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移动”：手机与地铁乘客的移动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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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宇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孔舒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手机等现代传播科技的普遍使用极大地改变了市民日常生活的体验。普通人通过电话等移动通信手段来调整彼此间的日常行动成为再平常不过的现象。正如Richard Ling的观察，手机使用者往往采取“微协调”（micro-coordinate）的方式修正公共场所的活动，例如不断协调个人的物理位置和时间安排（“我在这呢，你在哪儿呢? ” “我有点堵车，抱歉迟到5分钟! ”）来调整会面的日程，通信技术带来的是极度“软化”的日常安排（Ling，2004：73）。时空体验的转变促使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兴起了一轮“移动转向”（the mobilities turn）（Adey，2006；Cresswell，2006），学者们旨在打破时-空分析固定的物理意义，转向借由时-空实践所生成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考察。Sheller和Urry将该研究路向命名为“移动性范式”（the mobilities paradigm）（Sheller & Urry，2006a），即试图通过一种动态视角来解释人、观念、资本、技术、交通工具、建筑等事物是如何实现社会生活的关联性构建。

移动往往与其发生的场所密不可分。例如米歇尔·德·塞托（Michelde Certeau）就将城市中的自由移动（例如街道上的行走）与搭乘交通工具的移动对立起来，强调后者事实上是一种“监禁”（incarceration），因为尽管列车在城市中穿梭（“移动”），但车厢里充斥着“秩序的非移动性”（de Certeau，1984：111）。今天，公共交通的乘坐体验似乎与德·塞托的分析有了极大差异。尽管置身于相对静止的车厢内，乘客往往可以借助特定的手机程序实现在数字网络中自由的“移动”。并且，相对于德·塞托将车厢理解为“监禁的物理空间”来看，手机等数字媒介的数据移动，以及车厢内的在地体验事实上使得乘客处于一个“含混的空间”中：这种“含混”体现在乘客的身体受限于物理的车厢之内，而意识主体（subjectivity）又借助通讯交流处于数字网络之中。或者用Sheller和Urry的术语来说，公共交通的乘客事实上处于一个借由数字媒介生成的“技术场景”（technoscape）里，期间物理场景“充斥着大量汇聚空间，以及将人们联结进入社会-技术集群（social-technical assemblages）的技术元素”（Sheller & Urry，2006b：9）。

在地铁这样一个“双重封闭”（即指地铁车厢相对整个地铁系统的封闭以及地铁系统相对城市的封闭）的场所中，手机等数字网络中的“移动”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乘客本身的地铁移动性体验，如何理解这种相互建构的“移动”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或者经验性地来看，地铁中虚拟性的“移动/非移动”与物理性的“非移动/移动”的转换促使我们思考：在手机与乘客的“联结”中，媒介技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手机与地铁乘客的移动实践究竟如何关联?这又会生成出一种怎样的“移动形态”?凡此种种，皆构成了本研究想要探讨的主题。因此，本研究试图从讨论地铁乘客的日常移动的“节奏”（rhythm）入手，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

文献探讨

（一）信息传播技术（ICTs）、移动性与中介化移动

移动性范式的提出针对的正是长久萦绕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静态视野。诚如Jensen（2009）的判断，整个20世纪的社会研究充斥着一种“定着性思维”（sedentary thinking），其中“结构”束缚着“移动之流”（flows of movement）。而一旦将移动带入社会分析之中，我们就再也不能将诸如文化、认同、归属以及能动性等核心概念安置于静态结构之上，它们不再是“锚定于”（anchored in）某个既定时-空架构之中的稳定特质（Cresswell，2006）。换句话说，对移动的强调意味着打破对社会的固着性考察，以一种动态的视野重新串联起各种关系、物质、符号、情感的社会性构成，从而分析它们之间的不同移动样态。因此，移动性范式的核心在于“将社会关系放置于移动之中，将不同的移动手段与通过远距离传播而形成的多样化社会经验联结起来”（Sheller & Urry，2006a：208）。

尽管移动主要指称以物质、材料、人员、交通等为代表的“物理性移动”（physical mobility），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呈现为“虚拟的”（virtual）与“想象的”（imaginative）（Sheller & Urry，2006a）。例如手机等ICTs的广泛普及使得即时通讯得以可能，也就削弱了诸如“在场” “地方”等传统的物理界限对移动的制约。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移动也并非只是物流移动受阻时候的一个补充（Sheller & Urry，2006b：3），它同时也“形塑”（shape）了物理移动的生成样态。例如借由位置媒介指引的城市旅行自然不会与自发的闲逛相一致，对于旅行者来说，这也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体验（De Lange，2009）。特别是在ICTs遍及的当代，虚拟移动和物理移动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交织在一起，诚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论断，“物理移动的同时又与世上万物保持网络化（networking）关联乃是人类行动的一个新类型”（Castells，2004：87）。

