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012年6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的蒋方舟的一本书的出版引发人们的质疑和争论。本文并不参与这场争论，而只是说明这一争论说明的问题。
肇端是：北京青年周刊2017年曾就《东京一年》的创作对蒋方舟进行专访，她表示2015年底自己对写作产生了怀疑，正好当时日本国际基金会邀请她到东京交流一年，每个月提供约有2万块钱人民币的补助，于是她欣然前往，在2016年前往日本东京。
而她当时的工作就是“什么也不用做”，2017年这本记录了蒋方舟东京生活的《东京一年》就出版了。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个人的日记、心理、一些琐碎的事儿，豆瓣评分也不是很高。人们提出质疑主要是该书的诞生过程，全程受到日方的资助。蒋自己回应了人们的质疑，认为这是中日两国间达成的正常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最近包括外交部、环球系，也都做了正面回应，认为这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不应过多地焦虑和怀疑，将蒋方舟描绘成日方的文宣工具。
这里笔者认为无论蒋是否故意，只要书的内容涉及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社会现状，出版受日方资助，蒋的日记的出版发行客观上都会造成对日本的宣传，至少是传播。这种事儿我们中国也在这么干，当年对美国人斯诺的感激，至今也没有减少。
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对这种稀薄程度的（从自发的意义去理解）、或者说隐蔽的（从故意的角度去理解）文宣表示容忍或宽容。
质疑的声音自然是对此认为不应宽容；支持者自然认为应该宽容。
这背后就是我们今天时代焦虑，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的安全底线在哪里。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这种事儿根本不是个事儿。但是疫情发生之后，国际关系风云激荡，我们仿佛登上一架飞机，飞机何时何地着地，谁的心里都没谱——国际关系的发展的确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往往超乎意料。
在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用善意去揣测人或事件还是用恶意去评估事态或人物，这自然也是一个难题。如果我们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宽容、善意自然是基本原则；如果我们从警惕的角度去思考，上纲上线自然是惯性思维。在后者情况下，人们自然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甚至沉默是金，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其实，蒋方舟从她出名的时候开始，就逐渐被符号化，成为那一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文字柔和但不失犀利、保持独立但不乏姿态的“知识分子”的具有青春色彩的符号。她的眼睛，保留着少女的清纯，但又缺乏少女的羞涩，她用文学的语言，娓娓地表达出她的成长经历、焦虑、空虚、苦恼，甚至用“男朋友”话题来勾引人的眼光，增加人们的好奇。
于今，几年前的日记小说被扒出来，我想人们不会去认真阅读她说了什么，而只是就这个“婴儿”是如何诞生的感兴趣，至于这个“婴儿”有多重、有多长不会去关心，这足以证明这一代人的失势、无语、无奈和尴尬状态。
人类自启蒙以来，既有过开明自由的岁月，也有过黑暗的充满乌烟瘴气的岁月。人类社会的钟摆将持续摆动，作为个体，除了像海草一样，随着海涛一阵摇晃，还能做什么呢？
再牢靠的方舟，在这个群氓的海洋里，一样会漂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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