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的“本雅明支流”： 诺伯特·博尔兹“感知”论初探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吴余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数字媒介技术视域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探索”（项目号：2019THZWJC57）、北京印刷学院学校基础研究重点项目“5G背景下移动终端的场景传播研究”（项目号：Ea202005）阶段性成果。

英语作为20世纪以来世界上通用的学术语言、同时作为中国学习人数最多的外国语，语言隔阂被缩短，从而导致学者、学生们对来自英美世界的媒介理论愈加关注，使之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种情况间接使得欧陆媒介理论，尤其是德国媒介理论在中国显得“寂寂无名”。这种“无名”的状况尽管在近期稍有改善——因为近几年国内对于弗雷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的相关理论已有关注。

然而，在德国当代媒介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其他人物如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弗雷德里希·基尼里（Friedrich Knili）和克里斯多夫·托楞（Christoph Tholen）等人在中文学术界乏人问津，以至于学界中人对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了解局限在某几个特定人物，不免予人产生“一叶障目”之感，从而进一步产生某些认识偏差。毫无疑问，这三位学者对于德国Medienwissenschaft的“成长”贡献良多。当中，博尔兹对德国媒介理论的贡献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他在1990年打出了“别了，古登堡星系”（Farewell to the Gutenberg-Galaxy）的旗号，并撰写了《古登堡星系的终结》（Am Ende der Gutenberg-Galaxis）（1993）一书。《古登堡星系的终结》似乎要公然“反转”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的“麦克卢汉元素”，与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学者黄旦提出的“重构‘古登堡星系’”（黄旦，2020）的观点有较大的差异。

马修·阿伯特（Mathew Abbott）总结了本雅明的部分研究对象并指出本雅明研究的折中主义色彩（eclecticism），即以不同的理论、方法挑选研究对象中的要素重新“拼贴”后进行创作：本雅明作品中研究对象包括“建筑、电影、大众文化媚俗、时装、摄影、海报、艺术品市场和政治经济”等，这些研究对象“为他的写作以及政治与感知（德文：Wahrnehmung，英文：perception）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见解”（Abbott，2010）。这反映了本雅明本人的研究兴趣、对象之广。而博尔兹的研究兴趣也时常处于变化之中，有评论指出他的研究主题广泛且分散，同样受到多位学者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清算’、‘1968抗议一代’、新媒介与传播形式的系统理论分析、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等等（Zähringer，2006）。由前可见，博尔兹的理论路径与本雅明有部分相似，也存在着一定的折中主义色彩——但这种色彩并非是列宁（2017）所言“回避具体的东西，用抽象的东西进行欺骗”的负面意义，而是正面的。博尔兹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对阿多诺、麦克卢汉、基特勒乃至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其他研究者的观点进行重新整合并统摄在于本雅明式的媒介美学（Media Aesthetics）之下。因此，博尔兹构造了以“本雅明为基底、统摄其余研究视角”的综合体，这和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其他学者的理论体系大相径庭。

一

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发展与

诺伯特·博尔兹的学术历程

在法兰克福学派成型之前，本雅明的一系列作品涉及到了各类文化媒介的分析，例如《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涉及了电影研究，《摄影小史》对摄影进行了深入批评，《绘画与摄影——第二巴黎书简》比较了绘画与摄影两种媒介，等等。他的一系列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直接或间接启发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亲密追随者建立了一系列的批判研究传统，从历史和哲学视角关注现实的社会文化——尤其是着重关注文学、音乐与电影等高雅文化研究，阿多诺关于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便是其中的典型。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的研究视角不同，本雅明关注的是一系列的媒介个体“碎片”，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是媒介背后的社会“整体”。这两者对博尔兹的影响颇深，可以从博尔兹本人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成果中显示出来；反过来看，他的学术历程又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衰、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发展息息相关。

1953年，博尔兹出生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路德维希港。1970年他在当地的马克斯·普朗克高级文理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在曼海姆、海德堡和柏林学习哲学、英语、德语与宗教研究。1977年于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雅各布·陶伯斯（Jacob Taubes）。他的博士论文名为《美学的历史哲学：西奥多·阿多诺“文学笔记”的解释学重构》，论文从解释学的视角对阿多诺的作品《文学笔记》进行了分析，重新定位了阿多诺在美学历史哲学上地位，这是博尔兹系统性地接触法兰克福学派及其追随者的研究的开始，也是他系统性关注媒介的“美学—哲学”研究的一大标志。

