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美国女传教士毕路得的桂阳往事

桂阳城西原何氏宗祠旁，伫立着一栋普通两层小楼，它在上世纪70年代手绘的一幅解放前桂阳城区图上，却标注着一个奇怪的名字——“美国婆住宅”。顾名思义，就是美国妇人的住房。这位美国婆是谁？她与桂阳到底有什么瓜葛？视界桂阳在策划桂阳民间信仰专题时，终于找到了答案。这是一段跨越80多载的有趣故事，房主人的名字叫毕路得，是她建造了这栋小楼，并且在桂阳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记。

毕路得是谁？

毕路得是RuthPettigrew的中文译名，她于1889年7月17日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一个农民家庭，是家中的独生女，下面还有三个兄弟。虽然家境一般，但父亲坚持让她接受良好教育，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她在一所中学任教。

在美国，向海外输出基督教，是民间一项持续百年的事业，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从1890年代开始，美国逐渐取代欧洲列强，成为西方来华传教的中坚力量。其中女传教士群体占据传教士总人数的60%以上，其身影活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1920年，31岁的毕路得来华。她先在广东学习客家话，然后长期在惠州传教，之后又到粤北新丰、翁源、英德、曲江一带活动。

在粤北传教期间，毕路得所在的两广浸信会，又将传教触角延伸到相邻的湘南地区，于民国27年（1938年），委派她到桂阳传教。这是浸信会在湖南地区建立的唯一一所传教机构，毕路得作为开路先锋，并且常驻桂阳13年之久，为该教会在桂阳的传播不遗余力，功不可没。

传教之初，毕路得在县城西外街租何姓铺屋作布道所，后借大北关刘姓房屋做教堂。

后来在何家岭下建私人住宅一栋，八间，取名恩园，即后来桂阳地图上标注的“美国婆住宅”。

1949年，浸信会购买高码头李俊榜房做教堂，每周星期日聚教徒做礼拜。至1950年，参加浸信会的教徒65人。1951年4月，在宗教界掀起隔断与外国教会联系声浪中，毕路得离境前往广州滞留三个月，然后去了香港。该会因无上层神职人员主持，活动停止，其教徒参与基督教桂阳堂会活动，从此与十字街的原福音堂合流，在外人眼中难辨彼此。

毕路得在桂阳期间，与时任桂阳县立初级中学校长骆明夫成为好友，并成为骆明夫女儿骆宝华的英文启蒙老师。至今骆宝华还称她为“毕小姐”。骆明夫是北伐将军徐连胜的侄儿徐炳麟少将的亲家，早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前身），是当时桂阳少数懂英文的知识分子。加之长辈徐连胜夫人刘淑卿在恩园附近何氏宗祠创办广东连胜中学分校，即后来的捷卿中学，于是与毕路得往来密切，成为至交。据骆宝华回忆，父亲受毕路得之邀，每个周末都要带着年幼的她前往恩园参加礼拜。进行唱诗活动时，毕路得弹奏钢琴，骆明夫拉小提琴，两人配合默契，把宣教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关于毕路得与骆明夫之间的交往，还闹出一个笑话：他每次和毕小姐见面，会行西方礼：吻面颊。骆宝华回家就向母亲告状：“爸爸和毕小姐打波了”……

据骆宝华回忆，毕路得金发碧眼，身材高挑，说话慢条斯理，举止彬彬有礼。是一个十分注重仪表和生活品质的女性，早上起床前必带好假发才去洗漱，出门逢人道早安goodmorning，到晚上就说goodevening。典型的西方传教士形象，不容许丝毫言行失范。

毕路得除了教授骆宝华学英语，还教她唱英语歌，以至于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年82岁的她还会唱几句毕小姐当年教的英文歌。

桂阳养女徐蓉恩

在桂阳传教13年，毕路得收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徐蓉恩。今年81岁，现居太和镇神下村洞心组。视界桂阳主笔慕名找到她时，她很震惊，当提起毕路得之名，老人禁不住掩面而泣。她说，毕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亲的人，她离开毕妈妈70年了，也思念她70年了。

通过徐蓉恩的讲述，我们还原了一个忠于信仰、大爱无疆的异国女性的形象。她不止是一名信仰坚定的传教士，还是一位慈祥称职的好母亲，更是一个心怀慈悲的好人。

徐蓉恩于1940年阴历8月23日，生于今太和镇神下村洞心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父母生养了三个孩子，她是家中老幺。她出生时，家中遭遇不幸，父亲和一个哥哥患了眼疾，几近失明。由于生活所迫，产后虚弱的母亲只得进城给大户人家做奶妈，以维持生计，于是忍痛将女儿丢弃在东街里（今人民完小大门以南老百货公司）原孤老院一集市案板上，等待好心人家收养。当时，徐蓉恩出生仅一个月零三天。一国民党军官太太收留了她，但一天之后便放弃收养，将她送到恩园，请求浸信会收留。浸信会自两年前来到桂阳传教，曾先后收养过5名病残弃婴，因条件有限，无一成活，面对这次请托，毕路得很是犯难。最后，出于母爱的泛滥，她毅然做出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女婴，由自己亲自抚养她长大。