虚拟移动与物理移动是如何交织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构成了晚近移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面临的是借由各种ICTs所生成的“中介化移动”（mediated mobilities）（Keightley & Reading，2014；Hildebrand，2018）的场景，例如手机如何“中介”行走路线（Laurier，et al.，2016），如何改变公共空间的交流（Licoppe，2013）、年轻人的交际习惯（Tully & Alfaraz，2017）、旅行途中的时间安排（Lyons，2015）以及行为方式（Konrad & Wittowsky，2018）。在这些研究中，ICTs的广泛采用不仅仅“中介”了物理的移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还“介入”了移动过程，使得在地移动与信息移动在更大范围内“纠缠”在一起。理解这种“纠缠”就要求我们将ICTs的在地化使用带入到移动性生产的考察之中，或者用Mackenzie的比喻来说，就是要“将数据折叠进场所”（folding data into places）（Mackenzie，2006：13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据移动与现实的交融也改变了研究者对移动性本身的认识，Peter Adey和Paul Bevan（2006）将这一复合移动性称为“赛博移动性”（cyber mobilities），意在表明“关联于复杂且广泛的物理和虚拟网络，由赛博身体展现的超物质性（transmaterial）移动”。其中，媒介往往扮演着这种复合移动性生成的基础性角色，正如Hildebrand尝试将媒介环境学与中介化移动两者相关联的论述，“媒介创造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包含着诸种形塑移动、心境和信息的可供性（affordances）......手机也不仅是一台‘机器’，而且带来了特定的物理的、虚拟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场景设置（setting）”（Hildebrand，2018：352）。

中介化移动与复合移动性的生成自然也存在于旅行之中。尽管身处相对封闭的车厢之内，乘客们往往可以通过手机与笔记本电脑等电子媒介继续与家庭成员、工作伙伴保持联系（Lyons & Urry，2005；Berry & Hamilton，2010）。身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之中的乘客也往往可以借由手机的虚拟移动疏离业已存在的实体空间，从而形成隶属于自身的移动体验，这也催生出诸种“差异化的移动性”（differential mobility）的出现（Frith，2012）。从本质来说，中介化移动得以展开与手机为代表的ICTs所蕴含的“移动潜能”密不可分——借由手机所展开的移动实践事实上为乘客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时-空体验，也就因此塑造出了独特的复合移动性形态。那么，如何描绘虚拟移动与物理移动的相互嵌入，以及如何理解这种中介化移动所生成的新型移动形态，就构成了本研究想要讨论的核心主题。Massey把一个具体的空间理解为各种参与者的移动实践遗留下来的“轨迹”（trajectory），强调“空间是多重轨迹的型构”，她以火车旅行为例：“在列车上，你并非沿着作为平面的空间（place as surface）旅行......你事实上沿着轨迹旅行”（Massey，2005：118-119）。这一点很适合我们理解乘客对于移动潜能的实现，以及把握由此塑造的复合移动性。换言之，我们需要描述的是乘客在中介化移动过程中所遗留的诸种移动“轨迹”（无论是虚拟的还是物理的），以及其生成的独特样态（相互协调的或者是相互冲突的）。有鉴于此，我们将在下文引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节奏分析”（rhythm analysis），并由此构成本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

列斐伏尔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侵蚀下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物化现象（reification）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交换价值“结晶化”（crystallize）具体的社会进程，使之呈现为一种抽象的“物质表象”（thing-like appearance）。例如他对于空间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各种社会因素被纳入到空间的生产之中，使得“空间包含以及溶解了社会关系......它趋向于一个绝对的‘物’（thing）”（Lefebvre，1991：82-83）。为了避免同样的物化逻辑对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侵蚀，列斐伏尔提出我们需要“从（生产和工作的）产品回到生产或者创造它的活动之中”（Lefebvre，2002：113）。换言之，我们需要将“活动”从它物化的“结果”中解放出来，以此作为撬动资本主义根基的一个出发点。作为一个典型的物化领域，作为物化的产品结果的空间就需要与生产空间的活动相分离。列斐伏尔将后者视为日常生活批判的出发点，它是包含社会实践的具体活动进程，即“节奏”：“节奏灌注于地点中，但它本身不是一个场所，不是一个物......每一种节奏都占据了一个特定的时空现实......社会实践是由诸种节奏所组成。”（Lefebvre，1991：206）

节奏因此也就与日常生活中的时空实践紧密相关。列斐伏尔生前并未给出对节奏的具体说明，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遗著《节奏分析的元素：节奏知识导论》（Éléments de rythmanalyse：Intur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ythmes）于1992年在法国出版。这本书在2004年被译成英文版《节奏分析：空间、时间与日常生活》（Rhythm analysis：Space，Time and Everyday Life）后才逐渐被学术圈知晓。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明，“只要存在着空间、时间与能量消耗的互动，那里就存在着节奏”，节奏因此包含着“运动、姿态、行动、情境、差异的重复性”，“对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的打断”，以及“从诞生、成长、高潮到衰败的过程”三点特征（Lefebvre，2004：15）。对节奏的分析意味着将实践过程纳入到理论考察的范围之中：“节奏分析被理解成一种方法，以及一种通过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方法来进行（对节奏的发现的）时间劳动，它将不同的实践以及不同知识资源整合在一起”（Lefebvre，2004：16）。

