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乾 | 经典、范式与文本 —— 《笠者词稿》与清代陈维崧词的经典化

经典、范式与文本

——《笠者词稿》与清代陈维崧词的经典化

文/冯乾

南京大学文学院冯乾副教授

摘要 : 清词经典化是清词研究的热点，而陈维崧是清词创作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对陈维崧词的经典化是清代词学的重要命题。通过考订乾嘉时期的稿钞本《笠者词稿》，可知该书作者为凌立仁，其创作模式较多效仿陈维崧《湖海楼词》，由此印证了陈维崧词在清代的接受与经典化过程。

关键词: 笠者词稿；凌立仁；陈维崧；经典化；稿钞本

清词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是清词的经典化问题。作为清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陈维崧词的经典化也倍受关注。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维崧去世，由其倡导的慷慨悲凉的稼轩词风渐渐衰阑，而朱彝尊引领的清空骚雅的浙西词风则成为主潮，并且一直盛行于其后的康乾词坛。尽管如此，陈维崧由于在作词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朱彝尊并称清代词人的双璧。谭献曾指出：“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夏敬观也指出：“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都可以说明这两位著名词人在清代词史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而词坛对他们的接受过程，也就是他们的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对此，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特别是对朱彝尊在清代词学发展中的作用，探讨较多。相对而言，虽然批评家们都承认陈维崧词的价值，但作为接受史的研究，还嫌不足，尤其是从创作的角度进行接受史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清代乾嘉时期《笠者词稿》的讨论，从特定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一、《笠者词稿》的作者

《笠者词稿》7卷，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与《笠者诗稿》合为1函14册。无栏格，楷书，1页10行，行21字。《词稿》按清初流行的分调编排，分为小令1卷，中调1卷，长调5卷。《笠者词稿》篇幅庞大，词作达1 600余首，仅次于陈维崧的《湖海楼词》，从数量上说，堪称清代第二。《笠者词稿》未署作者姓名，今通过作品中的种种线索，略作考证如下：

▲《笠者词稿》书影

《笠者词稿》中有《水调歌头·自题笠者》一首，应是自题画像之作。词之下阕曰：“穿布袜，拖芒履，六桥中。堤边春雨新至，戴笠自称翁。”其词集题署《笠者词稿》，则笠者当为作者的别号。

《笠者词稿》中唱酬之作颇多，其中不乏乾嘉名流。如袁枚、赵翼、谢启昆、福康安等人。集中又有《宝鼎现·梁山舟表兄赠字赋谢》《凤凰楼上忆吹箫·送何春巢表兄赴京兆试》二词。梁山舟即梁同书（1723—1815），以书法名满天下。何春巢（生卒年不详），名承燕，后世名声虽不甚显著，但也是乾嘉时期诗坛的名家。不过遍检上述诸人的别集以及袁枚的《随园诗话》，其中均未发现笠者的线索。

《笠者词稿》长调词中有《金菊对芙蓉·送贞木二叔之广州主院》一首。阮元《两浙輶轩录补遗》卷7载：“凌丙，字贞木，号蓉槎，仁和人，寄籍粤东。癸卯举人，官潮阳县教谕。著有《贞木文集》《蓉槎诗稿》。”《词稿》小令有《望江南·客中杂忆十首》，以“杭州忆”起句，其十曰：“杭州忆，家在北门中。”可以推知笠者姓凌，为凌丙之侄，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

关于笠者的生卒年。《贺新郎·壬戌元日仍用前韵》：“四十过头吾渐老，料理林泉退罢。”壬戌为嘉庆七年（1802），逆推四十年，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笠者当生于此年略前。《词稿》中有明确纪年的词中最晚一首为《沁园春·丙寅十月，余客山左，初日夜刚半，暴风大作，翌日不休，挟雨而至。北方此日天雨，亦大异矣，词以纪之》，丙寅为嘉庆十一年（1806），笠者当卒于此年十月之后。

关于笠者的科举情况。《水龙吟·三十初度》词有“叹蹉跎、三十齐头，算文章、劳绩皆安在”句，如笠者生于乾隆二十七年，则其三十岁生日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有“名场辛苦，缘悭分薄，操刀有待”一句，说明其三十之年科举犹不利。从《词稿》中所反映的情况看，笠者一生未能中取乡举。

