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赤子》
剧照、截图。
“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银幕上，归国华侨子女黄思华一曲饱含深情的《我爱你，中国》，不仅打动了部队文工团的考官，也令围观的考生们沉醉。
这一幕，是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中的经典场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海外华侨及归侨子女生活境遇的故事片，片中矢志不渝投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归国华侨黄德深夫妇，以及他们纯真勇敢、极富音乐天分的女儿黄思华，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该片在海内外华人华侨中引发强烈反响，并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广东省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影片插曲《我爱你，中国》传唱至今，并入选中国电影百年歌曲精选目录。
“广东电影特有的海外题材，与广东自身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海外赤子》。”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周文萍评价说。在今天看来，该片不仅率先塑造了新中国影史上广为人知的华侨形象，同时还留下了一批关于归国华侨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珍贵影像。
开启反映华侨
爱国情怀影片之先河
1960年，4艘满载归侨的轮船顺利抵达广州黄埔港码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从海外接运华侨回国。此后，一批批海外游子陆续落脚广东、福建、海南等侨乡聚集的省份，全国一下子出现了20多个华侨农场。
归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相关政策的调整，归侨的身份界定与群体认同亟需社会的重新讨论与澄清。这一时期，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批以华侨为主人公的电影，《海外赤子》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1978年春，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胡冰完成了《海外赤子》的电影剧本创作。随后，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组织下，由欧凡、邢吉田、万允吉执导，陈冲、秦怡主演的摄制团队迅速组建起来。
影片女主角黄思华是归侨二代，也是华侨农场的女工，父母曾为咖啡、橡胶的引进种植作出过重要贡献，后来却因归侨身份遭受不公正待遇。在电影上映的前一年，中国刚刚迎来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恰逢国庆30周年，一批围绕“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的献礼片应运而生，社会主义电影事业进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这一年，共有433部长片电影发行，包括《小花》《归心似箭》《瞧这一家子》等众多影史留芳的名作，观影人次达到293亿次，全民平均观影28次，平均每天有8000万人观影。
在此强劲势头下，《海外赤子》何以脱颖而出，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独到一笔？许多研究者认为，该片的独特史料价值，在于其塑造和讲述了时代浪潮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和故事，以此展现社会变迁。《海外赤子》以黄思华排除万难进入部队文工团的故事为主线，深入一代代华侨心系祖国的情感世界，向全社会发出了平等对待华侨的呼声，在影视界开辟了华侨题材创作的这一新领域。作品抓住地域特色浓郁的“华侨”题材，脚踏实地深度还原归国华侨的真实生活，以敏锐的艺术嗅觉、非凡的创作勇气及思想性、观赏性兼具的人文价值，走在了文艺界的前列。
还原华侨生活最真实现场
为还原华侨真实的工作生活场景，剧组来到当时全国最大的华侨农场之一、位于海南岛的兴隆华侨农场拍摄外景。其间，剧组以极大的热忱深入当地华侨的生活，与海南岛变幻莫测的天气抗衡，以求达到影片的最佳呈现。
在兴隆华侨农场特意腾出的3栋楼房内，剧组向归侨细致请教了南洋的风俗习惯，借用华侨珍藏多年的服饰珠宝作为服装，尽力还原华侨海外生活照片中的场景。甚至，兴隆农场当时为推进经济建设，青年突击队打石队在炎炎烈日下挥舞榔头、敲打石块的现场也被拍摄进影片之中。
当时的拍摄条件有限，山上没法打灯，只能用反光板。为了保证同一场景的镜头光线一致，需要长时间等待相同的自然光。胶片珍贵，每场戏都要排练很久才正式开拍。一天下来，往往只能拍摄一个镜头。
影片不仅在拍摄中精益求精，也在音乐上下足功夫。作为一部音乐故事片，《海外赤子》的插曲对情节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摄制组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甄选，最终邀请郑秋枫负责整部影片的音乐创作。郑秋枫是广东著名音乐家、作曲家，曾任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2010年获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多年来创作了大量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美好生活的音乐作品。
为了寻找灵感，郑秋枫特意跟随剧组在海南岛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体验生活。他一共为影片设计了9首插曲，其中最知名的无疑是《我爱你，中国》。
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唐永葆曾这样评价：《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是属于全世界华人共同的心灵记忆，它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人民对于祖国的赤诚、眷恋，那种真挚的情感，无论何时，都令人感动。它又是中国声乐文献中雅俗共赏的典范，不仅让人听着贴心，又具有殿堂艺术的诗意和荣耀感。
