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擒获张士诚弟张士德？《明实录》别有用心，故意移花接木

元末乱世，群雄并起，互争雄长，逐鹿天下。

朱元璋与张士诚相争过程中，张士诚之弟张士德被擒，是此消彼长的一大转折点。

张士德，小字九六，“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所略定”。可以这样说：张士诚能挣下偌大霸业，主要仗赖于张士德的能谋善战。

但是，关于张士德如何被擒，《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却有些混乱。

按照《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七月辛已(至正十六年七月初三，公元1356年7月30日)，……（徐）达帅师攻常州，进薄其垒，……士诚遣其弟张九六以数万众来援。达曰：‘张九六狡而善斗，使其胜，势不可当。吾当以计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设伏以待。仍命总管王均用率铁骑为奇兵。达亲督师与九六战，锋既交，均用铁骑横冲其阵，阵乱。九六退走，遇伏马蹶，为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获，并禽其将张、汤二将军。九六即士德，枭鸷有谋。士诚陷诸郡。士德力为多。既被禽，士诚气沮。”

即至正十六年七月，徐达、汤和、张彪带兵进围常州，张士诚担心常州守军抵挡不住，派张士德率军往援，结果张士德中了徐达的埋伏，“先锋刁国宝、王虎子所获”。

但是，徐达既然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明太祖实录》没记载有朱元璋对徐达有任何表彰；反而，徐达在七月活捉的张士德，到了八月庚午（该年八月二十二日），“元帅自徐达以下俱降一秩”，徐达本人及其手下所有军官都被降了一级官级，理由是久攻常州不下，“老师无功”。

按说，一码归一码，徐达及其军团将官久攻常州不下，受到降职处分是正常的；但擒捉张士德，为什么不予以表彰？

还有，《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卷一二五《徐达传》；《国史考异》卷一；《明通鉴》前编卷一；《国初群雄事略》卷六《周张士诚》等书，在记载徐达“围城打援”的这一段：只是说张士诚派几万军队增援常州，中了徐达设在离城十八里的埋伏，惨遭失败，部下张、汤二将当了俘虏。这和前面《明太祖实录》所记“并禽其将张、汤二将军”是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张士德被擒。

最诡异的是：同卷《明太祖实录》又记：“十月戊申(至正十六年十月初二，公元1356年10月25日)，张士诚兵既败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禽，士诚惧，遣其下孙君寿奉书，来请和。”

在请和过程中，张士诚开出的条件是：“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白银)三百斤“。朱元璋则要他归还曾派去交好的使者和俘去的詹李二将，并岁输粮五十万石。朱元璋在信中提到：“尔获我詹李二将不过小校，无关战局，我捉尔张汤二将，尔之左右手也。’这里，只说捉到了张汤二将，没有张士德。

由此可见，张士德的被擒不应该是在这段时间。

其实，《元史》有记：“丙申（指至正十六年）七月，士诚兵陷杭州，杨完者击败之。”而陶九成《辍耕录》在记载杭州之战时有提到：“士德与王与敬偕往。”

即张士德在至正十六年七月参与了攻打杭州，八月回到平江，是不可能会在常州被擒的。

说过《元史》，再来说说《明史》

《明史》卷一百三十三《赵德胜传》里明确记：“（赵德胜）复从遇春攻常州，解牛塘围，复广德、宁国。取江阴，攻常熟，擒张士德。”即擒捉张士德的人是赵德胜。

而在常熟虞山西北湖桥立有一块《梁国赵武桓公神道碑》，碑是为纪念大将赵德胜（其于洪武六年，追谥武桓）的，碑文为明初大学士宋濂所写，收录在《銮坡后集》中。文中明确记载了擒捉张士德的时间为：“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阴。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张士德出挑战，公麾兵而进，士德就缚。士德，士诚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无锡诸寨。”

丁酉年为至正十七年，即擒捉张士德的时间是至正十七年七月，与《明太祖实录》上的记载整整相差了一年。且碑文记载擒捉张士德的地点和《明史.赵德胜传》的记载相同，都是常熟，不是常州。