尽管列斐伏尔在书中并没有给出节奏分析具体的操作化方案，但他这套思维似乎对移动性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模仿者不少。例如Tim Edensor（2011）对于通勤的节奏分析，他和Julian Holloway对大巴旅行的节奏分析（Edensor & Holloway，2008），Nick Prior（2011）对博物馆的节奏分析，George Revill（2013）对火车站的节奏分析，Paola Jiron（2010）对地铁站的节奏分析，以及Ben Highmore（2002）对伦敦城市生活的节奏分析，等等。上述研究者大多聚焦于移动中旅行者的实践问题，强调主体不同的移动“节奏”带来的是相异体验的时空构型，这也切合了本研究想要探究的移动潜能问题。正如Edensor所言，“节奏分析能够探索这样一种观念，地方总是处于一种生成状态（aprocess of becoming），集聚着各种特质......这也暗示出诸种节奏回荡的地方应当被视为解释的对象”（Edensor，2010：3）。但是这样分散的个案研究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研究者们很难采取统一的框架来分析各种节奏，研究多停留于片段性经验材料的抓取。

在列斐伏尔对身体节奏的讨论中，有一组概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提及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为一种“节奏的综合体”（multitude of rhythms），即“复合节奏”（poly rhythmia），例如包括各个器官正常运作的生物节奏，工作-生活的社会节奏，心理状态的精神节奏等等。复合节奏包含三种基本状态：当各种节奏协调一致的时候，就处于“同步节奏”（eurhythmia）之中;当某种节奏与整体节奏的协调出现问题的时候，例如身体某个器官或者精神状态出现问题，身体就处于“异步节奏”（arrhythmia）;最后，当各种节奏协调并产生一种超越单纯同步节奏的整体性效应，例如管弦乐的合奏效果，就呈现为“等律节奏”（isorhythmia）（Lefebvre，2004：67-69）。尽管列斐伏尔未详述如何在节奏分析中对这几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在本研究看来，“复合节奏”这一概念恰恰与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乘客的节奏分析来把握虚拟移动与物理移动的交互以及由此生成的复合移动性不谋而合。以上述三种状态为基本出发点，本研究提出对乘客节奏分析一套操作性定义：

1. 同步节奏：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的“相互协调”，即乘客通过手机协调虚拟信息与在地实践，保证自己正常的通行节奏。

2. 异步节奏：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的“相互干扰”，即乘客在通行过程中感受到不同移动节奏相互冲突的情况，以及随之带来的不稳定的时空体验。

3. 等律节奏：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的汇合以及随之形成的一种叠加式的整体性效应。

在对上述三种节奏的分析中，本研究以人们在乘坐地铁时的手机使用实践作为主要考察内容。以乘客的手机使用作为分析的主轴是因为：一方面，乘客出于不同的意图和情境使用手机并展开相应的在地实践，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移动节奏和体验;另一方面，手机以其特有的方式中介了我们的移动实践，形塑了我们的行动形式。总而言之，地铁乘客在通行过程中的手机使用以及相应的体验构成了我们理解和区分三种不同节奏的关键。

三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明，节奏分析者（1）“为了掌握一种节奏，他必须被节奏所掌握；个人必须放开自己，将自己沉浸于节奏的绵延之中”，以及（2）“为了掌握以及分析节奏，他必须走到节奏的外部，尽管不是完全性地”（Lefebvre，2004：27）。因此，我们通过以下两类途径获得质性资料：首先是研究者日常搭乘地铁所撰写的“时空日志”（time-space diary）（Buscher & Urry，2009：99-116）。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两名研究者分别选择总计约一个月的时间段，有意识地观测自己在地铁中的手机使用状况，并在每天观测完后写作田野日志。其次，以观测日志构建的研究问题为基础，研究者分别在上海与南京两地共征召20名地铁乘客进行深度访谈。内容包括地铁通勤的基本目的、地铁中手机使用的具体情况、有哪些特定场景与使用经验、自身独特的使用技巧，等等。由于本研究目的不在于检视某类特定群体的手机使用特征，而是希望通过获取访谈者的具体手机使用情况来丰富本文的质性材料，因此我们借鉴扎根理论中的“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Glaser，1998）方式征召访谈对象。他们有的是在校学生，有的是公司上班族等等，其中有17名受访者在乘坐地铁时有频繁使用手机的习惯。换言之，这些访谈者是地铁上最为“一般”的手机使用者。

四

研究发现

通过质性资料的汇集，我们发现地铁中乘客的时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钟表时间的消耗，其空间位移也非单纯的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物理位移；相反，乘客的时-空体验关联于手机所带来的丰富传播潜能，正如Urry对旅行时间的判断，旅行“绝非简单的从A到B，它们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实践，关联于不同种类的体验、展演和交流”（Urry，2006：368）。事实上，早在移动媒介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习惯于通过不同类型的活动征用旅行时间（Zerubavel，1985：58）。移动网络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在利用通行时间的同时，还需要协调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研究将依据三类节奏的操作化定义对受访者具体的移动实践进行诠释。