优秀作品的核心在于“情”
包括《我爱你，中国》在内的5首电影插曲的演唱者是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她与电影主人公黄思华有着颇为相似的人生经历。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镇的叶佩英，193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祖辈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叶佩英的童年历尽了逃难、亲人被害等艰辛，目睹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和英国的殖民统治，她慨叹于当时海外华侨的艰难境遇，也更加心系祖国。抗战期间，她曾在街头唱起《卖花词》，为祖国抗战募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海外华侨欣喜若狂。16岁那年，叶佩英终于说服父母，满怀着对参与建设新中国的憧憬与向往，只身登上回国的邮轮。
“靠岸前，第一次见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心里头透亮。”她回想起第一次见到祖国海岸线的场景，当时同船的华侨兴奋地扒着船舷上的栏杆，欢呼雀跃，和《海外赤子》的开场颇为相似。
1979年的某一天，叶佩英收到来自老朋友郑秋枫的一封厚厚的信，信中邀请她为《海外赤子》配唱，随信附寄的有电影剧本和曲谱。叶佩英一口气看完了剧本，同样身为归国华侨，她对电影中的情节感同身受，看完禁不住落泪，欣然应允。
黄思华演唱《我爱你，中国》一幕是全片的高潮，叶佩英对这首歌的演绎也最为费心。“这首歌曲演绎的难，在于文学意义上的难，每一段有9个‘我爱你’打头。文学上，排比句能抒发强烈的情感，但怎样通过歌声引领听众，让人听了不觉厌烦，这就很难。”叶佩英为此绞尽脑汁。
一次偶然的机会，叶佩英从广播里听到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节目，他讲得深入浅出，活灵活现，特别是“那些重复的话语处理得都不一样”，这给了叶佩英很大的启发。
《海外赤子》上映后，《我爱你，中国》传遍神州大地，获文化部“全国优秀作品一等奖”，至今仍是改编版本最多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之一。
无论是影片本身还是插曲，在郑秋枫看来，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情，“‘情’字概括了一切文艺作品的核心”。以高质量的插曲激发观众与时代情绪共振，正是《海外赤子》的一大成功经验。
专家解读：
地域文化赋予粤产
红色电影独特气质
《海外赤子》开启反映海外华侨爱国情怀影片之先河，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电影的经典之作。影片大胆创新，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方面力求多样化，表现形式方面也力求突破旧有的一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钟大丰曾在《中国电影史》中如是评价。
《海外赤子》选材的独特视角，源于地方特有的侨乡背景，许多广东电影中都会涉及海外关系。广东省电影家协会评论与交流委员会主任周文萍分析，除《海外赤子》这类正面反映华侨题材的影片外，与海外的联系还成为当时不少粤产电影潜在的故事背景，例如同样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反特题材影片《跟踪追击》中，公安人员就与来自海外的特务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海外赤子》中，身穿白裙的黄思华面向大海放声歌唱的场景，给许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大海”正是广东电影的经典抒情意象。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这些抒情性镜头实际上还包含着这一时期电影界对电影语言的重新认识与探索，“突破舞台化思维，追求散文化结构，注重诗意和抒情的传达……”
不同于恢弘的革命历史题材、英雄主义影片，《海外赤子》讲述了一名年轻归侨女子的音乐逐梦故事，演员青春靓丽的形象和音乐元素的使用，给当时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除了《我爱你，中国》，影片中《思乡曲》等插曲也是流行一时。“广东电影的另一大特色是对音乐的巧妙运用。”周文萍指出，《海外赤子》的女高音美声唱段，对于烘托人物内心情感世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南海潮》《绝响》《赛龙夺锦》等电影则巧妙运用粤剧、广东音乐等地方音乐，增加影片独特的地域气质和人文调性，为影片营造出一种当时北方电影少有的清新、明丽的氛围。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海外赤子》还可以说是兼具时代反思、地域特色的一部青春片。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电影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中，《雅马哈鱼档》《太阳雨》《女人街》等一批影片都纷纷将视角聚焦于年轻人对梦想的追求，如《雅马哈鱼档》编剧章以武所说，这一选材角度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和张扬，体现人性的尊严。直到今天，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借助时代机遇，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实现自我价值，也是许多青春电影反复演绎的主题，《海外赤子》为爱国题材加入青春色彩、以青年际遇反映时代潮流的成功实践，仍然值得当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借鉴。
●南方日报记者 王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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