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夜健身房，996的年轻人正在“赎罪”

他们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头晕头痛是最常见的，得脂肪肝的十个里有两三个，看着细胳膊细腿的年轻人一问却是高血脂。

“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中关村往往在深夜十一点以后才会逐渐安静下来——从写字楼里蜂拥而出的人陆续搭上网约车，步道上连成片的共享单车逐渐变得稀疏。

写字楼并未入眠，只是热闹的楼层换了。在北京中关村苏州街边的大恒大厦，地下一层的健身房里传出快慢不一的踏步声和重物落地的轰然声。这是字节跳动在中关村的合约健身房里，唯一一间24小时运营的——按照前台员工的说法，这个健身房品牌是全国连锁，只有年销售业绩达到前10名的门店才能获得整日运营的资格。

这间门店在两个月前刚刚跻身全国前十，从22点闭店转为24小时营业，加班写代码的程序员们迅速适应了这个新节奏，1998年出生的小路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5月末的某个午夜，零点刚过，一个男孩脱掉上衣，对着镜子摆出几个姿势，仔细打量了自己充血的肌肉，然后穿衣离开。此时的健身房里几乎没有别人。唱了一天的音响放低音量，似乎已经哑了嗓子；教练和其他工作人员在两个小时以前离开，只剩下前台一个值班的老人。

这时，小路的训练才刚开始。她扎起马尾，从一地凌乱的杠铃杆和杠铃片里寻找自己想要的重量组合。接着俯身、屈膝，用大腿前侧和臀的力量拎起杠铃，一组15个，不到两组，汗就顺着鬓角往下滑。她抹一抹脑门，把刘海别到耳后。

在《完美殿堂：健身房发展史》中，作者埃里克·查林提到，健身房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当时人的智力、身体与道德被认为是一体的，而健身房能使三者同时得到锻炼，年轻的男性就是在这里成为民主城邦的公民统治者。柏拉图所开创的学园和亚里士多德建立的雅典学园吕克昂都有各自的健身房。

时隔近三千年，健身的理由被优化得只剩下身体健康。至于在字节跳动的健身房，理由就更简单，“坐了一天，总得下楼来活动活动——以防猝死”。

2017年8月23日晚，上海民众在24小时“不打烊”百姓健身房锻炼身体。 殷立勤(上海分社)/中新社/视觉中国

小路在2020年毕业，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明白过来，那些让她舒适的人性化措施，同时也是把她留在办公桌前的手段。

对于这个年轻的程序员来说，工作嵌在丰盛的午饭、下午茶和晚饭之间，食堂提供一日四餐，菜肉俱全，蛋糕和水果总是可口；每个员工都配了人体工学椅，即便被项目困在电脑前，腰椎颈椎也不会痛苦地抗议；哪怕加班到深夜，她也只要十分钟就可以骑车回家——公司为住在办公地两公里以内的员工提供每个月1500元的住房补贴。

这样的安排下，小路一整天的时间几乎都绕着工作打转，早上10点30分到办公室，晚上没人说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但工作起码要到9点才能做完。如果有更紧急的项目排期，就要赶到十一二点。但她有时感到一丝安慰——对于那些更“卷”的部门来说，不到晚上11点钟，没人会收拾东西离开。

而在中关村东南方向30公里开外的朝阳区常营，中年人赵浪不必工作那么久，但他的整个傍晚都被拴在孩子身边——他的娃三岁了，每天晚上九点半上床，他要负责哄孩子睡觉。有时还要念个故事，等到能出门健身，一般也就十点多了。

深夜健身的这一个多小时，是赵浪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工作不会找来，孩子睡了，妻子知道他肯定在健身房，也就放心了。每次练完，赵浪也不急着走，缓缓神，在路边抽根烟，等汗被夜风吹干，再放空一会儿。这是他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

工作的时间属于老板，睡前的时间才是自己的，这几乎是社交媒体上的共识——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中国人睡得越来越晚了。根据华米发布的《睡眠白皮书》，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人的入睡时间分别是23：23，23：50，23：55和0：37。

于是，运动的时间也被推进深夜，根据乐刻健身公布的数据，在北京国美第一城的社区店内，凌晨两点钟的器械使用率曾一度达到50%；而整个北京市，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8点，乐刻有12.3%的会员依然在健身；在全国这一时段的会员数占比也接近10%。

