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游彪《问宋：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

知名学者游彪“宋史三部曲”收官之作

一部权威、严谨又好读的宋代政治史！

王安石变法是富国强兵的改革，还是恶性党争的祸源？兴文抑武是巩固内政的良策，还是陷于外患的肇因？

宋史专家带你尽览大宋三百年政治得失和历史脉络

高屋建瓴展现人物、制度和时代的深层互动

张帆/吴钩/马勇/王子今 /刘国忠/郭建龙 一致推荐

内含16页彩色古画插图

书名：问宋：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

作者：游彪

书号：978-7-5455-6316-0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品牌：天喜文化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定 价：108.00元

页 数：480页

字 数：356千字

开 本：16开

装 帧：圆脊精装

用 纸：胶版纸

CIP：K244

类 别：中国史－宋史

作者简介：

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师从著名史学家漆侠先生和著名学者王曾瑜先生。19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撰写博士论文，200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多年来，一直从事辽宋西夏金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兵制、佛教寺院经济、政治制度、宋儒与佛教的关系等领域。著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等，已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内容简介：

宋朝终结五代乱世后，建立了延续三百余年的政权统治。随着各时期社会状况的转变，宋朝的政治既有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也有贯穿始终的内在延续性。总体来说，两宋政治表现出“外患虽不断，但鲜有内忧”的特点，这背后有制度性的成因，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偶然性因素也不容忽视。

本书是宋史研究专家游彪集30年研究思考功力，为大众读者倾心写作的宋代政治史通俗读物。这不是一本追求面面俱到的综合性宋史作品，而是采用点面结合的方式，从宋初“祖宗家法”的确立，到崖山之战南宋灭亡，精心选取最能反映各个时期政治特点的人物和事件，寓论断于叙事，由表及里地勾勒宋朝各时期的时代大势、权力结构和政治主题，此外旁及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等。作者试图由此深入浅出地阐发各时期内政与外交的得与失，把握两宋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

游彪讲宋史系列

游彪讲宋史系列共包含三部作品，《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问宋：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

讲宋史系列以史实为依据，分别从十八位皇帝的生命历程、两宋时期的政治面貌和文明高度、各时期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现了赵宋王朝的兴衰嬗变和发展演变，角度新颖，内容系统，由表及里地剖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和带给后世的文化沉淀与深刻影响。

《赵宋：十八帝王的家国天下与真实人生》 《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 《问宋：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

出版时间：2020.9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出版时间：2021.6

编辑推荐：

1.全景勾勒两宋政治发展脉络，客观审视内政外交优劣得失。

兴文抑武政策如何巩固宋初的政权统治？又如何导致武功弱势？王安石变法改善了北宋中后期积贫积弱的局面，还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宋史专家游彪以学者严谨审慎的态度，精选历史关键节点中的人与事，系统反思两宋各时期内政外交的优劣得失，带你通览大宋三百年历史脉络。

2. 以人写史，以史带论，高屋建瓴展现人物、制度和时代的深层互动。

与常见的通史写作不同，本书作者着重描写历史转折点处有血有肉的人物及其际遇，包括寇准、王安石、狄青、宋高宗、朱熹、史弥远等，将历史人物放置在更宏大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从中窥见人、制度和时代如何有机互动和相互作用，进而塑造两宋历史走向。

3. 权威学者写给普通读者的宋代政治史，兼具可读性和严谨性。

宋史专家、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游彪为大众读者倾心写作的一部严谨、权威又好读的宋代政治史，历史事件、人物际遇、制度制约和时代主题交相辉映，既有可靠生动的精彩叙事，又不乏发人深省的史识洞见。