博尔兹毕业之时，恰逢法兰克福学派走向衰落，其衰落的原因有二：首先是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一大批法兰克福学派中坚力量的离世；其次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的严重学术分歧，导致法兰克福学派走向解体。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也就此失去市场，至此出现了一个理论的真空。而这一理论真空，最终被“法国后结构主义、系统理论和一些麦克卢汉式的手法”所填补（Leschke，2016：184）。换言之，麦克卢汉的思想正是趁着这一段理论真空被德国学者所注意、引入并进行重新解读，德国的当代媒介学派至此开始萌芽。

然而，严格意义上的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研究是以“电影与电视研究”的名目出现于1970年前后（Pias，2016：23），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某些文化媒介的研究相类似——两个派别同样关注电影、音乐等高雅文化，而不同的地方在于录像机的普及化让“电影与电视研究”这一名目有了普及的物质性研究基础。但基特勒在一次讲座活动中提到“如今的媒介学研究只是取得地中海俱乐部资格中的一个环节而已”（Pias，2016：17）。到了1972年德国学者基尼里在柏林工业大学正式成为德语世界第一任媒介学教授并创造了Medienwissenschaft一词，以和公共媒体学与传播学研究（德文：Publizistik 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英文：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及电影与电视研究相区分，即便如此他也表示“并不知晓媒介学研究何物”（Pias，2016：17）。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直到德国科学与人文委员会开始使用“文化学视角下的媒介性研究”（德文：kulturwissenschaftliche Medalitätsforschung，英文：Studies in Mediality withCulturology Perspective）以正式称呼除却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以及电影与电视研究之外的媒介研究，从而确立了研究的制度化基础——可以看出，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关注定性分析，在某些方面承接了电影与电视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所使用的分析理论和分析工具来自于解释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方面，而非如传播学一般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面向的对象偏向“物质性”，涉及到电影、电视、印刷机……然而五花八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路径使得德国媒介学被讥讽为“不存在所谓的德国媒介理论，充其量只是一堆五花八门的理论范式，而且这堆不兼容的理论范式在其中彼此对立”（Winthrop-Young，2006：88-90）。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委员会确立正式称呼之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已经趋近成熟，甚至发展出了基特勒所称的“文化技术”（德文：Kulturtechnikforschung，英文：Cultural Techniques）等观念。这正是博尔兹毕业之后所处的学术环境。而从博尔兹之后的学术研究进路来看，他无疑是学派中的一员。

在博士毕业之后的这种“混乱”与“碎片化”的状态之中，博尔兹继续担任了陶伯斯的助手——陶伯斯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编纂《本雅明文集》时“制造”了一场本雅明与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关于“政治神学”隔空论战的学术热点，引发了德语学术界对本雅明的关注。作为陶伯斯的助手，博尔兹也随陶伯斯深度参与了这一次“热点战争”，他协助陶伯斯或与陶伯斯合作发表了一系列与这次论战以及与本雅明有关的论文。

陶伯斯于1987年去世后，博尔兹1989年完成了名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哲学激进主义》（ Philosophischer Extremismus zwischen den Weltkriegen ）的德国大学任教资格论文，随后留任柏林自由大学讲师。“热点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走向平息之后，博尔兹开始逐步转向了第二阶段，即媒介研究领域。他撰写了大量媒介研究相关作品，1990年撰写了他的媒介理论代表作之一——《新媒介理论》（Theorieder neuen Medien）一书，随后声名鹊起，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因此博尔兹与被视为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其他学者们正式产生联系，而英语世界也早在1991年便有学者注意到该书。荷兰媒介学者格利特·洛温克（Geert Lovink）撰写了该书的首篇英文书评（Lovink，1991）。1991年博尔兹与威廉·范·雷恩（Willem van Reijen）撰写了《沃尔特·本雅明》一书。1992年之后博尔兹转往埃森大学（UniversitätGH Essen）任教，1993年撰写了《古登堡星系的终结》，1994年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另外两位学者基特勒和托楞合作编撰了《计算机作为媒介》（Computer alsMedium）一书——该书的出版证明博尔兹受到了基特勒“文化技术”的影响。