关于笠者的生平与仕宦情况。《笠者词稿》中有《减字木兰花·检案上残楮偶系数词七首》，是笠者晚期回忆生平之作。其一曰：“垂髫游子。南北东西人老矣。暗数从前。一梦春风廿五年。　　当时气概。自诩诗书门第在。今日飘零。涑水尧都走不停。”涑水，山西境内之河流，《水经注》：“涑水出河东闻喜县东山黍葭谷。”尧都，用古地名，为清代山西省河东道平阳府临汾县。从词中可见，笠者少时出游，自此达二十五年之久，作此组词时尚流寓山西。其二曰：“余年廿四。初入仕途聊小试。三十风摧。鵩鸟悲啼苦着缞。堪怜羁旅。莲幕有人亲聘去。秦晋分河。公事稍闲著作多。”笠者于二十四岁时入仕，因其未中科举，可能是通过纳捐的方式获官。据《贺新郎·别和观察幕中诸友》词，知笠者曾入和琳的幕府。和琳（1754—1796），满洲正黄旗人，由工部郎中补授湖广道御史，掌河道，转吏科给事中。词中有“三载河东住。记同人、春衫雪屐，无时离阻”之句，可见其在和琳幕府大约三年。根据《东华续录》，和琳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五十五年（1790）间任巡漕御史，至和琳入都，笠者遂去幕，其离开和琳幕府的时间不晚于乾隆五十五年。离开和琳幕府之后，差不多在笠者三十岁时，其父母中的一人去世，“鵩鸟悲啼苦着缞”，指因丁忧去职。其三上阕曰：“流光入驶。绂祀家贫仍出仕。一夜严霜。又着麻衣滞晋阳。”从词中可知，笠者在丁忧之后复出，仍为幕僚，但不久又遭亲丧，滞留在晋阳。等到三年丁忧之后，又复出为宦，故下阕有“三年礼毕。借箸灵川重读律”之句。“读律”，指担任管理刑名的吏员，这与《笠者词稿》中的其他词可以相互印证。如《贺新郎·不晤里中诸子十余年矣，或存或亡，忽于灯下追感怆焉，填词并述近状》曰：“历遍炎凉居人下，署头衔、懒逐群丞走。”到嘉庆九年（1804），笠者因考绩原因被劾罢官。《减字木兰花》其五：“早秋摈斥。冤事向人难剖白。”此后又作《满江红·罢官偶作》词，中有“九品考功符定制，一朝被议迂铨秩”及“十载为官休亦好”之句。罢官之后，笠者客居山西，生计困顿。嘉庆十一年曾客山左，此后事迹无可考。

《减字木兰花》词中提到的“灵川”是笠者为宦之地，在《笠者词稿》中尚有几处提及。如《满庭芳·中元节灵川官舍追悼亡妇》。又如《满江红·罗介亭明府没已及六年矣，榇未归里，流落交城。祁邑宰燕山张云庄兴怀寅好，资助千缗，嘱令子暂时浮葬。山右人士高其谊，传说吊哀，鄙人太息，遂填此词》，词中有“记廿载、晋阳旧治，灵川官阁”之句。结合词题与词句，可知“灵川”指的是山西交城。《玉女摇仙佩·登卦山毘卢阁》词云：“相传下、青山似卦，灵川旧脉，人人游历昏如梦。”《（乾隆）太原府志》卷9“交城县”载：“卦山在县西北五里，递高五里，盘踞七十里，西北连夏坛山。”亦可证明词中的灵川指的就是交城。《新唐书•地理志三》“太原府太原郡”下有交城，注曰：“先天二年析置灵川县，开元二年省。”嘉庆元年（1796）冬《大清搢绅全书》于交城县上附古称“灵川”，可知二者实为一地。《笠者词稿》中还记其为宦大陵，大陵是交城的古称。

《（光绪）交城县志》卷4“官政”典史一职，在嘉庆朝下有“凌立仁”，名下注曰：“浙江附监，九年任。”其姓氏、籍贯、功名、官职均与《笠者词稿》的作者相吻合。不过此人嘉庆九年在任，而上文则考订笠者于此年初秋去职，两人是否为一人，尚有疑问。复检乾隆五十三年（1788）春《大清搢绅全书》，在“九月掣签分发人员”名单中载：“凌立仁，顺天，分发山西。”此版《搢绅全书》是乾隆五十三年春刻本，则这批官吏应该是在上年掣签分发的。《笠者词稿》中又有《望明河·丁未七夕京师作》一词，丁未为乾隆五十二年，则此词应是凌氏在京师候选时所作。嘉庆元年冬版《大清搢绅全书》交城县典史载：“凌立仁，顺天宛平人，元年三月题。”嘉庆六年（1801）秋版的《大清搢绅全书》交城县典史仍为凌立仁，但姓名之下多“笠人”二字，为凌氏之字。由此，凌立仁就是《笠者词稿》之作者，可作定论，其担任交城县典史的时间始在嘉庆元年三月，至嘉庆九年初秋去职。尚有可论者，凌氏籍贯为浙江仁和，《（光绪）交城县志》亦署其籍贯为“浙江”，而《搢绅全书》为何记录作“顺天宛平”？这涉及清代科举制度中的改籍问题。以仁和凌氏为例，《（光绪）广州府志》卷44《选举表》“乾隆四十八（1783）年癸卯”载：“凌丙，番禺人，原商籍，拨民籍。”在清代，商籍主要是为盐商及其子弟科举应试而设立的籍贯，可见杭州凌氏当系盐商或其后裔。但凌丙与凌立仁后来都改入民籍，一入广东番禺，一入顺天宛平。