新书目录：

序言

第一章　防弊之策：

宋初政局之走向与祖宗家法之确立

“先南后北”，底定帝国 / 04

政权的巩固：“杯酒释兵权” / 08

“宰相须用读书人” / 14

防弊之政：“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 20

天书封禅与真宗朝政局 / 25

结语 / 31

第二章　宋代士大夫的先驱：

时代转折中的寇准

年少成名：得君之专的前半生 / 38

左右天子为大忠：澶州建功 / 45

专制自矜，宦海浮沉 / 51

危身奉上，佐国遭忧 / 57

结语 / 63

第三章　兴文抑武体制的殉葬品：

狄青

建功西夏与无辜受责 / 70

名将的陨落：兴文抑武国策下狄青的命运 / 77

结语 / 85

第四章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

王安石及其时代

富国强兵：熙宁变法的开端和主要内容 / 92

“非常相权”：王安石的权力和去位 / 106

结语 / 115

第五章　除旧布新：

北宋中后期政争的得与失

“异论相搅”的祖训与朋党之争的兴起 / 122

元祐更化：“以母改子”之政 / 130

“反元祐而实效之”：新党的报复性倾轧 / 140

结语 / 146

第六章　靖康之变：

艺术天才和政权的危机

错位的天才 / 152

步入歧途的“绍述”政治 / 158

靖康之变 / 169

结语 / 179

第七章　失去天堑：

北宋与辽朝、西夏王朝之鼎立

割让燕云十六州：防御北方游牧部族地理优势的丧失 / 186

收复燕云十六州梦想破灭：宋太祖、太宗朝宋辽和战 / 190

澶渊之盟：宋辽间长期和平协议签订 / 196

联金灭辽：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选择 / 201

时战时和：复杂多变的宋夏关系 / 204

结语 / 214

第八章　收拾旧山河：

南宋初年的和与战

再造王室：“嗣我朝之大统” / 220

抵御金兵：“中兴十三处战功” / 227

中兴四将 / 235

结语 / 242

第九章　从恢复到偏安：

宋高宗的南宋气象

绍兴和议 / 248

重回以文治武的老路：宋朝第二次收兵权 / 258

结语 / 267

第十章　太上皇—今上的政治格局：

宋孝宗及其时代

父尧子舜：太上皇—今上格局的形成 / 274

太上皇与今上的权力划分：隆兴北伐与宋金和议 / 281

“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皇权受损的结果 / 287

皇权“非可共理之物”：太上皇—今上结构的悲剧结局 / 293

结语 / 304

第十一章　走向学术中心：

朱熹与道学在南宋的崛起

从论学师友到自居正统：向道学权威迈进 / 310

国家政治中的道学群体 / 319

走向正统：朱熹与道学地位的提升 / 328

结语 / 332

第十二章　“天下之势，自安以趋于危”：

史弥远及其时代

权力的交割：从韩侂胄到史弥远 / 338

嘉定和议及其反复 / 346

“舍昏立明”：皇权之争波澜再起 / 351

从联合到交恶：宋蒙战争的开始 / 356

结语 / 361

第十三章　强敌压境：

南宋与蒙古的长期周旋

蒙古部族的兴起与南下 / 365

端平入洛：宋蒙战争的开始 / 367

第一次宋蒙战争 / 369

宋蒙钓鱼城之战 / 372

鄂州之战与宋蒙“议和” / 376

襄樊保卫战 / 382

结语 / 386

第十四章　亡身危国：

贾似道擅权与南宋的灭亡

贾似道发家史：“不事操行”的实务型官员 / 392

虚构的“鄂州大捷”与登上权力巅峰 / 395

襄樊之战：南宋存亡的关键 / 407

结语 / 416

第十五章　崖山之战：

赵宋政权的彻底覆灭

贾似道独揽朝政 / 422

孤儿寡母的朝廷 / 427

崖山悲歌 / 439

结语 / 444

后记

精彩试读：

政权的巩固：“杯酒释兵权”

宋王朝之建国立制，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革除前代的弊病，如何避免成为像前代一样的短命王朝，是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五代皇权政治有两大威胁：一是所谓“腹心之患”的禁军，一是“肢体之患”的藩镇。赵匡胤能当上皇帝依靠的是前者，后者则是唐代中期以来的政治痼疾。在武人政治的五代，兵强马壮是夺取政权的关键，要改变这样的游戏规则，最重要的就是“收兵权”，也就是改变统兵体制，从制度上着手解决这一大患。