（一）同步节奏：移动的定制

受访者在通行的过程中运用手机或其它数码技术创造出的个人化的移动体验已经成为一种日益普及的实践。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来看，受访者在移动中运用媒介的方式普遍存在殊异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定制”自己的移动，实现物理节奏和虚拟节奏的协调。定制移动的方式具有“过渡性时间”（transition time）和“区隔性空间”（isolated space）的特征。

“过渡性时间”主要以两类形式呈现。在第一类形式中，乘客将移动时间视为对日常活动与工作时间的延伸，运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移动媒介连接或是延续自己在通行时间之外的行为和状态。例如受访者F06提到：“我感觉我在地铁上使用手机的方式和日常差不太多，除了流量不太允许我看视频以外，可能就是刷朋友圈，看公众号的文章，然后看看微博、看看豆瓣，就是些日常的娱乐行为吧。”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发现，乘客的工作、生活和休闲活动的发生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地点，而是可以脱离特定的场景，甚至可以在移动的过程中展开。这意味着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社区的边界已经被彻底打破。再比如，受访者F05提到自己在早上乘坐地铁上班的过程中会用手机与同事联系工作事务，也就是说，一天的工作实际上在他迈入公司大门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受访者F03则提到在地铁上会关注手机里的微信群消息：“我也关注物业群，有没有什么新通知。比如物业群通知明天下午几点到几点停水，让大家做好‘背水一战’的准备，储备好水，冲厕所，洗漱用。”可见人们日常生活的社区也经由手机这一中介被扩展到更为宽广的移动网络中。

在第二类形式中，乘客将通行时间视为对生活和工作的补充，并借助移动媒介将这段时间利用起来，做生活与工作之外的、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发展自己的爱好甚至是副业。例如受访者F02喜欢在乘坐地铁的这段时间用手机学习，包括在“网易公开课”观看TED演讲视频，或是用“友邻优课”听英文录音等等。再比如，受访者F03不仅乐于在乘坐地铁的时候参与书友微信群内的讨论，还会在此基础上经营自己的副业：“我喜欢在群里交流一些书籍信息，有时候我会倒卖书籍......群里说的一些出版较少的书，过一阵会溢价的书，或者是这本书是校对得特别好的书，我都会留意大家的购买意愿，如果可以，我会囤货，再过一阵，上架销售。”

乘坐地铁出行也意味着跨越一定的空间距离，移动媒介的出现和普及不仅使得人们可以多元化地消磨地铁中的时间，也为乘客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征用”方式，即将地铁这一物理空间打造为介于工作与生活、前台与后台之间的过渡性场所。这使得地铁这一相对公共的开放空间呈现出“区隔性空间”的特征，即乘客们在物理移动的过程中运用媒介创造出如同自己居所的私人空间。在本研究的受访者对于地铁环境的描述中，最常被提及的两个形容词就是“拥挤”和“吵闹”。糟糕的环境会使人产生逃离的冲动，借助移动媒介创造出的私人空间，人们将注意力从令人不适的周遭环境中撤回，进入虚拟移动的网络中，从而减少了物理移动给身体感官所带来的压迫感。David Bissell（2009）将旅行中乘客创造出的私人化空间称为“安全气泡”，这意味着个体能够综合各种信息媒介来“疏离”周围的人群，给予自身一个相对封闭的保护性空间。我们同样发现，虚拟移动节奏与物理节奏的协调在建构私人空间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这些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用手机听音乐（F02）、看电子书（F01、F03、F05）、玩游戏、和朋友打电话等等。

更进一步来看，乘客建构“安全气泡”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身体”适应地铁中相对封闭物理移动节奏的需要。卞冬磊认为，“与在实体空间进行的感官控制相比，进入手机的虚拟环境，是一种无需调动太多有意识注意力的行为，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短暂松弛。”手机的介入实际上使得“避免交流”这样一种在现代兴起的现象升级为“自然化”状态，其本质是“对一个非意愿性聚集空间的‘逃离’ ”（卞冬磊，2019）。本研究想要指出的是，这种逃离并不仅仅源于避免与他人接触的心理需要，还与移动空间这一实体环境对乘客的身体感官所产生的刺激有关。手机创造出的区隔性空间的意义就在于极大地减轻了个体的感官在物理移动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刺激。这种私人空间的形式丰富多样。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随身听对都市的入侵使得“原本坚固的公共性空间装置，变成无数个人化音景（sound scape）的移动网络”（吉见俊哉，2004/2009：200-201），那么当下汇聚了社交、娱乐、工作等多种功能的手机则使得人们能够以更为复杂而多元的方式组织各自所处的时空，地铁系统这一实体空间也因此聚集了无数个性化的、虚实交织的私人化空间。

上述两类特质共同表明，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乘客往往会依据个人的偏好和意图，积极主动地征用地铁这一实体空间创造出过渡性的时-空场所，同时减轻外部环境刺激对身心造成的影响。我们将身体的物理移动和手机的虚拟移动节奏的同步效应理解为一种“移动的定制（the crafting of mobility），这意味着乘客有能力主动征用各种信息媒介从而定制出一种个性化的旅行时间，这也使得旅行中的时-空体验呈现出颇具个人风格的特质。