▲《光绪交城县志》卦山图

▲《清代缙绅录集成》书影

综上所考，《笠者词稿》的作者为凌立仁，字笠人，号笠者，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改籍顺天宛平。约生于乾隆二十七年。附监生。乾隆五十二年入仕，分发山西，曾入河道御史和琳幕府三年。嘉庆元年，为山西交城典史。嘉庆九年，被劾落职。后客游山东济南、兖州、诸城等地。卒年在嘉庆十一年以后。

二、《笠者词稿》对《湖海楼词》的效法

《笠者词稿》数量庞大，内容繁富。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凌立仁用词笔记录其游学及游宦的生活，他的人生经历、日常生活以及性情与精神，都备载于这部《词稿》中。而从词的创作上看，则从头到尾，始终如一，对陈维崧词心摹手追，将其完全作为师法对象与创作蓝本。这在词史上是极其独特的现象。以下试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作为一个整体，凌立仁的词和陈维崧的词高度契合。众所周知，陈维崧个性张扬，其词也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正如蒋景祁所说：“读先生之词者，以为苏辛可，以为周秦可，以为温韦可，以为《左》、《国》、《史》、《汉》、唐宋诸家之文亦可。盖既具什伯众人之才，而又笃志好古，取裁非一体，造就非一诣。豪情艳趋，触绪纷起，而要皆含咀酝酿而后出。”所谓“豪情艳趋”也是凌氏词的基本特点。如［点绛唇］《山楼醉后作》：“绝调琵琶，燕姬并坐轻狂耳。酒酣命彼。重唱佳人罪。　　膝上圆冰，能把羁愁洗。宵沉矣。剑囊拔起。雄论齐梁史。”听曲命酒，歌姬侍侧，圆冰洗愁，拔剑论史，词中狂士形象与迦陵极为相似。又如《醉落魄·酒后》：“杯空覆处。貂裘醉袒斜阳暮。丢开万事无今古。拔剑狂呼，起向灯前舞。　　人间多少英雄误。我思阮籍多豪举。男儿何必贪财赂。浩气冲天，作栋须凭汝。”笠者在词中直抒胸臆，尽情张扬其豪犷的气质。

▲叶衍兰摹《迦陵填词图》

笠者逞才使气，好作组词，亦从迦陵而来。如《贺新郎·日暮过半塘，饮酒家，兴酣之乐，竟忘归去。醉后填词，以博酒徒一粲》“罅”字韵一首，在词集中累迭至11首。《贺新郎·元旦感怀》“矣”字韵，累迭至14首，都和迦陵词一脉相承。凌氏多次和陈维崧词韵，集中标明的比较大型的和作即有：《望江南·并州五日追次旧游十首用迦陵词韵》《蝶恋花·河中春早风景恰似江乡效迦陵填戏字韵词八首》《蝶恋花·五月词用前韵八首》《蝶恋花·八月词用前韵八首》《满江红·咏雪用迦陵叠韵八首》。

清初词坛上，陈维崧及其阳羡词派，曾经引领一时风气，映射出王朝更替时汉族士人的复杂心态。然而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定，它所主导的政教伦理与提倡的文艺风格得以确立，这也引发了词坛风会的消长：慷慨苍凉的阳羡词风日渐退隐，醇雅清空的浙西词风大行其道。到了雍乾时期，词的技术性成为词学关注的重点，陈维崧甚至成为负面的对象。如王鸣盛即直接批评陈维崧：“凡著作之事，最难多者莫如词。一字一句，要费工夫点勘。古人所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髭’者，惟词为然。陈迦陵挥洒千篇，词安得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维崧词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不过，陈维崧词及其所代表的词风虽然被压抑，但在一定的情况下，或是特定的个体身上，又会偶露峥嵘。在浙风盛行的乾隆词坛，除了郑燮、蒋士铨、张埙等私淑迦陵的词人外，《笠者词稿》也是受到迦陵词影响的产物，成为清初迦陵词风的隔代传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 稿本《迦陵词》目录