“杯酒释兵权”常被后人用来形容赵匡胤收夺兵权时所采取手段的巧妙，另一方面也常被用来赞颂赵匡胤没有诛杀功臣的仁慈。事实上，“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收夺兵权的措施之一，针对的是“腹心之患”的禁军，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先来看“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关于这段故事，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一中有绘声绘色的描述。故事的梗概如下：

宋太祖赵匡胤一天下朝后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石、王都是禁军主要将领，在后周时期就与赵匡胤共同掌管禁军，也是所谓“义社十兄弟”的成员，这十兄弟是赵匡胤的铁哥们，是他能够当上皇帝的主要助力。当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赵匡胤屏退左右，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赵匡胤的这几句话讲得十分巧妙，先是承认石、王等人的功劳，暗示自己不会忘记他们的付出，又说做天子不如做地方的节度使，做天子总是睡不好觉。石、王等人自然要问为什么，赵匡胤的回答一语道破天机：“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皇帝谁不想做呢，这可是真正的大实话。石守信等人连忙起身跪下，连声否认。赵匡胤接着又说：“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这可真是诛心之言，石守信等人能做的只是不断叩首，祈求皇帝指示一条出路。赵匡胤这才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赵匡胤的策略十分明确，就是用厚禄换取诸大将交出兵权。

这样生动的场景可以和司马迁所描写的“鸿门宴”相比，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故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事实上，这种收取禁军大将兵权的做法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分了好几个步骤，进行了好多次，并非一蹴而就。而这一做法的实质是以金银、田宅、官爵、婚姻为代价，采取利益交换的方式，和平转移大将兵权，这也成为后来赵宋王朝对待战功卓著的宿将的主要做法，南宋初年宋高宗对韩世忠等大将也是如此，只有岳飞是个例外。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防止禁军中继续出现能威胁皇权的人物，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第一，分禁军两司为三衙，不再设置最高军职。禁军作为皇帝的亲兵，在后周时分为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其最高长官分别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前者即是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前的军职。入宋后，侍卫亲军司被分为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兵权被分散开来，以相互牵制。三衙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开始是阙而不授，由职位较低、资望较浅的武将负责实际事务，直至该职位取消。第二，将发兵权与握兵权相分离。枢密院有发兵之权，天下的兵籍、武官任命与升降等政令全部由枢密院来发布，但枢密院手下并无军队。三衙平时负责训练和管理禁军，却无发兵之权。需要部队出征时，由皇帝临时委派将领，避免军队成为将领私人的武装。这种做法为后代所承袭，有力地巩固了皇权。