博尔兹于2002年转到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Berlin）任教，直至2018年退休。总结而言，博尔兹自留任大学教授到退休这段时间，主要关注以下几个研究范畴：第一是媒介理论与媒介哲学，主要以《新媒介理论》《沃尔特·本雅明》等作品为核心、基于本雅明理论基础的、不同于媒介环境学派和基特勒式的审视媒介与技术的人类学唯物主义视角进行一系列媒介批判，此外还提出“媒体提供了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替代品，作为宗教的传播今天已经取代了宗教传播本身（An die Stellereligiöser Kommunikation tritt heute Kommunikation als Religion）（Bolz，1996：145）”的论断，甚至在《宗教知识》（Das Wissen der Religion）（2008）一书中认为大众媒体实际上已经替代了现实中宗教的部分职能；第二是消费主义与社会，博尔兹（1999a）在《无形经济》（Die Wirtschaft des Unsichtbaren）中认为传播、知识、灵性和设计是决定未来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而在《消费主义宣言》（Daskonsumistische Manifest）（2002）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第三，博尔兹还较为关注德国社会，对于德国家庭、德国平等主义的发展等多方面都撰写了论著进行批判。博尔兹所涉及的研究范畴、碎片与断言式的写作方式较难让人总结出一个关于他研究的系统性体系，这种情况符合所谓“媒介游击队”（MediaPartsan）的特征（Zähringer，2006）——这也和当年的本雅明的学术风格非常相似，但无论在何种研究范畴中，他强调“感知”的内核是不变的。总而言之，如果不对博尔兹与法兰克福学派、基特勒、麦克卢汉的关系加以定位，就无法“锚定”博尔兹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和本雅明，以及本雅明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的关系问题。本雅明的研究启发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与崩溃成为了德国当代媒介学派成长的重要源泉，被重新解读后的麦克卢汉的思想又成为了后来基特勒“文化技术”的立论基础与批评对象，博尔兹则以本雅明为基础、融合了上述学者、学派的理论思想进行“再造”。这一系列的思想传承过程既是线性推进又是互相“嵌套”的。随着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基特勒主流”的兴盛，回归“本雅明支流”这一共同本源的博尔兹自然就少引人注目。故此，对博尔兹本人以及博尔兹的本雅明“底色”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博尔兹的本雅明“底色”

——作为一种“感知”理论的媒介美学

本雅明将19世纪的巴黎本身乃至附属的所有媒介视为“脚本”——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唯独没有把电影解释为“脚本”，而是解释为一种“新媒介”，并以此“新媒介”“植入”他所编写的“美学测试程序”（Aesthetic Test-programs），博尔兹以医学术语“神经支配”对上述行为进行了概括（Lovink，1991）。这就和基特勒式的媒介技术哲学观念，即和“摒弃了以人的身体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传统，转而强调媒介物质性，反对法兰克福学派严重忽略了技术条件而过度强调人文学和人类的传统”的观点（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2019）出现严重分歧。仔细审视本雅明的一系列作品，可以发现他的作品的研究领域横跨了历史、哲学、文学、神学与政治学等多个领域，颇有些当代“跨学科”的风范。但是，在博尔兹的视野中，本雅明最为重要的是“美学”——他认为本雅明所设想的“美学”（Aesthetics）不仅是作为美术学科理论的一部分，其核心是将知识考古带入对梦境意识、幻觉、时尚和广告的研究之中，并将艺术品的特定艺术价值视为其社会功能的一种浪费，反复强调审美实践的工具性和适用性，呈现为自然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Bolz，2003：25）。这种作用从宏观层面看，即是作为希腊词根本源（aisthesis）的一个术语：一种感知理论，这种理论成为一门新的指导性科学，也必须成为一种关于媒体/媒介的理论（Bolz & Reijen，1991/1996：71）。这就是本雅明式媒介美学的核心。显然，这种“感知”的产生，从微观层面上看有赖于作为人的身体一部分的感觉器官的工作。然而，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进步，媒介的表现也在进一步发展变化，导致作为工具的媒介逐步渗透了人类所生存的真实社会，换言之“感知”已经被现代社会充斥的各类框架（frame）和工具（tool）“赋予了一种技术结构，并将其物化”，这些事物无疑扭曲了人类所感觉的真实世界的“自然面貌”，也扭曲了人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Bolz & Reijen，1991/1996：71），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感知”并非全然等于人类的感官被技术支配。

那么，这种“媒介美学”——或者“感知”理论来源于何处？如果仔细审视本雅明，可以发现《拱廊计划》（Passagenwerk）这一针对十九世纪的巴黎商业的宏伟计划，是本雅明式媒介美学的源头。博尔兹指出，（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写作”（writing），在不同的时代，“写作”这一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在本雅明的时代以“图像”作为“脚本”（script）进行写作，这种“图像”可以表现为广告、建筑或者是时尚等等（Bolz & Reijen，1991/1996：71）。例如，处于十九世纪大工业发展时代的巴黎被广告牌带来的“数据洪水”所淹没，广告内容提供的是一种既定的、强调某种观察的“触感”的展示“脚本”，而非书籍这种“旧媒介”提供给读者可以主动“想象”的阅读体验，成为所谓的“海报世界”（poster world）（Bolz，1999b）。书本中的文字是 “文字脚本”，但是当时的广告充斥了大量的图像——这些图像实际上是文字的“形象脚本”。于是，广告本身变成了一份“不适合阅读的手稿”（Bolz & Reijen，1991/1996：72），这就反映了博尔兹口中的古登堡星系和新媒介世界之间交触的“界面”（interface）。