第二，更进一步说，实际上，《笠者词稿》全书都与陈维崧的《湖海楼词》有着紧密的联系，几乎称得上是亦步亦趋。前面曾经提到，在现存清词别集中，《笠者词稿》的数量仅次于《湖海楼词》，据统计，前者收词共1 604首，后者收词1 615首，相差仅仅11首。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凌立仁的精心安排。通过比勘两种词集，我们发现，《笠者词稿》几乎全部依照《湖海楼词》而作。由于两部词集都是卷帙繁富，文中无法一一列出，下表仅略举两部词集的前20种词调，足以说明两者的相互联系。

从以上仅为冰山一角的列表中，足以显示《湖海楼词》确实是《笠者词稿》全面师法的对象。首先，两部词集所用的词调几乎完全相同，《笠者词稿》仅仅缺少了《二十字令》一调；陈维崧词中标明“南乡子第二体”，凌立仁也全部依照。其次，一个词调下的首数几乎完全相同，整部词集1 600余首词中仅有十几首略有出入。再次，两者大多数词题与内容联系紧密，甚至很多词的题目完全相同。这说明，陈维崧不仅是凌立仁的偶像，也是唯一的膜拜对象。

至于凌立仁学习迦陵词的方式，也多有可议者。如他在进行创作时，往往首先从迦陵词中选择相似的题材，使用相同的词牌，再通过对迦陵原词的意象、字面进行分析、挪移，杂糅进一些自己的东西，最后组装完成。如《点绛唇·阻风江口》：

尽日风涛，秣陵城下奔腾怒。吴陶魏煮。洗晋轰荆楚。　　浊浪堆空，只恨蛟龙舞。凭怀古。寄奴何处。常共君山住。

初读此词，觉其气象沉雄，通篇混茫。上阕以陶、煮、洗、轰四个动词，作用于吴、魏、晋、楚之上，睥睨千古，不可一世，颇似迦陵词的横霸精悍。结句感慨也颇为深沉。全词笔力开张又收束得住，不失为佳作。但如对照陈维崧的原作，则摹拟之迹显而易见。陈词曰：

浊浪堆空，暨阳城下风涛怒。冰车铁柱。隐隐轰吴楚。　　独眺君山，且共春申语。愁如许。一杯酹汝。同看蛟龙舞。

二词对读，除词调、词题相同外，凌词的意象、词汇也与陈词高度雷同，如“风涛”“轰荆楚”“蛟龙舞”“君山”等。词中“浊浪堆空”一字不改，只是上下阕变换了位置。陈词作于江阴，故词中有“暨阳城下”“君山”之语。暨阳为江阴之古称。君山在江阴城北，以春申君而得名，故陈词眺君山而思春申，词意畅然。而凌氏泊舟秣陵城下，词中怀古的对象是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刘裕生于京口，死后葬初宁陵（今在南京麒麟门），词中的君山稍有游离。王世贞评李攀龙诗说：“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笠者对陈维崧词的模拟也有类似的特点。

《笠者词稿》中有的词是揉合陈维崧的多首词而成，如前引《点绛唇·山楼醉后作》：

绝调琵琶，燕姬并坐轻狂耳。酒酣命彼。重唱佳人罪。　　膝上圆冰，能把羁愁洗。宵沉矣。剑囊拔起。雄论齐梁史。

从题目上看是模拟陈维崧《江楼醉后与程千一》：

绝忆生平，蹉跎只为清狂耳。酒酣直视。奴价何如婢。　　断壁崩崕，多少齐梁史。掀髯喜。笛声夜起。灯火瓜洲市。

但在部分词句与意境上，又吸取了陈维崧的《和成容若韵》：

并坐燕姬，琵琶膝上圆冰薄。轻拢浅抹。巧把羁愁豁。　　竟去摇鞭，点草霜鬃渴。西风恶。数声城角。冷雁蒙蒙落。

陈维崧善作长调，在这方面，《笠者词稿》也加以仿写。如《贺新郎·纤夫词》：

庾舰排河口。备天储、输将踊跃，如山搬走。征发棹船人挽运，水驿风驰雨骤。抵江岸、形同功狗。镇日腰环行百里，尽曝背、数遍滩边柳。蚤挨暮，老和幼。　　蓼花恰趁秋天秀。正丁男、咿哑唱曲，恐防在后。习惯江河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又耐得、土牛鞭否。只为燕居家计迫，向烟程、并力劳须受。衣蔽体，绳援手。

