)，地方官发现三名“洋妇”潜住英商馆，便立即勒令她们回到澳门！

16世纪时，西欧殖民主义者先后来到东方。最先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用欺骗方式租借了中国的澳门。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康熙元年(1662)被郑成功赶走前，清朝政府虽然于顺治十二年(1655)允许荷兰来中国大陆通商，但直到后来很久仍认为荷兰是在向“天朝”进贡。

康熙二十五年(1686)，据说荷商不会写“贡表”，请清朝命官代笔，清朝官员即在表中写道：“外邦之丸泥尺土，乃中国之飞埃；异域之勺水蹄涔，原属天家滴露。”

英国商船，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1620)首次抵华，崇祯十年(1637年，清崇德二年）攻陷虎门，进入过广州。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允许英商建立广州商馆。康熙四十年(1701)，英国商人往来于浙海、舟山、定海。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在广州建立公行，英商抗议。

乾隆皇帝关闭其他三口，只开广州一口后，英商洪任辉便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跑到天津告状，被清廷押回广州，随后被投入澳门附近的监狱，三年之后才被释放。

侵略野心极大的海上霸王受到“天朝”种种的限制，自然不肯罢休，西方各国也因受到同样冷遇，并嫉妒中、俄在北方的通商联系，因而也支持英国派遣使节到北京交涉。

乾隆五十八年 (1793)，英王乔治二世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以给乾隆皇帝祝寿(82岁）为名，要求：派人驻京办商务，并在北京设商馆收贮货物发卖；在宁波（浙海）、舟山、广州、天津等地自由贸易；占用舟山附近小海岛一处，留住商人，设贮货站；减免货物税及额外征收；允许英人自由居住广州等地；允许西方传教士在各省“开堂”传教。

然而，满清官员将马戛尔尼乘坐的“狮子号”船，强题为“贡船”，9月8日叫他去热河行宫祝寿。9月14日，马戛尔尼穿了勋爵服装觐见乾隆皇帝，被强行三跪九叩之礼。其所提要求，更因犯干“天朝”威严， 而被一一驳回。

10月下旬，马戛尔尼等一行，在半驱逐、半欢送的情况下，被敕令离京。为了显示“天威”，朝廷在来使临行前，更下了两道敕令，其一说：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斋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进方物，……具见尔国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真是天威赫赫，不可一世。

但是，嘉庆十三年(1808)，英舰攻了澳门、进了广州；嘉庆十九年(1814)，英舰捕捉了来华贸易的美国商船！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再次率领使团，在武装船舰的护送下，出使中国。八月初，阿美士德抵天津，八月中旬抵北京。“天朝”还以为远藩来贡，“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于是，详细安排了恩赏日程：

9月1日，嘉庆皇帝接见； 2日，赐宴“正大光明”殿； 3日，再赐宴，并赐游览 万寿山； 5日，在太和殿前颁赏，赴礼部宴；7日，遣之行。

但是， 有一点是老规矩不可犯，那就是见天子必须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然而，出乎大清君臣意料的是：英国远非藩属，使来并非进贡，当然不肯屈尊。到了规定天子接见之日，阿美士德突然装起病来，天朝的天子宣见英国副使，不意副使也如此报病。

“天朝”君臣垂见“藩臣”的幻梦，终于破灭，只好又下一道敕谕：

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

殊不知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更疯狂地攫取海外殖民地、大搞走私活动和商品输出的时期），还在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盘桓的中国，即将成为一块肥肉，落在西方列强的谗吻之下了。

实际上，“天朝”的迷梦也没再做多久：道光十四 年(1834) 10月10日，英国军舰依莫禁号和安东罗灭古号，突然闯入虎门；14日，进抵黄埔。

而道光十六年(1836)，查理·义律当了对华商务头目后，便表面和平、暗中积极鼓动英国政府对“天朝”实施武力了！

“天朝”这具木乃伊，已经被空气接触，很快就要腐烂了！

02、被遗置的改良思想

内忧外患的加深，使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了现实问题，寻找起挽救危机的良方。他们开始摒弃18世纪风靡一时的只重经义的汉学，重新发扬了清初学者们倡行的经世致用思想，并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良和揭露。

龚自珍和李汝珍就是他们的代表。

龚自珍(1792-1841)，生长在浙江仁和（杭州）的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青年时期，就亲眼见到了东南地区的贫富不均、奢侈腐化、官冗人浮、唯唯诺诺的景象，受到过一些比较进步、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思想家（如包世臣、刘逢禄）的影响，因此，立志有所改革。

嘉庆二十四年 (1819)，他考中了举人。第二年，28岁的他，捐资做内阁中书，写出两篇改革的时文，一篇叫《西域置行省议》，一篇叫《东南罢番舶议》，主张在新疆设立行省机构，在东南扼制西方侵略者的侵略。

道光十年(1830)，他考中进士，正式在京中供职。在京期间，他经常和魏源、林则徐等交往，跟他们共同组织了“宣南诗社”，讨论匡时救国的问题，很受道光皇帝大红人穆彰阿的嫉妒，抱负不得施展，后来只好辞官归里，讲学度日。

