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懂《瓦尔登湖》的，其实是中国人

《瓦尔登湖》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为什么梭罗笔下十九世纪的美国，会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并且梭罗的影响持续至今？

书中真的展现了作者梭罗的真实一面吗？为什么有人说梭罗是不折不扣的“两面派”？

今天做客硬核读书会的是《梭罗传：完整的一生》的译者、小说家钱佳楠，她将为讲述梭罗身上的“隐士精神”。

✎作者 | 钱佳楠

几年前，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凯瑟琳·舒尔茨在《纽约客》上撰文揭露亨利·戴维·梭罗的“真面目”。

[美]劳拉·达索·沃尔斯 著，钱佳楠 译

理想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1

作为中国读者，我从这篇批评中看到了中西文化对“隐士”的不同理解和想象。在西方语境里，隐士往往是彻底的厌世者，他们或在山顶建造堡垒，或独自住在荒岛和森林。

大海、深山和丛林构成天然的屏障，他们自此远离社会的规训。倘使他们再与人世保持通渠，或做任何努力增加隐居生活的舒适度，那么他们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欺世盗名者。

我暗暗感到中文语境对隐士有着独特的定义。固然，归隐是为了与俗世的陈规划清界限，但很多时候，我们的隐士“处江湖之远”仍“忧其君”。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所以超凡脱俗，是因为他经历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一种“过尽千帆”后的豁然开朗，而不是坐井观天，画地为牢。

更重要的是，这些隐士从未真正放下对尘世的牵挂，隐逸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虚伪人事的揭露和批判。武侠大约是中国文学对隐士最极致的想象，侠客或许藏身茫茫大漠，又或许终年与大雕为伴，但倘若襄阳城受困，他们会当仁不让，携手抗敌，因为内心深处，他们大抵都服膺郭靖所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回到舒尔茨的檄文，倘若把梭罗换成我们的大诗人李白，我们不会因为李白得到唐玄宗召见时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否定了他之后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美]亨利·戴维·梭罗 著，徐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

曾把庄子想象成自己前世的海子（“也许庄子就是我/摸一摸树皮/开始对自己的身子/亲切”）写下过《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手头没有别的

抓住了一根棒木

那木棍揍了我

狠狠揍了我

像春天揍了我

诗中的“揍”字颇有佛教禅宗“当头棒喝”的意思，似乎是诗人忽然从精神的寒冬中得到了“解放”。梭罗对海子影响至深，后者卧轨自杀的时候身边的包袱里放着《瓦尔登湖》，而在此，海子没有细说梭罗究竟如何“解放”了他，但海子生前的好友、作家苇岸在散文《我与梭罗》中解释了这位美国作家带来的启迪。

苇岸受到的启迪来自两方面：在文字意义上，梭罗破除抽象化的概念，转而借助富有质感和温度的自然事物进行表达。因此，在苇岸眼中，梭罗的语言是鲜活的、流动的；精神上，梭罗看清商业社会把人异化为工具，从而剥夺了人的完整性。

苇岸写到，每个人都站在社会分派的岗位上，就好比一截截从身上锯下来的肢体——作为一只手、一个胃、一条腿而存在，是梭罗用回归自然的生活实验来崇尚并捍卫人的完整性。

有趣的是，这两条美誉都包含对梭罗的误解。首先，梭罗在英文原文中出了名的晦涩难懂，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梭罗把具体的自然事物用作抽象的隐喻来增加自己说理的砝码。这种写作方式可以追随到《圣经》，如基督用麦子和稗子的寓言来讲述人子和属于魔鬼的人的分野。但是梭罗所使用的自然隐喻要更频繁、更随性。

美国知名新批评派学者芭芭拉·约翰逊曾撰文谈过她阅读梭罗行文时的绝望：“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追踪它们。”梭罗如此写道，但这里的“猎犬”“栗色马”和“斑鸠”究竟有何意味，梭罗讳莫如深。

梭罗确实崇尚人的完整性，但与其说他反对人囿于某一岗位或职业（这或许也是那个政治狂热年代留给苇岸的梦魇），不如说他是在捍卫人在道德上的自觉，而后者扎根于他的信仰。众所周知，梭罗是超验主义者，虽然超验主义学派内部莫衷一是，但都认同神性存在于每个人之内。