收养徐蓉恩时，毕路得已经51岁了，她一生未婚，从来没有抚育孩子的经验。但收养女儿之后，她决定凭一己之力养活女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桂阳，物资和医疗条件极度匮乏、落后，婴儿主要靠母亲奶水喂养，毕路得先是托教民中的年轻母亲喂养，之后她想到了解决办法：从郴州教会（今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附近）购买一头奶牛牵到恩园，从此，充沛的新鲜牛奶供应，将年幼的蓉恩滋养得白白胖胖。之后，她雇人在恩园开垦出三亩荒地，种上红薯、玉米等庄稼，自己身兼教士、母亲、农夫数职，常年的劳累和心力交瘁，让她的满头金发全部脱落，最后只能依赖佩戴假发维持外在的优雅与体面。

自从收养了蓉恩，毕路得就给女儿倾注了全部的爱，她为养女取名“蓉恩”，意即蓉城养育之恩。6岁时，送她入学读书；8岁时，为她受礼。同年聘请家庭教师授课。在养育蓉恩的11年里，几乎每天形影不离，同桌同铺，从来没有亲疏之别。在外人眼中，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妈妈爱护中国孩子比自己亲娘还周到悉心。许多中国女子都会慕名前来恩园，看“美国婆”如何照料中国养女的，其中就有蓉恩的亲生母亲。凭着女性的敏感，毕路得察觉出端倪，经过打探，她直接找蓉恩的母亲摊牌。她说，孩子是你生养的，是你的心头肉，我可以归还给你。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我付钱给你，带孩子回家帮我养；要么我们认亲戚，我帮助你的家庭，但孩子留在我身边。结果，蓉恩母亲选择了后者。

毕路得没有食言，她出资给徐家购买了耕牛农具，租种了田地。还亲自带患有眼疾的蓉恩父亲前往广东乐昌的教会医院（诊所）治疗8个月，缓解了蓉恩父亲病情的恶化，从而让这个苦难家庭度过了难关，看到了希望。

由于传教事务繁重，毕路得不得不在传教和照看女儿两者之间平衡，背后付出的艰辛，更甚于常人百倍。两广浸信会总部在广西梧州、广州，每年教会都要召集各地教士回总部开会，每次毕路得都会带养女前往，不惧辛苦。桂阳浸信会还负责湖南教区其他县的传教工作，如耒阳、汝城、桂东等地，毕路得搭乘过你能想象到的各种交通工具前往，如骑马、乘轿、搭船、汽车、火车……为了减轻孩子的旅途劳顿，她不惜多花钱，为她另租一顶轿子。有一次在耒阳县城传教，蓉恩被拐子骗走，毕路得急得狂抓，马上联系警局，找回了女儿。

1944年春夏，日军从衡阳进逼桂阳，毕路得带蓉恩前往广西桂林，准备搭机回美国避难。因手续问题，蓉恩不得登机，她只能折返桂阳，将女儿托付给从广东带来桂阳的仆人一家，要他们回原籍清远暂避，结果不幸降临，水土不服的蓉恩与仆人家的孩子同时染上麻疹，仆人家的孩子病亡，蓉恩奄奄一息。这时，毕路得托美国友人带到清远的钱款送到，于是蓉恩得到救治。大约1945年冬，抗战结束后，毕路得辗转返回中国，在清远找到了仆人和养女蓉恩，看到女儿的那一刻，她痛哭流涕，感到深深自责。原来女儿肚子臌胀如皮球，瘦的不成人样，她马上带她搭船回广州驱虫医治，及时挽救了孩子性命。之后，她与仆人一家又返回阔别一年多时间的桂阳县城，继续从事传教工作。

毕路得来华以及后来在桂阳传教的年代，正值中国的危难时刻，数十年间一直战火不断，灾荒连绵，她始终深爱着足下这片扎根的土地，对桂阳苦难的民众给予同情和帮助。如她每月都要在恩园举办施粥慈善活动，把牛奶无偿供应给需要的育婴家庭，参与抗日募捐，等等，这些都给苦难中的桂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别了，毕路得

1951年7月18日，受时局影响，滞留广州三个月的毕路得前往香港。4月离开桂阳时，她向养女蓉恩赠送了被褥和钱粮，嘱咐蓉恩父母善待孩子，将来她还会回来接蓉恩团聚。同时，还将在桂阳的财产悉数移交政府，包括浸信会教堂一间（原址在今十字街西口马路对面），一栋两层八间住房，三亩多土地，奶牛6头（四母两公），一架钢琴，一台缝纫机，45件被褥，以及大量个人生活用品，如家具14件。其中钢琴于文革期间转交给县一中用于教学。

毕路得对桂阳充满着真挚的爱和深厚的感情，她在香港期间从未放弃重返桂阳继续工作的希望，但是世事难料，她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1956年，她委托在中山大学工作的养女何守琴回桂阳探望蓉恩，随信捎带了现金和个人照片。因为时局敏感，何守琴此行，广东省公安厅（局）还派人随同。可惜在“四清”运动期间，蓉恩怕招惹麻烦，将养母照片和信件一同销毁。从此，一切与养母关联的事物只能寄存在记忆之中，每当回首此事，她总是痛心疾首。

抵达香港的毕路得没有返回祖国，而是继续留守在异国他乡传教，1966年3月，她患癌症在香港逝世，享年77岁。在其生命的最后15年里，她又在香港辅佐创办了筲箕湾国语浸信会、上水浸信会等五处教会或福音堂，她的事迹后来入选华人基督教史辞典，还张贴在今天的桂阳新福音堂的门廊墙上，广为传颂。

关于毕路得，关于美国传教士在桂阳的往事，我们不想以带有偏见的语句进行过多的描述，因为这是桂阳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县志等正规史料中有所展现。我们今天所能做到的，就是客观呈现毕路得身边亲友所讲述的人与事，把真实的历史细节展示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