2017年8月23日晚，上海民众在24小时“不打烊”百姓健身房锻炼身体。 殷立勤(上海分社)/中新社/视觉中国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说法，健身时间不分优劣，对于个人来说，最佳的运动时间就是能保持规律运动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午夜健身算是个不差的选择——但如果有谁在这个时间推开健身房的门，八成并非自由选择，“这么晚来健身，可能更像是来赎罪的，”健身教练康康说。他的工作时间也因此常在凌晨。

“赎罪”

说到“赎罪”，没人比两年以前的那个后期导演王盼盼更典型。康康在官庄附近的一家健身房里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是晚上十点。那是2019年夏秋之交，王盼盼参与的是《中国新说唱》节目制作。这个不断刷新爱奇艺站内热度峰值、带火了“freestyle”和“skr”等新词的节目，让这个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不堪重负。

当时，王盼盼站在面前，康康连问带瞧，做了个大概的判断——前者身高178左右，体重将近190斤，肚子挺得圆圆，是妥妥的肥胖；电脑前面坐久了，整个脑袋都往前探，于是头部出现了明显的前引，时间久了脖子僵硬，附近的神经受到影响，无怪乎总是头晕、头痛；两边鞋跟高低不齐，或许是翘着一边脚久坐造成的脊柱侧弯。

康康问，“以后能早点来练吗？”王盼盼说，“那没办法，除非我把工作辞了。”随后，他遵照教练的指示，兴趣盎然地开始做徒手深蹲，做了十来个，他气喘吁吁地站起来，“我感觉今天的运动量够了，要不咱下课？”

这句话当然是个玩笑。在这个秋天，王盼盼每周来三天，从没早过晚上十一点。再后来，俩人成了朋友，王盼盼拿出自己大学时候的照片给康康看，那是个搓了一头脏辫的小伙，和面前这个发量日稀的中年人判若两人。

晚上10点是大多数健身房闭店的时间，即便是康康所在的24小时健身房。教练大多在这个时间下班了，于是作为为数不多的深夜教练，康康有机会见证年轻白领们最疲倦的时刻。

在这里，不少人的眼睛都是半闭着的，做动作的时候晃晃悠悠，显示出肌肉的薄弱，说起话来也无精打采。他们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头晕头痛是最常见的，得脂肪肝的十个里有两三个，看着细胳膊细腿的年轻人一问却是高血脂。

晚上11点，位于苏州街的健身房依然不少人健身。

“996”面前，没人知道问题会在哪个薄弱点爆发。25岁的黄淼，就是在某一个瞬间被背上的痛疼击倒的。他22岁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做编剧，每天坐在电脑前打字，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忙的时候几个月足不出户，每天靠外卖过活。作息也日夜颠倒，基本都是写一个通宵，白天睡觉，晚上继续写。

这样的生活过了3年多。某一天，在他对着键盘噼啪打字时，背上一处尖锐的疼痛击中了他。他当下直不起腰，直接从椅子滑落到地上。

躺了一阵，他挣扎着爬起来，打车去了医院。急诊科的医生诊断出他有肾结石——即便超声可以击碎那颗最大的结石，但医生说，他的肾脏里装着一团泥沙，无数颗小结石掺和在里头。

原因并不复杂，医生说他喝水少，总是坐着，“要想保命，就得每天去运动。”黄淼起初没当回事，但不久，他的胃也开始反酸、呕吐，再一查，是幽门螺旋杆菌。天凉了，免疫系统也有了问题，风一吹就跟着感冒，他成了笔记本电脑前的林黛玉。

从这开始，黄淼走进健身房，先跑个5公里，再做点力量训练，在12点以前离开，“健身也为了不给工作和自己拖后腿，”

一些同行与亲朋的经历也时常激励他。他的一位亲戚得了卵巢囊肿，三天两头跑医院去看病，因为请假次数过多，被公司劝退了。“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尤其在北京，你不太能有资格去生病。”黄淼说，，再后来，每次在朋友圈看到有同行得了重病或者猝死的消息，他第一反应都是“今晚一定要加练，要拼命锻炼”，他盼着深夜的运动能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为50小时及以上的比例超过四成（43.9%），每月工作时间为29天及以上的比例超过三成（33.16%）。