实际上，擒捉张士德的地点应该就在立碑处——常熟虞山湖桥。

因为，张士德被擒后，在张士诚幕中授内史之职、寻迁学士院学士的吴中诗人陈基，曾在虞山湖桥写过一首怀念张士德的诗，该诗后收录于《夷白斋稿》，诗云：

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

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

填海欲衔精卫石，驱狼愿假祖龙鞭。

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

另外，《天潢玉牒》有记：“丁酉六月取江阴州，攻尝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

同样，《皇明本纪》有记：“丁酉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

上面说了，丁酉年为至正十七年，从这两书可以确认擒捉张士德的时间是至正十七年七月。

还有，《元史》的《顺帝纪》、《达识帖睦迩传》均有记：至正十七年，张士诚为书请降，达识帖睦迩承制令周伯琦前往抚谕，诏以张士诚为太尉，张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

如果张士德已在至正十六年被徐达所擒，则距离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向元廷纳款已有一年多，怎么还会授予张士德平章政事之职？

再看《明太祖实录》中徐达打常州后的经历：

1、“三月壬午(至正十七年三月初八，公元1357年3月18日)，克常州。初，常州兵虽少而粮足，故坚拒不下。及诱叛军入城，军众粮少，不能自存，达等攻之益急，吕珍宵遁，遂克之。”

2、“三月己丑（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公元1357年4月4日），徐达，常遇春，桑世杰率兵取马驮沙，克之。”

马驮沙即今天的靖江市，与常州相距一百二十里左右。徐达于三月初八拿下了常州，于三月十五日攻下了马驮沙，这前后时间仅仅用了七日。

3、“四月丁卯（至正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357年5月12日），克宁国路。先是徐达，遇春取宁国路，长枪元帅谢国玺弃城走，守臣别不华、杨仲英等闭城拒守，城小而坚，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创而战。上乃亲往督师，既至登高，望曰：‘如斗之城，敢抗吾师！’乃命造飞车，前编竹为重蔽，数道并进，攻之，仲英等不能支，开门请降。”

从拿下马驮沙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四月二十三日拿下宁国路，满打满算，用三十八天；而且考虑到徐达军队要先从常州到马驮沙、再从马驮沙折往宁国路途上消耗的时间，即用“久不下”的说法实在有些牵强。

但是，转换一下思路，如果徐达在三月十五日打下了常州后，没有攻取马驮沙，而是直接攻打宁国，那么前后花了四十五天时间，“久不下”之说大概可以说得过。

可见，打下马驮沙的人应该不是徐达，而是另有其人。

此人是谁呢？

《明太祖实录》又记：“六月乙未(至正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357年7月5日)，命长春院枢密院判官赵继祖，元帅郭天禄，总管吴良取江阴。”

注意，至正十六年都元帅郭天叙、左元帅张天佑率军队从句容出发攻打集庆，却被诈降的陈埜先残忍杀害，当时作为郭、张部将的赵继祖在乱军中杀出，逃回了句容。

另外，《明史?赵德胜传》有赵德胜攻打芜湖后，再攻句容的记载。

即赵继祖和赵德胜曾一度在句容合兵。

现在，在至正十七年六七月间，赵继祖出现在江阴——江阴与马驮沙隔江相望，距离近在咫尺；赵德胜又出现在常熟。

这说明，攻打马驮沙的人，应该是赵继祖和赵德胜等人。

那么，问题来了，《明太祖实录》为什么要把赵继祖和赵德胜等人打下马驮沙的功劳记在徐达的头上？是为了塑造徐达“战神”形象的需要吗？

肯定不是。

《明史?常遇春传》里说：“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至是骄蹇有异志，与参政赵继祖谋伏兵为变。”即邵荣是当时位居徐达、常遇春之前的第一大将，结合邵荣后来与赵继祖“谋伏兵为变”等情况看，赵继祖和赵德胜当时应该都是在邵荣的麾下。

这么一来，问题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把赵继祖和赵德胜等人打下马驮沙的功劳记在徐达的头上，非为塑造徐达“战神”形象，而是要抹杀邵荣的战功！毕竟，邵荣是都元帅郭天叙、左元帅张天佑死后，地位堪与朱元璋相抗衡的郭子兴旧派系势力的大将。

《明实录》移花接木之举，实在是煞费苦心！

风头曾经盖过徐达、常遇春的邵荣，也在《明实录》的别有用心下，成为了一个打酱油的历史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