这首词模拟陈维崧的同题名篇：

战舰排江口。正天边、真王拜印，蛟螭蟠钮。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头去，敢摇手。　　稻花恰趁霜天秀。有丁男、临岐诀绝，草间病妇。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后园枫树下，向丛祠、亟倩巫浇酒。神佑我，归田亩。

迦陵词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上年三藩之乱起，天下骚动。清廷以勒尔锦进军湖南，岳乐进军江西。本年，又遣喇布镇守江南。由于八旗兵不习水性，因此大肆征发抓捕江南丁壮为船夫，这是本词的创作背景。词中极写清廷之暴政，“风驰雨骤”的征发，里正之催迫，丁男病妇之诀绝，均刻画入骨。全词从杜甫《兵车行》《石壕吏》《新婚别》诸篇中来，实录时事，深得乐府精神，可称词史。笠者之作则是其作于和琳幕府中，集中在对纤夫的描写，表达同情之感，在题材上有自己的考虑，而且有些描写非常细致，如“镇日腰环行百里，尽曝背、数遍滩边柳”，是对纤夫劳作的生动表现。虽然总的来说有些词句直袭迦陵，但能够看出学习陈维崧词史的意图。

▲ 康熙年间手抄稿本三色评点《迦陵词》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笠者词的创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对迦陵词语词与意象的拆卸与嵌入，从而形成自己的作品。在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中，对前人成句的引用与化用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有时不仅不以为嫌，反而可以展示作者的博学与技术。如杜诗学中有“无一字无来历”之说，周邦彦因善于化用前人名句而有“集大成”之誉。在西方文论中，戏仿（Parody）被定义为一种修辞格，是以游戏、调侃的方式来模仿经典作品中的词句、态度、语气和思想等，表面类似，却大异其趣，从而达到幽默和反讽的效果。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家又赋予了戏仿以现代性，弱化其滑稽性的一面，而强调其互文性意义与经典的延续性，使其成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但笠者对陈维崧词的模拟，既不同于中国诗歌传统的引用与化用，也不同于西方的戏仿，他既缺乏前者的娴熟技巧，也没有后者的理论自觉。笠者的做法更像是以迦陵词为模板与语料来从事词的改装与制造，甚至有剿袭雷同的嫌疑。

三、偶像光环与创作个性

陈廷焯曾经感慨陈维崧“才大如海”，“如神龙在天，变化盘屈。如鲸鱼掣海，杳冥恣肆”，认为：“后人不善学之，近于粗野。即善学之，如郑板桥、蒋心余辈，尚不能几其万一，遑问其他哉。”指出乾隆年间善学迦陵词者有郑燮和蒋士铨。但同时认为二人远远比不上陈维崧。凌立仁的才气固然远不如陈维崧，甚至也不及郑燮与蒋士铨。但在学习迦陵词这一点上，其用力之勤久、用心之深细，要远过于二人。在乾隆词坛，堪称第一人。

《笠者词稿》确实是在很多方面刻意模仿《湖海楼词》，但世上本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人生与性情。无论笠者对陈维崧词如何激赏，他总要面对自己的时代，抒写个人的情志。这也带来了《笠者词稿》的一些独特之处。

首先，《笠者词稿》中有些篇章是以时事入词，这显然是有意效法陈维崧以词这一体裁来“存经存史”。由于这些时事都是客观存在，因此即使凌立仁可能有观念先行之意，并不妨碍这些词作在客观上起到了存史的作用。如《塞孤·闻官军已收回部逆匪就诛，词以纪事》：

问烽烟不靖，何时歇。谁握兵符分发。细柳营门开剑箧。军笳动，人心裂。火球回部连珠，铠甲蛮夷成雪。铜锤破敌，俯首歼灭。　　旌旗奏凯歌，将帅趋丹阙。自此边隅安帖。虎奋龙骧闲蹀躞。绵远韦，平世业。料此际、共官民，看万里吹铙捷。定肤功，甫经一月。

词写清廷平定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合忍耶教派田五事件。田五（？—1784），又名田富，固原州盐茶厅小山人，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创始人马明心弟子。田五于本年四月起事，占据盐茶厅城外西安城堡，尽取军械骡马。进攻靖远不克，受伤自刎，余部转战安定官川。其后张文庆、李可魁等据石峰堡，屡败清军，声势大炽。清高宗严敕陕甘总督李侍尧从速查办，阿桂、福康安、海兰察等先后到甘肃督战，攻下石堡。又如《贺新郎·川楚大捷恭纪》：

糺缦秋殊丽。正王师、湘南川北，捷书飞至。阊阖门开排彩仗，玉殿氤氲香气。先设立、笙歌百戏。学士凤楼齐献赋，颂凌烟、已著勋劳事。洗兵马，升平世。　　临轩但见天颜喜。喜今朝、九州丰稔，千官才美。更下黄麻同庆诏，渥泽寰区遍赐。看舞蹈、嵩呼如是。燕罢一声宣翠辇，水晶球、万盏宫前坠。光似昼，烛归骑。