他看到朝廷政治的腐败和外患的加深，力主变法改良。他说：“一个先人所立的法，不可能没有毛病；天下之人所反对的事，没有不垮台的。与其让给别人来变法而发展，不如自己先动手改革。”

如何改法？他提出要“宗农”和“平均”。宗农，就是发展农业生产。要发展生产，就要反对坐吃山空、“不辨菽粟＂。对于那些不搞农业生产的人，即使他们领有土地，也要剥夺他们的土地世袭权。他又基于当时土地兼并极端严重的情况，指出“不均”就要出大乱子，提出要按封建等级一定程度地“平均”。

龚自珍还主张禁烟（鸦片），修器械，反抗外国的侵略。

为了挽救内忧外患的时局，龚自珍主张君主不要太专权，要给下官一定的权，下面的官吏也不要毫无主见、唯唯诺诺。他还主张废除科举制度，“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他认为，只有选贤任能，才能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

他一贯反对朝廷任用那些没有作为的、只求一己富贵、不顾国家兴亡的庸夫俗子。早在道光五年(1825)，当他34岁的时候，他就在《咏史》一诗中，痛斥了朝廷吏治的腐败和抒发了自己为国尽忠的情怀。那诗写道：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人才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主张改革，而且，在文风上也力主讲究实际，坚决反对桐城派。

清初，顾炎武等人主张文章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但是，侯方域、魏禧、汪琬等几个散文家，在反对浮华的骈体文中，却极力学仿韩愈、欧阳修的古文形式，不注重文章的内容充实，浮泛出空洞的气息。后来，安徽桐城相继出来三个大散文家，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8-1780)和姚鼐 (1731-1815) ， 极力加以提倡和实行，主张文章要通经明道、继承文统（从《六经》、《论语》、《孟子》、《左传》、《史记》到韩、欧的古文）、轻视诗词、小说，讲求古文义法，还要做到“雅洁”、“雅驯＂。

虽然他们在反对骈体文上有功，同时，也写出过一些好文章；但是，他们主张的，形式还是太拘谨，内容也脱离实际。龚自珍反对这种文风，提倡灵活多变、便于议论、有内容的文体，也算是一个进步。

龚自珍给后世留下八百多首诗词和三百多篇文章，丰富了清代先进的文化宝库。他的文章无拘无束，纵横捭阖，奇雄一时，所以有人打比方说：“桐城派文如泰山的话，则龚自珍的文章，就像那华岳，不但高耸，而且奇峰峭壁、险峻莫攀！”

与龚自珍几乎同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改革，却通过小说反映了社会重大问题，主张社会民主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李汝珍 (1763？ -1830)。

李汝珍是河北大兴人，少年聪明而豪爽，却不喜欢那些八股文章。19岁那年，跟随哥哥到了海州（江苏东海），向音韵学者凌廷堪学习过音韵学，朋友中也多声韵学士，因此，对音韵学颇有研究，曾写过《李氏音韵》一书。他对星象、书法、弈道等，也有一定的造诣。因此，在他的名著《镜花缘》的小说中，上至诸子 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象、音韵算法，下至灯谜酒令、杂耍百戏，都有生动的描述。

《镜花缘》，他写了十几年，一共写了一百回。书中写道：武则天当了皇帝，想在冬天赏百花，花神遵命使花开，天帝于是贬谪花仙百人下凡为女。有个秀才叫唐遨，中了探花，被劾与徐敬业（曾起兵反对武则天）有关系，因而被黜。于是，唐遨便和内弟林之洋出走，吃了仙草登了仙。他的女儿小山，搭船寻父，走入异境，看得红尘碑文，返回应举，果然考中，便与同榜百女，应武则天之请，大会于宗伯府，宴欢中各显琴棋书画诗等异能。后来，文芸起兵，才女和武则天被打败，唐中宗复位，但诏来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才女重赴弘文宴。接着，作者说：“镜中全影，且待后缘。”

很明显，李汝珍是借了唐代的背景，重点地描绘了妇女的群像，歌颂了她们的才能，反对了轻视妇女的封建意识，和摧残妇女的做法（缠足、穿耳等），发出了要男女平等，同待遇、同教育、同参政的呼声。

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还通过唐遨的遨游，在人们眼前展现了另一世界：两面国里充满了欺诈，无肠国里吝啬异常，结胸国里坐吃山空，白民国里不学无术、假装斯文，而君子国和女儿国里，则到处礼让谦逊、妇女欢乐。同情与歌颂并茂，诙谐与讽刺兼存，写得尤其精彩，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勾勒出作者理想的蓝图。

龚自珍的思想没有摆脱维护封建统治的框框，且有轻视货币交易的倾向；李汝珍的作品不仅散发着考据学派的气息，生活实感少，社会意义远不如《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而且也反映出作者的乌托邦思想（小说的命名就取义于水中之月，镜里之花）。

但是，他们要求改革、要求民主的呼声，在充满矛盾、日趋衰颓的嘉、道时期，对于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和蔽于古籍而不知世道的蛀虫们，到底不音一声惊雷。

然而，清朝统治者对于这两人为代表而发出的呼声，一点也未予理睬。龚自珍壮志未伸，死时不满50岁； 李汝珍老年穷愁，死于海城。

清朝的统治，在急剧地衰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