无疑，新旧媒介之间的“界面”，为人类的“感知”提供了多种不同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媒介技术重新组织了人类对于“时间”（time）的感知。十九世纪的静态图像到二十世纪的动态图像序列（电影）的出现、镜头语言的“诞生”，使得人类的观看行为（感知）变成了不同时代的蒙太奇（montage）形态（Bolz & Reijen，1991/1996：74）。电影——作为当时的“新媒介”，在本雅明的媒介分析体系中成为核心分析对象（Bolz & Reijen，1991/1996：71）。因此，不难理解本雅明的媒介美学最终发展成一种图像——电影分析的理论：书籍——作为古登堡星系时代的代表物，用处于这个时代的“概念”来解释新时代的电影是不合适的：“电影是一种‘感知’进化的结果”（Bolz & Reijen，1991/1996：72），创造了一种处于荧幕（界面）中的虚幻现实体系，导致时尚取代了风格，广告取代了艺术，“影像真实”（filmic reality）取代了美感（Benjamin，1972）最终达到对“图像机械复制的再现以及将写作从书面印刷中解放出来”的目的（Bolz & Reijen，1991/1996：71）。

三

“感知”的现代“延伸”

——博尔兹对本雅明媒介美学的发展

“感知”（有时候也被称为“感觉”）在本雅明的理论体系中拥有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它也进一步“延伸”到了博尔兹的理论之中，博尔兹以本雅明式的媒介美学作为“武器”，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一番“批判”，同时从中观层面——尤其是人类集体感知层面将“感知”引入了新媒介时代下的媒介发展分析。首先，博尔兹提出了纯粹媒介（pure media）的观点，所谓纯粹媒介即“通过消除白天和黑夜、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差异，进而消除了传统人际关系中的时空因素”（Bolz，1999b）的一种媒介形式，最典型的就是电光（electric light）这一媒介，这种媒介形式本身所携带的信息并不会受到信息内容自身的限制，它自身的“辐射”就是一种简单信息，“媒介即讯息”（McLuhan，1964）。传播形式的历史表明，媒介本身就是讯息。相互交流被信息所取代，信息则被感觉所取代”（Bolz，1999b）。正因为如此，感觉的选择过程决定新闻传播的“流向”。当代新闻信息的传播要迎合接受者/受众的“感知”，反过来也导致了接受者/受众的“感知”选择过程变成了一种反向“决定”新闻内容的虚拟社会行为，它们的互动性为接受者/受众的“感知”的持续提供了持久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甚至产生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式的Kommunikation（沟通）系统，有学者总结这一系统是“讯息、告知、理解三阶段的综合过程”，而感知是“内部次系统对于外部世界的建构”，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激扰的关系”（朱渝阳，2014）。

其次，所有的一切“感知”，都指向了“距离”这一关键要素。本雅明对于巴黎“闲荡者”（flâneur）的研究，启发了博尔兹对于大众媒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化评论家、记者和摄影记者”集体的明确状态定位：“（他们）代表了这样一种高潮：与其他成就相比，等待捕捉、准备捕捉且持续地处于准备捕捉信息的状态，变得尤为重要”（Bolz，1999b）。而新媒介的出现，更是直接加强了他们的这些属性，同时直接回应了作为新媒介的大众媒介电光式的“无处不在”。而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出现，直接拉近了受众与信息的“距离”，促使人类对于信息的“感知”从需要通过报纸文字或者是广告牌的静态/静止时间视觉转变成了直接可以观察真实现场的动态/运动时间视觉，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动态/运动的时间可以被“修改”进行重新呈现。换言之，在古登堡与新媒介的“界面”之间，一种新的时间感知形态/节奏就此诞生，人类只需要这些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的信息传达，而无需以亲身到达现场的形式获得信息。于是，身体的“在场”（Presence）就被大众媒介所“消灭”，真实时空存在的距离被大众媒介变成了零距离的触觉，也即“眼睛和图像发生碰撞。感知已经不再是保持距离之下凝视的洞察，相反，它是监视器数字化触感下的触摸”（Bolz，1999b）。时空距离就此被抹除，受众也会深深嵌入这种状态之中——毕竟人类大多数时间依靠视觉来获取信息。只是，此时随着机器的“进入”，“气韵”（aura）的消失在所难免。