▲ 《钦定石峰保纪略》书影

记叙嘉庆五年（1800）清廷镇压白莲教事。嘉庆元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起事。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妻王聪儿为总教师，于襄阳起事。与清军转战于川楚之地，嘉庆四年（1799），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嘉庆五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教军，取得大捷。笠者的这些作品，尽管不脱颂圣色彩，却都对应着乾嘉时期的社会事件，是对史实的词体表述。

其次，虽然凌立仁是以《湖海楼词》为创作蓝本，但在涉及具体情境，特别是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时，往往也能写出特色。如作于嘉庆九年的《满江红·罢官偶作》：

腹涨膨脝，寤寐里、崩腾霹雳。谁似我、心情不减，风情还剧。九品考功符定制，一朝被议迂铨秩。算人间、只有孔方兄，真难得。　　朝共野，将安择。荣与辱，终何益。便退归种秫，酿成米汁。十载为官休亦好，穷途且乞歌场食。记昨年、推算五行中，刑伤极。

此词抒发其失官后的心情。初闻时震惊惶惧，但事后面对的屈辱困窘，仍极力保持镇定。词末还写出其旧时推算命途的秘事，点明失官之由。此词尽管仍然不脱迦陵《闻阮亭罢官之信，并寄西樵，再叠前韵》一词的影响，某些词句也与迦陵词雷同，但总体而言，能写出个性。

作为久困下僚的典史，凌立仁既要逢迎上官，又要处理刑名赋税等繁琐事务，深为所苦。因此，他所作的《天仙子·做官难》一词就有了较为深刻的为宦况味，也体现了其作为底层官吏的良心：

久雨平芜嗟太湿。猎猎风生寒栗栗。权衡造化比人难，晴怕涩。热嫌炙。时序调匀还有隙。　　要唤青天非易得。全凭众口通消息。从今可悟做官难，贤颂德。冤衔石。誉满千家愁屈一。

试比较陈维崧《书周我成先生旅叹赋后。先生少年时曾赴马贵阳之宴，酒酣骂座，竟以此贾门户祸》：

辇上列侯开夜宴。年少挥鞭奔赤电。酒酣夺得紫檀槽，褰绣幔。人惊散。裂却当筵丞相面。　　门户凋残风物换。白发渐离谁作伴。荒江破屋谱牢愁，游侠传。无家叹。月底栖乌声历乱。

迦陵词也是写位处下僚者的境遇，词采上较笠者为胜，不过迦陵尽管曾经落魄江湖，旅食京华，但并未亲作下吏，不知其中甘苦。且其词毕竟是为旁人而赋，少了一些自身的真切体验，反而不如久谙吏事的笠者感受深刻。

《最高楼》词调，在《迦陵词》及《笠者词稿》中均只有一首，按照笠者填词的习惯，二者应该具有某种联系。但对比二词，可见笠者跳出了原来创作的蹊径，而有了自己的特色。在题材上，迦陵是一首登临词，题为《登原白斋中露台》，词曰：

阑干外，淼淼暮云平。叠叠乱峰生。六街灯火烟中没，万家帘幕雪中晴。好楼居，吟不就，画难成。　　弄一会、桓伊天际笛，蜡一会、嵇康林下屐。怜故国，笑浮名。兴酣便拟骖鸾去，酒狂乍可御风行。俯尘寰，青一点，月三更。

原白是宜兴潘眉的字，他曾与陈维崧一起编选《荆溪词初集》，也是阳羡词派的一员。从词中“六街灯火”一句，可见此词作于京师。康熙十八年（1679），潘眉在京师铨选，后得湖南溆浦知县。陈维崧时应博学弘词试，授检讨，亦在京城。

笠者写的则是一首行旅词，题作《井陉道中》，写其经行太行山井陉道中的跋涉之劳：

崎岖路，履险渐平夷。客子就扬眉。几日曾沾峰外露，崇朝穿出涧边堤。苦长途，忧曝背，夕阳迟。　　望不尽、天门诸顶远，走不尽、羊肠随境转。依岳麓、现城池。往来但有行人迹，兴亡空听暮蝉嘶。暂停车，思旧事，问朝曦。