回到梭罗所生活的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工业革命正在重塑他的世界：他目睹着挚爱的树林被伐尽，他年轻时泛舟的小河为棉花厂发电，新造的铁轨削掉了瓦尔登湖的一个角；而在更大的国家层面，美国的民主制度还很原始，很像代代相承的家族产业，到处是不平等，经济则完全仰赖奴隶制。

这一切真正让梭罗感到忧惧的是丧失道德上自由。当时正如火如荼展开的美墨战争在他看来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他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却无法阻止。而之后1850年通过的《逃亡奴隶法案》更是把罪恶的奴隶制带到了他原本宁静的康科德家园。新法案规定，即便黑奴从南方的蓄奴州逃到北方的自由州，他们仍属南方奴隶主的财产，任何帮助其逃亡或知情不报的行为都违反法律。

我们在梭罗的笔下看到他对自然的凝视，其实他试图看到的是上帝，是神性，是信仰。

《瓦尔登湖》中《更高的律法》一章，他在自然中体会的所谓“律法”指的就是上帝的真理；梭罗的政治散文也常常笔锋一转，以自然事物作为希望的隐喻，比如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尾声，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因拒绝缴纳人头税（以抵制美墨战争）而入狱一晚，而次日早晨获释之后，他以自己要组织邻居去郊外采越橘而给这段经历匆匆收尾.

又如《马萨诸塞州的奴隶制》一文，他也在末尾部分让自己走向希望：“但是，前几天很偶尔的，我闻到荷花的芳香，我等待的季节已经来临。这是纯洁的象征。”

在此，“荷花”这一象征源自梭罗阅读的佛教典籍，也是周敦颐所写的“出淤泥而不染”的意思，梭罗以此强调神性一定会从人性的堕落中生出，这是《逃亡奴隶法案》通过之后他在黑暗现实中唯一能找到的亮光。

然而，在当代美国的生态批评家看来，梭罗从未“看见”自然，他看见的不过是自己的投射。当他感到绝望时，他“迫使”自然“传递”希望。他笔下的自然事物是由他注入各种意义的象征和隐喻，而自然本身从来不作为人的慰藉存在。

梭罗把自然事物视为象征，并从象征中寻找慰藉，熏陶品性的方式对中文语境里的我们全不陌生。千百年来，无数的中国诗人都这么做。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落泪和伤别的从来不是“花”“鸟”，而是诗人自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不是说月的“阴晴圆缺”印证了“人有悲欢离合”这一真理，而是因为我们深知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所以月的圆缺加深了我们情感上的感触。我们早就明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在梭罗的同时代人或后来美国批评家的眼中，他的宗教情绪常常走向“极端”，他的自然写作从未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然而，这些批评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无伤大雅，我们大多缺乏梭罗所处的宗教语境，所以看到的也并不是梭罗借着自然“自说自话”的怪异，而是一个永远在感受、在经历、在生活、在思考的“完整的人”。

这些微妙的语境差异就构成了海子、苇岸和多数中国读者所理解（想象）的梭罗，一个“完整的人”：叛逆，倔强，自立，从不缺乏说“不”的勇气。

读完《瓦尔登湖》以及梭罗的其他著作，我们或许都认真抄下很多文中的名言佳句，但这些章句随着时光流逝会逐渐淡去，永远不会淡去的影像是梭罗亲手搭建木屋、用“打仗”的姿态锄豆子、因为拒绝交税而锒铛入狱，等等。

梭罗在19世纪美国所遭遇的大多数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乃至世界都仍然存在：商业社会把我们和物质捆绑在一起，我们都成了商品（房子、车子、子女教育）的奴隶；各种社会体制对个体道德自由的剥夺，体制之内，每个人似乎都很“善良、正派，”，但“每天的罪恶都在继续，没人阻止”。不夸张地说，这些社会问题一日不得到解决，梭罗就永远不会过时。

*本文原标题为《隐士的自由——谈中国读者对堕落的文学想象》

你读过《瓦尔登湖》吗？

原标题：《最懂《瓦尔登湖》的，其实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