最后，关于感知与信息的关系。不妨将麦克卢汉拿来进行对比——在博尔兹看来，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乃是将“媒介/技术”进行人格化的体现，这种体现表明了麦克卢汉本人对于人类“感觉和感官”的重视。然而，在因现代科技发展而出现的新媒介面前，麦克卢汉的理论出现了不能调和的矛盾。在博尔兹看来，麦克卢汉的理论暗含了“人和媒介是一个有机连续体”的意味，新的机器（技术）形式隐藏在旧的“身体形式”之中，“去拟人化（desanthropomorphization），即身体性形式的爆炸，被认为是‘现代性的范式是机器’这一事实的真正技术原因”（Bolz，1999b）。因为新（媒介）技术的存在，任何已发生之事件都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重现，而且这被视为媒介“嵌入”了人们的身体中，似乎证明了“媒介即人的延伸”和“媒介即讯息”的正确、麦克卢汉式的“感觉与感官”的胜利。然而，即便是媒介技术如麦克卢汉认为具有部分“人体的特征”，但是博尔兹认为“媒介即人的延伸”并不存在，公平地对待现代新媒介应当符合“它涉及到器官的集体神经支配；集体必须借由技术来组织”（Bolz，1999b）两大原则，否则媒介技术将会反向影响人类的感知和感觉。

有必要指出的是，博尔兹还进一步在麦克卢汉的新媒介观点上进行发挥，他认为对于“媒介”本身还可以引入“仿真/模拟”（Simulation），从而导向传统媒介的“终结”，因为“没有媒体可以超越”（Es gibt kein Jenseits der Medien）（Pörksen，2002：440）无所不在的物质演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媒介，它们“创造/模拟”了一个Simulation的世界。依照他的“感知”观点可以推论出，在无法从一个更高层次的维度进行观察的前提下，“处处皆媒”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对媒介要素的“感知”走向衰落。但是，只要人类的感知系统仍旧存在，这一切媒介都会或多或少刺激人类的感知，人类可以据此进行“生成并确定”的流程。互联网的存在使得人类自体产生并加速了他自己书中所言的“世界传播”的效果。由于缺少了“人类”这一主位因素，判断“Media”的过时与否也就失去其合理性。故此，“After Media”的命题，甚至“New Media”本身也不会再成为一个问题（Pörksen，2002：457）。在这种情况之下，以数字出版重构“古登堡星系”（黄旦，2020）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

结语

1940年9月27日，本雅明自尽身陨，但他的理论八十年后影响犹在。从博尔兹的理论中可以看出，只有将新媒介视为自然存在和“世界上的物品”，才有可能自由使用新媒介——归根结底，博尔兹所发展出来的“感知”，从微观层面上是一种基于个体感官与媒介技术综合作用的感知理论，从中观层面上是一种基于某一集体的感知理论，从宏观层面上是一种基于美学理论的感知理论（Bolz，2003：29）。这和中文学术界熟知的基特勒的理论大不相同，基特勒强调媒介物质性本体论，抛弃了人文主义传统；而博尔兹则是继承并发扬了本雅明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基础，并将其在现代媒介环境中加以运用分析，这无疑是对于德国当代媒介学派基特勒一脉的“背道而驰”。同时，他的理论在糅合了本雅明、麦克卢汉、卢曼以及诸多其他理论家的内容，且能够统摄在“感知”的体系之下，并在此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的审视媒介的新“地图”。因为博尔兹的理论体系的独特性，他能与基特勒、克莱默尔等人被列为德国媒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产生了较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让英语世界注意到他的存在，也引发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他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如《古登堡星系的终结》（1999）、《世界传播》（2002），在日本的媒介学课程教学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和本雅明一样，博尔兹在现实世界的媒介实践也极为频繁：接受采访、使用推特且频频发推、撰写报纸专栏与书籍等等，甚至在设计学界也有所建树……本雅明被称为“难以分类的人”，这一称号也适用于博尔兹本人。但无论如何，博尔兹的理论呈现出少为人注意的德国当代媒介学派中的一条小“支流”，这也提醒了我们“人——媒介/技术——社会”大体系中“人”这一要素的重要性，值得中文学术界注意。而这种超越传统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框架的媒介理论思维框架，也需要纳入我们的新闻传播学课程学习。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Melissa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