通宵开发的乐刻健身房

与之对应的是慢性疾病的流行：根据《柳叶刀》的一篇研究，颈椎疼痛给中国人带来的健康损失，从1990年的第21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9位；据《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2019》，我国颈椎病患病率约为3.8%-17.6%，20-40岁的青壮年颈椎病患病率高达59.1%；201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2014年，中国成人一般肥胖流行率和腹部肥胖流行率均呈现大幅上升的局面。

2013年到2020年，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两度提出将颈椎病纳入工伤。实际上，坐在电脑前的打工人并非对健康风险一无所知——站立式桌板、加湿器、保温杯和养生壶，挂在工位上的肩颈按摩仪和拖鞋，都成了与电脑一样不可或缺的办公用品。

健身房和办公室的共同之处在于整日灯光长明，身处其中不觉时光流逝。自从晚上开课的消息传出去，康康的时间迅速被填满，最忙的时候从晚上8点，一直上到凌晨一点。他要见缝插针地去楼下便利店买瓶葡萄糖，以缓解疲劳带来的眩晕。

来的人总像行尸走肉，但等训练开始，内啡肽、多巴胺和血清素水平缓慢提升，带来暂时的兴奋和成就感，鲜活的表情就开始从疲倦的脸上浮现出来。康康跟着音响里“动次打次”的音乐大喊“再来一个”，这时，就算是基础不大好的运动者，都能再多做一个卧推。

“准宗教空间”

埃里克·查林说，现代社会的健身房是一个“准宗教空间”，人们聚集在一起，穿特别的衣服，吃特别的食物，共同参加吸收和奉献仪式。而问及信仰的目的，你通常能得到极为务实的回答——以防猝死。

“信徒”也分高下。“我带过的程序员都太乖了，”康康对全现在描述，他们让做什么动作就做什么，从来不抱怨自己做不到；让做几组就做几组，从来不讨价还价。有个男孩太瘦了，康康建议他喝蛋白粉，还把自己在喝的牌子推荐给他，对方嘟哝了一句，“是不是太便宜了？”

后来，男孩还是买了这个牌子，并且开始定时定点地执行增肌的子任务。重量训练做完，他瞧一眼手机，开始做有氧运动；等半个小时刚过，就跑到饮水器前，冲好蛋白粉，一仰脖子全部喝掉。

在字节跳动的健身房里，这样的运动热情占据了每一个合约健身房。小路告诉全现在，从晚上9点钟开始，几乎每个跑步机和椭圆仪都在使用中，常用的练胸、练腿的器械前面往往排了不止一个人。除了24小时健身房以外，另外两间健身房在即将关门的10点和10点30分依然有人恋恋不舍地在跑步机上挥汗。

5月24日晚5月24日23点12分的乐刻健身房，健身者并未露出倦意。

总有些消息让格子间的打工人们警醒——2020年3月，知名的程序员司徒正美突发疾病身亡；12月，一个47岁的业务线开发经理在办公区猝死；2021年1月，一位拼多多的员工又在凌晨1点的下班路上猝死。但对于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刚刚工作的程序员张宁并没有什么抱怨，他只是小心翼翼地安排着自己为数不多的自由时间，肌肉不能掉，睡眠也不能少——于是，十二以前点离开健身房，凌晨两点以前入睡，就能两头兼顾，上班还不会迟到。

只是有时，紧张的项目排期一旦挤过十二点，他就会有点灰心，“今天又不能健身了。”

在夜晚的健身房，人们会抱怨具体的工作内容：又被老板催活了，证书又没有考下来，但没有人抱怨工作本身。康康的一位前会员是个程序员，他曾试着每天晚上8点钟上私教课，再在10点钟回到办公室加班——没过俩月，他发来信息，说自己因为总溜号而被开除了，后来他找到了下一份工作，但是再也没有找过康康。

而王盼盼想得很清楚，他告诉康康，“我来北漂也好，过这种紧凑的生活也好，都是因为要赚钱。”在健身房，他也会努力提一口气。就像希腊人锻炼是为了做更好的城邦公民，他也要做更好的打工人。