相比于禁军这一“腹心之患”，收藩镇之权则是一个更大的命题。自唐代设立节度使以来，藩镇问题成为中央集权的最大威胁，藩镇之祸绵延百余年。对此，宋初君臣采取的措施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实际上，唐代藩镇问题核心有二：一是军事权与行政权合一，有了行政权，藩镇就把持了地方的土地、人民、赋税，有充足的财富养兵；二是地方握有重兵而中央却没有一支能威慑全局的武装。因此，收藩镇之权的重点是要多管齐下，收夺兵权的同时还应收其财权。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整顿军队，以收地方精兵。后周时就曾要求地方藩镇筛选精兵增补到中央禁军。宋初继承了这一做法，对军队实行拣选制度，挑选精壮的士兵留在禁军，将老弱病残的禁军送到地方组成厢军，再将地方上强壮的厢军选到禁军，补充缺额。宋代厢军原本是州郡地方兵，后来逐渐演变成杂役兵，不再参加战斗，只负责看守仓库、运送官物、修筑河道等任务，基本失去了战斗力。第二，在兵力部署上实行内外相制。宋太祖时期在京城养兵十余万，地方养兵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唐代“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内外兵力不平衡。宋人吕祖谦在《历代制度详说》卷十中认为，宋代兵力部署策略是“守内虚外”，即兵力集中于内。此说值得商榷，虽然宋代京师驻军保持了相当的数量，但与此同时，为了应付边患，宋朝也在边境保持了相当的兵力。在宋初，为了统一天下，军队会持续调往边境；到宋太宗后期，契丹军队不断南下，北宋不得不将重兵驻扎于宋辽边境；宋仁宗时期，北宋与西夏连年征战，重兵长年部署于西北边境；南宋时，赵宋偏安一隅，前有金朝威胁，后有蒙古不断南侵，更不可能实行“虚外”政策。因此，有宋一代，大致还是沿袭内外相制的策略。第三，收夺地方财权。唐代形成藩镇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地方财权掌握在节度使手中。收财权的第一步就是中央任命官员收夺由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权。宋代地方分路、州、县三级。宋初在诸路设置转运使，负责将地方财赋收入运往中央；在州设置通判，负责监察地方财务账目，以牵制地方长官。收财权的第二步就是将天下财赋的支配权集中于中央，没有中央规定，地方不得擅自支配。天下州军的财赋收入，须由中央规定其可以支用的项目与数额，除中央规定运用的各项经费之外，其他一切财赋，地方均不得动用。第四，派遣文官到地方做知州、知县，逐渐剥夺节度使对地方的控制权。宋代的知州，全称“知军州事”，《文献通考》卷六十三中有一段简要的叙述：“宋太祖开基，革五季之患，召诸镇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这段话简述了宋太祖利用朝臣出任知州来削夺藩镇权力的过程：赵匡胤一方面将诸镇节度使集中到京师，予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派遣朝臣（主要是文臣）到各州，掌管军政和民政。宋人将知州的设立视作赵匡胤的一大发明，但实际上知州制度的形成，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五代时就已有“知州”之名，但一般是临时状况，并未制度化。宋初统一战争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一次性解除节度使的兵权也是不现实的，实际状况只能是逐步进行。宋太祖起初先是命令新夺取的各州直属朝廷，不再归属藩镇，然后利用各种机会向已有藩镇派遣文臣“权知州事”，这个过程在太宗朝也一直持续。直至宋真宗时期，知州制度才全面确定下来，此后，节度使通常不再到本镇任职，最终成为代表崇高级别、优厚待遇的荣誉职衔。

宋初收夺兵权的过程也是藩镇割据局面结束的过程，相比于军事上的统一战争，制度建设更加重要，改变五代以来的游戏规则，才是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代”的关键。这一过程也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努力才基本完成。本质上是军阀出身的赵氏兄弟，依靠自身掌握的军事实力，通过兵变上台，这是五代时期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对于五代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的教训心有余悸，在夺取政权后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吸取了历史的经验，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防止新的动乱出现。这些措施虽然以武力作为后盾，但实施过程中却很少兵戎相见。赵氏兄弟出身卑微，重视优容武将，对元老勋臣除给予优厚的经济待遇外，还与其联姻，以保持其家族的政治地位，维持了政治局势的稳定。

收夺兵权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设计一套制度以防止新威胁的出现才是重中之重，这就是赵氏兄弟和他们的臣子一起完善的所谓“二府”体制。“二府”是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者共同构成政权中枢机构的核心。二府对举的局面在五代其实已露端倪，宋初则加以完善。中书门下简称中书，是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机构，其办公场所被称作“政事堂”。北宋前期官衔中带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就是宰相，太祖乾德年间又设置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一方面辅佐宰相，另一方面也起着牵制宰相的作用。枢密院在唐代本是宦官机构，随着宦官的权力扩大而地位日渐上升，掌握了兵权；五代时枢密院长官一般是皇帝的亲信，其权力之大超过了宰相。北宋枢密院负责统理军务机要，是国家的最高军政机构，长官称作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是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这一体制的核心就是“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行政权与军事权的平衡，具体到二府内部有正副长官的权力平衡，枢密院和三衙还有调兵和管军的平衡。鉴于前代的教训，宋初还是以防止兵权旁落为主，由此，在枢密院长官的人选方面就特别重视，不论文武都必须是皇帝信任的人。由于国内尚未统一，因此武将中依然有不少人出任枢密院长官，统一战争结束后，枢密院长官开始倾向于专用文臣。文臣掌兵，也是一种平衡，当这一做法制度化后，武将专权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仁宗朝时，狄青因功升任枢密副使，文臣群起而攻之，原因不在于狄青个人，而在于破坏了原先制度设计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是以效率降低为代价的，一旦战争爆发，这种互相牵制的制度设计便会延误战机，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