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社会与国家

与会者合影

吕昭：研究视角的变化
吕昭老师首先对“危机”一词进入史学领域的过程做出阐释。
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使用“危机”一词时，经常将其解读为“危险与机遇并存”；但是“危机”一词原本的含义只指危害、破坏，并没有“机遇”的意涵。在历史研究中，如果以“机遇”的角度解读“危机”的影响容易得出结果论的推断，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就中世纪晚期的亲历者而言，他们从未使用“危机”一词来描述自己所处的时代。从中世纪晚期的编年史来看，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是一个一个的政治事件，他们既不具有以较长时间跨度看待历史的视野，也没有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建立联系的意识，因此，没有形成对所处时代的整体认识。直到19世纪，“危机”一词进入经济学领域，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变化，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危机”一词。在二十世纪初大萧条的冲击之下，“危机”一词进入史学领域。1931年马克·布洛赫提出“14—15世纪大危机”被认为是“中世纪晚期危机”的首次提出。此后，以危机为视角的史学研究日渐增多，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罗马帝国的危机”。
史学界对中世纪晚期危机的研究多强调其转型或者说过渡的意义。受西方学界在20世纪两次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问题大讨论的影响，国内学者采用“过渡时期”一词概括中世纪晚期近代早起的时代特点。后来，受我国社会转型理论的影响，“转型时期”逐渐取代“过渡时期”，这反映了我国世界史研究对现实的关怀。从字面来看，“转型”侧重快速而强烈的转变，但是，如果将其用在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其实探讨的仍然是长时段内相对缓慢的历史变迁。吕昭老师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更细致的研究。
首先，要注意到中世纪晚期危机对不同国家、地区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其次，除了要关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封建王国向近代国家过渡”等宏大主题外，我们还应该深入考察危机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此外，当我们探讨危机的影响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的破坏作用，还要看到人们对危机的应对，这两方面相互作用，推动了历史变迁，反映了中世纪西欧社会的韧性。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应对危机的措施只是一种紧急措施，并不具备宏大构想与强烈目的性。
就城市基层社会而言，人们并不只是被动接受危机的伤害，还积极主动地在危机中谋求生存和发展。例如，中世纪晚期人口大幅减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历史事实，即危机推动的人口流动。人口的高死亡率和外来移民向城市的流动导致城市人口更新频繁，社会信用不能通过熟人关系得以保证，为了开展正常的生活交流，公证人制度在中世纪晚期的城市中蓬勃发展。同时，由于来源地多样的外来人口数量增多，城市汇集了说不同语言的人群，为了日常的交流与生活，中世纪晚期城市中的很多居民具备了双语的能力。这些都是普通人应对危机的方式。
最后，对中世纪晚期危机历史影响的探讨促使我们反思已有的历史分期。戴尔认为，转型时代到十八世纪结束。而勒高夫提出了“长中世纪”的概念，他认为封建社会直到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才真正结束，因此中世纪的下限应该在十八世纪。今日学者研究中世纪晚期危机可以对中世纪时代的划分问题带来新的理解。
与会学者讨论
华中师范大学沈琦教授指出，许老师和吕老师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要注意的两个维度，即理论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这是衡量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优劣的基本标准。因此，研究的选题非常重要，要在梳理学术谱系的过程中找到尚未解决或解决不充分的问题（即学术意义），并赋予研究以现实关怀。在中世纪晚期危机期间，英国城市受到的影响很大，但社会韧性和稳定性是英国城市的重要特性。比如戴尔的《转型的时代》中提到，中世纪晚期农民自发利用市场机遇来为自己牟利，所以用现代中文语境中的“危机”一词来描述此时代也是合适的。在这样一场危机中，虽然英国城市的人口较少，但随着普通民众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城市的工商业职能反而进一步强化。地方自治是英国的另一个特性。虽然整个欧洲都有地方自治的趋向，但英国发展出了议会制度。尽管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在经济上只是欧洲的二流国家，但中央集权和政局稳定却走在欧洲前列。

《转型的时代》

华中师范大学詹娜副教授指出，自吴于廑先生以来，15-18世纪转型时期的研究便是武汉大学世界史学科的传统。以詹老师研究的法国贵族为例，革命前的法国处于所谓的“旧制度”体系下，是中世纪概念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漫长转型期可以延续到法国旧制度的末期。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变革中，法国乡村贵族也属于社会基层，其发展同样具有韧性。虽然受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乡村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但他们以各种方式来应对这场危机，逐渐从乡村走向城市和宫廷，成为人口流动中的重要一环。詹老师指出，研究中央与地方的或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并非不关注社会基层的回应，相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这方面的研究都符合危机与应对的学术范式。
武汉大学尚洁副教授分享了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的情况。从“危机”视角出发，社会经济史学家指出意大利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地区，在近代早期却未能利用“先发优势”搭上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末班车，其根源就在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的强势发展。城市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不仅使半岛内部政治陷入混乱与纷争不断，更引发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洛佩兹甚至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一段“艰难的时期”，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历史是一段“衰退”的历史。晚近的研究对上述观点有所修正。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早期意大利的衰落是相对的。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在城市国家向区域国家的过渡发展之中，意大利的近代国家理念也在不同地区和社会中孕育并实践。重视地方史和微观史研究的意大利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不断深化对意大利地方社会和基层社会应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危机与衰退的认知。
武汉大学蒋焰副教授提出城市史研究可引入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等视角进行综合考察，打破相互之间的藩篱，并重视研究中的理论指导和理论构建。针对欧洲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联系与区分问题，蒋老师认为，从经济史、社会史等角度看，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联系确实非常紧密；但从政治史层面而言，我们也要注意到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主权国家兴起这一因素以及由此造成的二者的区别。此外，蒋老师还提到意大利的城市虽然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出现了一定衰败趋势，但此时意大利的城市形态更像是城市国家，在与其他西欧主权国家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这也是我们在对比意大利城市和西欧某些其他地区城市时需要注意的。
最后，大家还就英法意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路径及其异同展开了讨论。如法国在中世纪城市公社运动期间，很多城市相继获得特许状，但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随着法国王权的强化，城市的发展逐渐被置于王权之下，相对应的英国的城市自治传统又呈现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沈琦老师认为，英国城市的自治权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也出现了被王权和国家所剥夺的情况，两国的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吕昭老师则指出，英国和法国之间具有差异性，其实法国内部也具有差异性，比如法国南方和北方城市与王权的关系便有所不同。法国南方的城市类似于意大利，是城市共和国，在十二世纪之后自治权才逐渐缩小。北方城市的自治权与王权则联系紧密。近代国家的兴起是王权发现城市的过程。在国家层面，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的确越来越受制于王权，但其内部的自治权未必是一个线性衰减的过程。许明杰老师指出，观察英法意的差异也要注意地理因素，英格兰国土面积小，国王易于控制，故王权强大。尚洁老师提到，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区域国家确实曾试图模仿近代主权国家的管理形式，但中世纪城市自治传统和非职业官僚体制都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类似的讨论也让我们可以从一个跨区域、跨国别的比较视野来观察历史演变的路径，从而挖掘出更为丰富且具有多样性的历史图景。
（经所有与会学者审阅并授权，稿件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熊芳芳教授、尚洁副教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