（二）异步节奏：移动的暂停

在同步节奏中，我们同时展开身体的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二者的节奏有时是如此的协调，以至于我们很少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当上述这种同步性失效的时候，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的分歧便被凸显出来，我们也随之体会到所处的节奏的规模和范围。

通过观察和访谈我们发现，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的异步性首先体现在外部环境对于媒介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噪音作为物理移动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往往会对信息的移动造成极大的干扰。受访者F06描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那时候我和我室友都在人民日报社实习。学院要评选奖学金，（我的室友）需要（参加）线上答辩。她一直在报社等到快下班的时候也没有轮到她，她就决定先坐地铁回家。但是刚坐上地铁，老师就通知她轮到她了，所以她就被迫在地铁上开始面试。虽然用的是视频模式，因为没有耳机听不清楚老师们在说什么，她就只能把耳朵凑到屏幕跟前去听。结果老师就说，“xxx同学，请你不要用耳朵对着老师。”结果就非常的尴尬。

除了声音，地铁上时断时续的信号也会构成信息移动的障碍，使后者被迫暂停。研究者之一在田野笔记中这样写道：

在从学校回家的地铁上，我用手机和几个朋友在微信群里闲聊。但是随着地铁驶入地下路段，手机的信号一下子变得很差。我的消息总是显示发送失败。我尝试了好几次重新发送，在地铁驶出地下的一瞬间终于显示发送成功了。这时候我才发现大家已经在聊下一个话题了，而我的消息有些不合时宜地插入在大家的对话中。

物理移动对虚拟移动的干扰还可以呈现为因为担心聊天或语音消息的内容被周围的人听见而选择发送文字消息，或是因为令人感到不适的外部环境（如拥挤不堪的人群、忽明忽暗的光线变化、车厢中难闻的味道等）而选择暂停媒介使用（F06），等等。

其次，有时信息移动也会影响我们的在地实践。例如，有时我们会因为玩手机而坐过站（F07）。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会主动暂停物理移动以维持虚拟移动的正常展开。比如，受访者F05表示在面对与工作相关的来电时，会选择临时下车接听电话：

地铁上比较吵。除非是家人的电话会及时接。因为和家人聊的话会比较简短，可能三五句话就OK了。不像工作，工作的话可能要很长的时间，一两句话是说不完的。我一般是采取下地铁接电话的方式吧。哪怕是在站台站厅（打电话）嘛，这个效果也会好很多。对方也会听得很明白。

异步节奏意味着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的一种不和谐，但这种不和谐并不总是具有消极的意义。例如，手机中与出行天气和路况相关的信息往往会帮助我们及时调整移动路线和移动方式，减少这些突发情况对行程的影响。受访者F05提到自己在乘坐地铁出行时会关注“Metro大都会”这款由上海地铁官方发布的地铁导航手机软件上的消息提醒，以避免因为突发的停车故障而耽误行程和工作。

有时候遇到“前方线路拥堵”这样的情况就只能绕道。因为我是跑外勤的，一般我会看一下我的目的地在哪里，如果在不影响约定的时间之内换乘其它线路OK的话我就绕道，在绕道之前当然要和对方打个招呼，告诉对方我遇到这样一个事情了，然后就是看哪条线路比较合理吧。

有时候人们还会在物理移动中有意地暂停虚拟移动，以达到暂时性地远离工作与生活的目的。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仅有时刻联结的需求，也有暂停联结的需要。一个例子就是人们对于被迫在地铁上处理工作事务感到十分抗拒。受访者F03再三强调：“如果不是紧急的工作，是非常不愿意在非工作时间沟通的......如果不是工作时间，我愿意做更多自己的事情。”不止一位受访者提到，在地铁上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打盹休息。还有受访者表示在地铁上宁愿“什么也不做”。打盹休息和什么也不做正是一种从社会角色和义务中暂时性地撤回和逃避的行为，是一种通过主动切断信息移动达到“反媒介实践”（anti-media practice）目的的特殊实践。

移动媒介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在固定的地点进行通话和联系，因此，在旅途中暂停联结的行为十分自然。Kristin Ross在其检视法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中指出，很长时间以来，汽车、火车和公交车等交通工具都被视为是一种无法被移动的信息所渗透的空间，因而每日的通勤也就构成了个体从家庭和工作的角色中暂时撤退的一种保护机制（Ross，1995：55）。移动网络时代，作为节点主体的我们穿梭于实体网络和虚拟网络之间，身体的物理移动和信息移动可以同时发生，“时刻在线” “阅毕即回”成为现代人之间约定俗成的社会存在方式。结果就是，不仅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就连想要在每天的通行时间暂时停止与他人的联结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本研究通过访谈发现，多名受访者表示不大愿意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用手机看微信（F03，F04，F05）。可见利用通行时间暂停虚拟移动对于处于“永恒联结”中的个体而言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我们将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相互干扰以至于出现各自中断的情形理解为“移动的暂停”（the suspension of mobility），乘客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不同层级与不同种类的多元节奏”（Lefebvre，2004：42）。异步节奏的出现往往会提醒我们觉察生活中不同移动形式的存在，后者由于大部分时候都呈现出相互协调的同步状态而被我们习以为常。同时，尽管媒介为人们在物理移动的同时活跃地展开各种媒介实践创造了各种可能，但不可忽视的是存在着一种“反媒介实践”的实践，即个体从主观意图出发，运用媒介控制自身移动的形式与节奏，甚至暂停移动。