由于题材的不同，导致二词在创作手法上有着较大的差异。迦陵此词视角固定，词中的帝京风景也是静态的，呈现的时间则是短暂的，词的上阕描摹帝京风景，下阕转入自我抒情，通过桓伊笛、嵇康屐展现词人的疏狂情性。“兴酣”以下，纯以神行，通过游仙想像获得超现实的体验。而笠者词的视线则处于不断移动之中，在漫长旅途中移步换景，不仅写出了山路的险夷变化，也写出了时间的迟缓。“苦长途”“忧曝背”“斜阳迟”，写出从晓及午，复由午至昏长时段的情绪波动。“望不尽”“走不尽”等词句，透露出深重的疲倦感。笠者通过写实的笔法，抒发长途跋涉的体验，这与迦陵词的风格也有较大的不同。这样的作品，即使在词调和题材上对迦陵词有所借鉴，但和前面所举诸例相比，词句与词境迥然不同。虽然这类词数量相对较少，但由此体现出来的是笠者学习迦陵词时能入能出，是其对自身写作习惯的突破。

四、创作实践与陈维崧词的经典化

和文学史上众多的经典化过程一样，陈维崧的词一方面经由选本遴选和词话撰录等得到了词坛的体认。这方面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兹不赘述。另一方面，文学创作无疑更有生命力，经典在创作中被追摹师法，具有和文学批评相同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朱彝尊词的经典化显然较为成功，如乾隆年间的茹敦和，写有《茶烟阁体物续集》，几乎遍和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既表达了对朱彝尊词学的理解，也推动了竹垞词的传播。置于这个背景中，采取同样的认识角度，也可以评估陈维崧词的价值。如与蒋士铨齐名的张埙，其《贺新郎》自序这样说：“归愚师为予言，山樵先生（汪俊）于文酒大燕论江南少年之士，必首指予，呼为小迦陵，属诸公毋以前辈抗行，一时奖借如此。”如其《贺新郎·题王叔佩词，用陈迦陵韵》：“枯树寒窗罅。叹王孙、一贫如此，失波之鲊。博得眼光如炬大，千古精灵注射。半夜过、柳郎墓下。杯酒冷浇芳草地，月明中、现出屯田怕。断魂笛，高楼挂。　　可知春恨如铅泻。病愁人、蛾眉深浅，入时难画。每到五更怎睡着，伴熟西风铁马。莫向我、心头乱打。呕在盘中成碧血，又何须、迟至三年者。劝字字，休狼藉。”陈维崧用同调同韵所作的一系列词，是其词风的重要体现，张氏和作颇得迦陵风采，“小迦陵”之称，并非虚语。

事实上，雍乾时期和迦陵词韵的大有人在。通过统计《全清词•雍乾卷》，有26人和迦陵词韵，《贺新郎》《金缕曲》《满江红》等迦陵喜用的词牌在数量与和次上均在前列，这表明了迦陵词在雍乾时期的影响，也是迦陵词经典化的一个例证。但是，凌立仁将1 600多首陈维崧词作为整体的师法对象和创作蓝本，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全清词∙雍乾卷》书影

由于词乐的失传，清词的创作早已从倚声填词变为按谱填词。从明人张的《诗余图谱》到清代康熙间万树《词律》以及《钦定词谱》，词谱在词人创作中的作用无疑十分重要。另外，具体创作时，也可以依据经典词作，循声按律填写。所以一些名家别集以及重要选本如《草堂诗余》等，有时候也兼具了词谱的功能。到了乾嘉时期，词学成为专门之学，格律化也更加精细。在浙西词风盛行的江浙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凌立仁尽管生长在杭州词乡，但他的主要活动还是在词学不发达的北方，乃至偏僻小邑。从词学中心落入边缘，因此，对于乾嘉词坛浙常邅递的历史进程，他几乎没有参与，相应地，也未受到二派的影响。一般人作词是意有感发，然后择取合适的词牌，根据词律进行填制。这个过程中有时会参考词谱或典范词作，视作者对词调的熟悉程度而定。而凌立仁的写作则有所不同。根据对《笠者词稿》与迦陵词的对照，可以推测其创作的情形：有时，他是在有所感发之后，先取迦陵词集中题目与内容相近的词，作为对象加以仿写；有时，则是在熟玩迦陵词的时候，起了模仿之心，然后即兴写作。因此，《笠者词稿》带有明显的习作品特征。我们并不清楚凌氏何时开始学习迦陵词，也不确定他在这部《笠者词稿》之外是否还写过其他的词作。但对笠者来说，模拟迦陵词已经成为习惯，甚至是一种执念。这部词稿也伴随着他从风华年少，到幕府俊才，终于风尘小吏，寄托着他的全部欢乐与悲凉。随着时间的流逝，词人即将步入晚景，又失去了卑微的官职，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完成了对全部《迦陵词》的拟写。陈维崧的词集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融入了笠者的文学、情感与人生，这可以说是考察古代文学影响研究的极为独特的个案。

