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郑磊
经济发展的过程遵循一定的周期规律，先行者具有先发优势，后进者拥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学习，避免前车之鉴，并从成功者的足迹中找到一条捷径，这是研究国别经济史的价值所在。1869 年横贯美国大陆的第一条铁路宣告完工，是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历史上的一道分界线。《美国增长的起落》是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分析美国近150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巨作。他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和民众生活各层面的细致观察，用丰富详实的数据刻画了一幅美国世纪的真实画像，为康波周期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
作者描述的美国的快速发展始于1870年，网络化的现代便利设施首先在城市得以快速普及， 这得益于信息、通信和娱乐在1870-1940年发生了彻底改变。作者指出1900-1940年的变化要比1940年至今的变化大得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在这 70 年内提高了3倍。
一个新康波周期，必然也是由科技驱动的，但是大量改变美国社会生活的科技发明来自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学创造。比如，1886年，本茨开发出了四冲程发动机，1879年成功完成了二冲程发动机实验。而1900-1910年的10年间，这项创新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技术，截至1930年，仅仅20年的时间里，汽车就进入了绝大部分美国家庭。美国当时类似这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应用发明有很多，比如1876年电话在波士顿被实验成功，1879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1920年出现了第一家商业电台。到1940年，美国家庭拥有电冰箱的比例骤然上升至44%。
从电气化到机动车的出现，都集中在1900-1940年这段时期。技术变革是推动实际工资提高的终极力量。伴随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的爆炸式增长，1910-1940年成为美国实际工资增长最快的阶段，增速比1870-1910年高1个百分点。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这30年视为构筑美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康波的上升期。到 1940年，随着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人们已经可以购买50年前被认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商品。
美国在战后制订了国家科技政策，积极将军工技术转化民用，迎来了“婴儿潮”，并培养了大量大学生。这些举措对1940年至1970年间美国的人均产出持续快速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作者认为私营企业在空调、州际公路、商用航空运输和电视等方面的发明创新和资本积累是推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1920-1950年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30年，涵盖了第一个康波周期的上升期和平台期，之后是30年左右的下行期。从书中给出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970-1980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只相当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增长速度，退行十分明显。人均产出增长令人失望的表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反映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对生产率刺激作用的减弱。
美国的第二个康波周期是由1995—2004年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引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我们可以粗略地从1980年代至1990年代算起，由此推算这一波上升和平台期将持续到2010-2020年间。作者经过比较，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生产率增长趋势恢复至年平均2.05%，但在2004年之后，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推动力逐渐消失，到2014年底只有0.6%，标志着美国第二个康波周期结束了。作者认为即便计算机和互联网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断增加的，但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创新并没有加快，甚至许多方面正在放慢步伐，创新经济比例偏小（2014年美国企业与家庭在信息和通信技术硬件及软件方面的总支出加起来只占经济总量的7%，企业投资在2000-2005年间负增长），无法弥补其他方面的放缓。
美国经济的变化启发我们，实际经济运作绝非理论模型那样简单。尽管美国快速发展于被人们描述成“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时代，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仍提供了直接支持。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质量，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都有紧密联系。而这些又会受到人口增长、贫富差距、制度改善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历史周期的重要节点——数字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场景非常丰富，能否抓住这个新技术创新机会，成为新一波康波周期的弄潮儿，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数字经济的投入是否够大、够快，在实体经济的应用范围是否够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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