（三）等律节奏：移动的共振

如果说同步节奏作为一种“定制”个人通行时间的形式，主要是围绕人类的社会性意图展开，那么等律节奏则更强调手机的物质性。与人的意图性之间的交互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和谐的整体，它往往超越了单纯的同步节奏所带来的叠加效应。这种“等律”体现在三个不同的维度。

其一是实践的维度。人们不仅仅是借助移动媒介“定制”通行时间，媒介实际上以自身的方式“中介”了人们的移动实践和社会互动。因此，与个性化的“定制移动”不同的是，在等律节奏中，乘客实践的“意图性”（intentionality）会紧密关联于手机的“物质性”（materiality），并且感受到手机自身物质性的中介意义。受访者F06提到自己在去不熟悉的地方时，常常会借助导航来规划乘坐地铁的路线：“导航会帮你规划出最节约时间的路线，然后它还可以帮你规划出步行最少的路线，这样我可以更快到达我想去的目的地......我还是会用导航来确定出站口，因为我感觉从不同的出站口出去步行的距离差别有时候会特别大，所以一般在刚刚下地铁的时候我会搜一下哪个出站口更近。”

研究者之一的田野笔记也佐证了类似的现象：

某个周五晚上研究者与同处上海的好友M计划周六聚餐。由于两人居所相隔较远，研究者与M讨论后决定在相对中间的位置“静安寺地铁站”碰头，并在附近就餐。周六出门地铁通勤之时，研究者开始与M在微信上讨论具体的就餐地点。M建议吃粤菜后两人通过一款名为“大众点评”的手机APP（主要是基于LBS技术向使用者提供消费点评的网站）查询后发现，静安寺附件评分排名较高的粤菜餐厅人均消费都超过预期；讨论后研究者与M决定去吃川菜，最后选择了一家该类别中排名第一的“网红餐厅”。程序告知了餐厅的具体位置，显示距离静安寺地铁站“二号出口”约180米，研究者随即与M约定在二号口碰头。见面之后，两人开启该程序关联的地图导航，找到了选择的餐厅进行就餐。

在实践层面，上述案例中使用的APP自身亦是一个“社会-技术集群”（a social-material assemblage），其呈现的结果事实上是经由数据、算法、系统排名规则等物质性元素以及过往用户的点评反馈、使用者自身的使用习惯、阅读方式、搜索意图等社会性要素所联结而成的“网络”。也就是说，APP中搜索的结果本身是经由一系列“社会-物质实践”而生成的；其次，使用该APP意味着使用者当下的现实行动意愿“卷入”了上述的社会-物质实践网络，并且在与之联结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动方式——例如研究者会经由APP点评的反馈、好评度的排名、价格的标注等来选择自己最终消费的餐厅地点；最后，研究者消费行动的最终确立依赖于与该网络协商行动的最终“稳定化”：即构成了一个包含自己和好友M的意愿、双方实际的消费预算、点评的算法、排名规则、其余用户反馈等各种“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联结的网络。换言之，使用者的现实行动并不存在一种先验“意图性”的保证，而是与手机的联结、互动、协商结果的产物。这在地铁乘客使用各种基于LBS技术的应用程序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其次，我们还发现，在日复一日的城市移动实践中，协调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时空惯例”（time-space routine），融入了我们的身体动作与认知系统之中。这构成了等律节奏的第二个层面——即身体的维度。以下是根据受访者F04对自己的一个普通的周末的回忆整理出的片段：

下午六点左右，我从学校出发步行进入附近的珠江路地铁站。通过安检后，我用手机里的乘车二维码扫码进站。在进入车厢后我就戴上耳机开始听音乐。过了一会儿辅导员发来微信，让我汇总一下需要预订教材的同学的相关信息。我很快就把统计好的信息用手机上的办公软件做成了一份表格发送给她。地铁到达南京南站的时候，我一边下车换乘，一边打电话给爸爸，提醒他15分钟后开车到柳洲东路地铁站门口接我回家。