哈罗德·布罗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写道：“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这或许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笠者词与迦陵词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学传统中经典的力量过于强大，师法经典被视作天经地义，多数情况下，后世作者并不通过“误读”经典来确立自我的价值与地位。另一方面，凌立仁也并不以“强者”自命，而是甘心作迦陵的后进，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迦陵词的影子，甚至于其人生轨迹也仿佛匍匐于迦陵词的笼罩与安排之下。对凌立仁而言，他也是将生命与灵魂部分地交给了陈维崧，在对迦陵词的揣摩与仿写中度过了一生，并成为迦陵词传播史上的一个略显怪异的注脚。

五、从《笠者词稿》看清词的稿钞本

《笠者词稿》是一部稿钞本，而且不署撰人，其中却能够总结出如此独特的词学现象，这启发我们对清代的词学生态作更为深入的关注。

清词的文本，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区别于清以前词作文本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体现为大量的稿钞本。同时，这些稿钞本中，有不少都是没有署名的，从某种程度而言，其作者可以视为无名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大量寒士，书稿既成，却无力刊刻。正如王昶在《书〈国朝词综〉后》中总结：“盖江湖憔悴之士为之，而未成卷，成而未能传世，其词在若存若灭者，又何可胜数。”当然，王昶所说的还是在承平之世，当遭遇战争等时代剧变时，惜命尚且不及，很多文献能以稿钞本的形式保存下来，已是万幸。有清一代，尤其是在咸同太平天国这段时期中，文人因战乱之故而颠沛流离，甚至死于围城或沟壑者比比皆是，也是文献的浩劫，时人张炳堃叹曰：“嗟乎！粤逆之乱，几遍海内，旧家藏稿，散佚殆尽。”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的稿本也险些毁于兵乱中。张炳堃在此书的序中引述了黄氏之婿宗景藩言曰：“咸丰辛酉，贼再陷浙，两家相携引避邻邑。一夕寇至，仓皇具舴艋，既尽室以行矣。子城乘间复返，至逆旅，主人先行。曛黑无所睹，触手得一箧，携之出，则是集稿本在焉。”黄氏此稿经过兵乱，却不致散佚，在黄氏殁后八年，宗景藩又请张炳堃、诸可宝校雠刊印，得以传世，可谓十分幸运。

有的别集历经劫难，得以幸运地重现于世，但也可能导致作者的遗失。比如清初陈璧的残稿，据《陈璧诗文残稿笺证》前言，1956年苏州大学图书馆从苏州市博物馆接收了一批土改时收集、选剔的残破线装书，陈璧的残稿即出于其中。全书仅存4、5两卷，且多残缺，作者姓名也未记载。笺注者根据残稿文本，多方考证，方知作者姓陈名璧，号雪峰道人，常熟人，明亡后隐居于常熟唐墅之语濂泾故宅。词集中的例子也不鲜见。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春影词》残稿，不分卷，卷末有残缺，卷首未署作者姓名，因此被馆藏方著录为无名氏。考嘉道词人袁通有《捧月楼绮语》8卷，其第1卷分卷名为《春影词》，但比较二者，发现收词均不相同，所以并非袁氏所撰。幸运的是，此书卷首钤有三枚印章，辨知其作者为曹师和，字春台。

上文曾考订出《笠者词稿》的作者是凌立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偶然，须归功于清代各种性质文献的复杂与丰富，而笠者其人正隐藏在其中。如果不是这种偶然因素，放在清词文献的系列中，其作者可能很大概率会被归为无名氏。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清词作者无法考知，只能归于无名氏；还有大量的作者信息模糊，通常仅存姓名、籍贯，处于若存若亡之间。

在清词的研究中，稿钞本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有不少问题，只有借助稿钞本，才能得到更为全面、更为准确地理解。比如，长期以来，人们对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何时开始从事词的写作无法确认，只能推测，因而难免舛误 ，但张惠言《茗柯词》的稿本仍然存世，其上有编年，可知初始写作是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如此，就解决了清词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

无名氏的作品，也许和张惠言不能相提并论。但所谓价值，有时也是多元的。即如凌立仁的《笠者词稿》，如果无法考证出作者，就只能当作无名氏之作；即使考证出来了作者，由于不具知名度，也和无名氏相去不远。但是，在清代的陈维崧词接受史上，或者说在清代陈维崧词的经典化过程中，这部著作却有着独特的、不可忽视的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对于清代数量不少的无名氏稿钞本，应该给予充分地关注，从不同层面发掘其价值。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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