王盼盼就是这样的信徒，他不缺鸡血，康康让做15个深蹲，他非做16个；康康眼见他呼吸急促，说下一组减几个，他非要红着脸再做16个。两个月的十几节课上完，王盼盼的肚子肉眼可见地瘪下去，青年时期的轮廓浮出来，一上秤，瘦了20多斤。

康康坚信90天能养成一个长期习惯的说法——但对于大脑长期被工作占据的打工人来说，这或许并不容易。

在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作品《思考，快与慢》里，作者提及一项测试自控力的测试：被试者得到一项重要任务，要在一两分钟里记住一段7位数的数字。当被试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串数字上时，工作人员端着甜点走来让他选择——一边是巧克力蛋糕，另一边是水果沙拉。结果表明，大脑被数据占据的人更容易屈从于直觉，而直觉显然更偏爱甜食。

王盼盼也没能逃过大脑的陷阱。掉秤没几天，他在上课前发信息请假：临时得知要加班，不好意思。空出一节课的康康和朋友就到附近的餐馆吃宵夜，一进门发现，几步之外有个厚实的背影——康康拿出手机，拍下对方，发给王盼盼，“你看看这个人，你眼熟不？”对方回头，赧然一笑。

再往后，王盼盼来得越来越少，一两个月约一节课。“想你了，来看看你，”他对康康说。再后来，俩人开始约着深夜画画，打游戏，王盼盼的小肚子又鼓出来，回到了刚来健身房时的状态。

“买了就相当于上了。”康康开始深夜上课到现在已经过去3年，他发现，多数人连12节课都上不完，花在健身上的钱成了长期伏案工作的赎罪券，然后屈从于美食与床的诱惑。

生产力的逃兵

关于深夜健身房的故事，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卷”。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家24小时健身房里，27岁的厨师李阳几乎每天都在9点多出现，然后12点离开。

夜里来就是图个清静，他往手上擦擦滑石粉，模仿刚从短视频平台的博主那里学来的“高翻”。那是举重的动作，50千克的杠铃落地时会发出“砰”的重响，搁在白天，往往会引人侧目。

2020年10月2日，上海，一间24小时无人值守的自助健身房即将开业，消费者花费199元即可包月使用健身房。

李阳在附近的一个宴会厅工作，每天把午晚两餐的凉菜备齐材料、摆好盘，工作就算完成了一大半，余下的时间，他就上社交网站看不同的训练方法。在食客推杯换盏的时候，李阳就在后厨琢磨这些动作，准备隔一会儿在健身房里复刻。他为数不多的困扰来自控制饮食，鸡胸肉换着法子煎、煮、汆丸子，怎么吃都有一股子腥味。

这位厨师时而对自己食客的生活状况感到担忧——人均价格过千的餐厅并未带来更好的健康，他们往往因大量饮酒而有着圆滚滚的肚子，看上去年轻的人也因酒精成瘾而手抖、口齿不清。

2021年，社会心理学家德文·普赖斯（Devon Price）出版了《懒惰不存在》一书，颠覆了以往“自助类”书籍里的观点。她认为，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们痴迷于提高自己的产出，他们心里个人价值与事业成功紧密相关，于是人生就意味着不断努力。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无休止地自我打磨。最近，王盼盼的事业之路戛然而止，他发信息给康康，说自己在工作时突然晕倒了。他在病床上休养了一个礼拜，下定决心辞掉工作，然后搬离了同行聚居的常营。

小路也逐渐对自己的生活心生厌倦。她在食堂吃两餐，很少拒绝下午茶的甜点；等写完代码、捉完虫，头昏脑涨地看一眼时间，一整天就过去了，于是刚刚产生的成就感被潮水一般的空虚冲淡。公司的海外数据节节高升，但每个年轻员工都过着一模一样的生活——加班，大小周，业余时间养养猫，打打游戏，偶尔报复性地健身，周而复始。

小路决心离开这种循环。她申请了国外的大学，今年秋天即将开学。于是，这半年的时光也变得更好度过，就当是体验生活，不过“一旦在大厂里待过，就不再想过这种生活了。”

（文中小路、赵浪、黄淼、王盼盼、李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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