对于F04来说，在乘坐地铁的过程中先后选择合适的时间点使用手机扫码进站、听音乐、回复辅导员消息，以及联系家人来地铁站接自己回家，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动作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均无需花费过多的思考。也就是说，协调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的过程对于他而言实际上已经被内化为一种日常习惯，从而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运动，而非按照特定步骤发生的、支离破碎的动作。David Seamon用“身体芭蕾”（body-ballet）这一隐喻来描述人们习惯性的身体行为。简单来说，“身体芭蕾”指的就是人为了实现特定任务和目标所要进行的一系列动作和姿势。这些基本的身体动作被人内化为一种有机的运动，简单的手、腿和躯干的运动变得与特定的工作流程或行动相协调，并自发地引导它们自己去满足随即而来的需要——它的关键就是对不同“节奏”的“娴熟掌握”（Seamon，2015：54-55）。内化虚拟节奏的“身体芭蕾”事实上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随着手机的功能日益精细和复杂，它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与实践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嵌入了我们的身体，构成了我们的“智能感官”（孙玮，2018b）。行动者穿梭于物理和虚拟场景之间，在“再现的身体”和“表现的身体”之间来回切换（海勒，1999/2017：6），却无需过多地思考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构成了虚拟节奏和物理节奏交互的“和谐整体”。

最后，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的交互不仅形塑了我们的实践形式和身体习惯，还以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改变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组织形式。换言之，等律节奏还从制度层面影响和参与了社会现实的建构。研究者在观察与使用大众点评这款手机软件时发现，用户除了可以根据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商圈查看附近的热门店铺和商家，还可以查询特定的地铁线路附近有哪些消费活动场所以及这些场所距离地铁站的距离，再在此基础上做出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媒介所呈现出的城市空间的面貌是围绕人们的移动网络组织起来的，而去哪里展开活动的决定过程也是围绕其所要乘坐的地铁线路展开的——而不是相反。结果就是，那些靠近地铁站分布的景点和商铺不仅借助物理空间的临近性吸引了更多的客流和资源，还因为更容易在位置媒介中得到“可见性”，而获得了更多的用户“打卡”记录，在它们所处的商圈中也更有竞争力（Frith，2017）。如此以来，物理信息与虚拟信息更深层次地“交融”在一起：“物理空间实际上构成了与信息的交互界面（interface），而信息成为了物理空间的交互界面”（de Souza e Silva & Sutko，2011：31）。

借鉴Rosa（2019）提出的“共振”（resonance）概念，我们将等律节奏中所体现出的物理移动和虚拟移动的叠加效应理解为“移动的共振”（the resonance of mobility）。“共振”与对移动的“定制”之间的差异在于，移动的塑造不仅依据乘客个体化的需求而呈现出不同面貌——即乘客“定制旅行时间”，也因为手机这一独特的“物质性元素”（material element）的在场显得丰富起来。Urry将旅行中的车厢理解为一种“社会-组织环境”，包含着“新的社会性”（new sociabilities）（Urry，2006：363），我们则进一步指出，新的社会性的构成不仅源自乘客个性化的物理移动意图，更关联于移动过程中所携带的信息媒介所提供的各种虚拟移动的可能性。换言之，这种新的社会性事实上是基于独特的“社会-物质建构”而生成的。

五

结论与展望

借助节奏分析，本研究试图把握由手机所中介的复合移动性生成样态。我们的讨论亦可以由此深入下去，地铁这一相对封闭空间并没有阻碍各种形态的移动节奏的生成。Marc Augé将城市中的机场、加油站、车厢、高速公路等空间理解成一种“非-地方”（non-place），这意味着它们是“对观看者-游览者与其所沉思或者行进中的都市空间的打断或者中止”（Augé，1995：84）。“非-地方”没有具体的历史，也无法形成特定的认同，旅行者往往短暂进入又迅速退出。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借助手机等ICTs所中介的移动，乘客往往可以个性化地“定制”自己的移动节奏，主动“暂停”移动来获得对社会-工作事务的短暂退出，甚至积极地内化各种节奏来形成一种复合移动性的“共振”。从这个角度来说，Augé错失的要点在于，他将空间的生成仅仅局限于“空间/非-地方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层面，而地铁中的各种物质性元素（包括但不仅限于ICTs），使得空间更多的呈现为一种“社会-物质建构”（social-material construction）的产物，这也为考察地铁空间自身独特的“地方感”的塑造，以及它如何生产出一种连续性的、而非“非-地方”之断裂的城市认同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出发点。

物质性不但体现在地铁空间的社会建构层面，对于乘客本身的具体移动而言，手机的技术构成也“铭刻”（inscribe）在了乘客日常体验之中。正如我们在“等律节奏”中试图表明的一样，虚拟移动与物理移动“纠缠”并形成“共振”，形塑（shape）了乘客在搭乘地铁过程中的行动形式和身体习惯。列斐伏尔用“盛装舞步”（dressage）这一术语指称这一身体内化外部特定节奏后所形成的行为方式。通过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展演，节奏会被身体习得并且成为一种无意识惯习。对于列氏来说，身体对节奏的吸纳使得我们不再需要思考如何行动，“盛装舞步会确定那些无法预料的一切”（Lefebvre，2004：40）。“盛装舞步”不仅限于使用手机完成地铁出行，更是一般经验日常中所有移动形态的一个缩影。在ICTs遍布的当代社会，我们每一个移动主体都已经深深地与自身所携带的各种信息媒介“捆绑”在一起。正如孙玮所指出的，移动媒介使得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行动者转变为移动网络中的“节点主体”，这些为技术所穿透、被技术所浸润的身体是一种名为“赛博人”的新型主体（孙玮，2018a）。这一点对我们反思复合移动性的再生成——尤其是“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移动节奏的塑造变得至关重要。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更倾向于将地铁中的移动节奏理解为一种我们称为“媒介化移动”（meditized mobilities）的新型样态。使用“媒介化移动”而非传统的“中介化移动”（mediated mobilities）（Keightley & Reading，2014）这一术语，我们是想确立手机等ICTs之物质性维度在形塑移动生成中的基础性地位。“中介化移动”更多地指称于“包括人员的移动，物质材料的移动以及数据的移动等不同种类的移动性，是如何在特定的媒介环境中被体验和接合的”（Keightley & Reading，2014：286）;而本研究进一步阐明的是，手机不仅“中介”了各种层面的移动节奏，并且使得移动节奏发生了一种形态上的迁移——正如等律节奏中乘客在移动中所形成的“盛装舞步”一样。换言之，手机的物质性在场，事实上使得乘客的移动形态“被媒介化”（mediatized）。Adams与Jansson在论及两者时认为：相较于中介化来说，媒介化移动表明“普遍的社会实践与具体的移动性依赖并且渗透在（saturated）大范围的技术与制度的中介化之中”（Adams & Jansson，2012：302），它更多的是一种“深度中介化”（deep mediation）的体现。我们则通过经验研究更进一步表明，“中介化移动”与“媒介化移动”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意味着媒介的介入使得移动活动自身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转移（“被中介”），但却未触及媒介带来在地性的“社会影响”（即媒介只是一种移动活动所借助的传输渠道，与移动活动发生的在地情境相分离）；而后者则在一个更广泛地意义上表明了ICTs的情景化效应，即手机如何作为一种“基础性架构”（infrastructure）为移动主体提供行动资源，而这恰恰构成了乘客们不同的移动体验方式（从同步节奏到异步节奏再到等律节奏）。

本研究对节奏的讨论亦可以为同样关注社会性/社会建构的“时-空体验”（time-space experience）的考察提供一个理论上的支点。不同的节奏恰恰是多样化的时-空经验被社会建构的表征，诚如Buttimer的论断，“测量的空间与钟表时间都不适合用作对经验的理解。节奏的观念能为这样的理解提供一个出发点。生活世界的经验可以被描述为多样的时-空节奏的共鸣：包括那些心理和文化维度的节奏，不同工作形式的节奏，以及我们物理的和功能性的生存环境的节奏”（Buttimer，1976：289）。将“节奏”确立为一个分析单元有助于研究者们甄别出不同的社会建构方式如何确立多重的移动性体验。当然，对节奏的考察或者“节奏分析”不仅限于移动性研究的领域，DawnLyon就提及采用节奏分析进行经验考察的几个方向，包括对文化-历史表征的节奏分析、节奏与移动性研究、地方与地方生成的节奏分析、对工作的节奏分析、对自然的节奏分析（Lyon，2019：36-43）。这一切均关联于研究者对于社会性的时间-空间-实践三者之间关系（亦即“节奏”）的再理解——我们不厌其烦地再次引用列斐伏尔的论述：“只要存在着空间、时间与能量消耗的互动，那里就存在着节奏”（Lefebvre，2004：15）。

此外，有两个要点本研究尚未触及。其一是“对节奏的抵制”（resistance to rhythm），即是否存在着对熟悉节奏的打破、主动中断时间的现象。这体现在刻意“减速”（slowdown），降低日常生活的节奏来获得一种新的时空感受——例如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游荡。这一点对理解现代性塑造下的日常体验显得尤其重要，正如Highmore的论述，节奏分析必须同时关注“现代生活更慢、更静止以及更停滞的方面”，一些诸如“清醒一下” “服用药物”的方式恰恰是主动放慢节奏从而抵制现代速度的一种努力（Highmore，2002：172）。尤其是媒介时间不断入侵当代生活，从而引领社会加速的时代，刻意的“社会减速”（social deceleration）与驻足沉思同样值得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张磊，2020）。其二是“对节奏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que to rhythm）。列斐伏尔发展节奏分析的本意在于，提供一套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结晶化”生产过程的社会批判理论。我们在对手机使用的经验考察中亦辨识出一种“节奏的惯性”（inertia of rhythm），即使用者“惯习化”地协调物理移动与虚拟移动。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2000）用“极惯性”（polar inertia）这一概念来说明手机等新媒介对人类日常感知的破坏，即我们沉湎于事物在即刻发生的行为，不再有任何时间与空间的展开。人类学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视觉引导的“万能遥控空间”（universal remote control space）。这恰恰是ICTs“殖民”生活节奏的一个具体体现。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说，虚拟节奏的不断生成本身也与资本的社会生产挂钩，正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数码设备带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强制，“基于可移动性，它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把每一段时间都变成一个工作时间”（韩炳哲，2013/2019：51-52）。那么如何提供一种针对节奏的社会批判?这些都将成为我们未来研究想要探讨的主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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