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头地三百年：大唐的科举、诗歌与国运

　　唐朝人为什么那么能写诗？

　　南宋诗人严羽提出过一个独到见解：“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

　　这是说，唐朝科举要考诗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有了全民写诗的风气。就好像前些年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遍地都是奥数班。

　　当唐太宗李世民在宫门远远望见新晋进士鱼贯而出，感慨“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时，这一影响后世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正徐徐拉开帷幕。

　　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唐代诗人的科举之路，是苦尽甘来，还是茫茫苦海呢？

　　科举制到唐初基本成型。它的诞生，终结了曹魏以来豪门大族垄断仕进之路的九品中正制，也打破了两汉以来地方官员自辟僚属的制度。

　　这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有了科举，选拔官吏之权收归中央，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寒门士子，都可“投牒自进”，通过考试取得做官资格，改变命运。

　　唐太宗进一步完善隋朝开创的科举制，有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说法。但实际上，初唐的科举考试影响力有限。

　　史书记载，武德、贞观年间，“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这说明，唐初各地官员大多是由当地人才充当，以空白告身就地任命。隋末天下大乱，活下来就不容易，到哪儿找那么多读书人去？

　　有学者做过统计，贞观年间的宰相，只有房玄龄、温彦博二人是隋朝进士，许敬宗一人是隋朝秀才，其余二十几人都未通过科举考试，没有正式“文凭”。

　　贞观年间科举取士名额不多，成为高官的更是少之又少，青史留名的进士，不过只有上官仪等几位御用文人，也没有多少人会为了这个考试老死于文场。

　　▲剧照：唐太宗李世民

　　科举萌芽之初，诗歌也只流行于上层社会。

　　那时流行的宫体诗，继承南朝绮丽之风，创作者主要是帝王及重臣。常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初唐进士上官仪，就以“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风闻名于世。像他下面这首《春日》诗，写得无比绮丽：

　　花轻蝶乱仙人杏，叶密莺啼帝女桑。

　　飞云阁上春应至，明月楼中夜未央。

　　唐代科举的第一次大爆发，还要等到上官仪的“敌人”武则天登上历史舞台时。

　　上官仪反对武后临朝，曾上书请求唐高宗废后，高宗起初觉得有几分道理，让他起草废后诏书。但武后得知后找高宗哭诉冤屈，唐高宗到底还是宠老婆，只好跟武后说：“这都是上官仪教我的。”

　　这下害惨了上官仪一家。

　　之后，武后让人诬陷上官仪谋逆，将他治罪，下狱处死。上官仪的家人多受牵连，他年幼的孙女上官婉儿被充为官婢，逃过一死，后来得到武则天重用。

　　在成为一代女皇的道路上，难免有像上官仪这样执拗的文人进行反抗，但武则天却格外重视读书人的力量，尤其是用关东士庶阶级，打压以隋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

　　武则天统治时期，大开制科，“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随着录取名额飙升，科举出身的官员得到重用，科举制迅速发展。武则天还首创皇帝担任主考官的“殿试”，又在进士、明经等科目之外，设立选拔武将的“武举”。

　　▲剧照：太平公主与武则天

　　从唐高宗到武周这一时期，科举进身的宰相就有狄仁杰、张柬之等名人，还有诗人王勃、杨炯、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贺知章等大咖出现在了科举的考场上，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宋璟、张说也是武周时参加的科举。

　　至此，科举成了全民运动，读书人家里再有钱，身世再显赫，不考科举都成了异类，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唐高宗晚年的宰相薛元超曾跟亲人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他是说，我这一生富贵有余，但是有三件事最为遗憾，第一个可惜我不是进士出身，第二个可惜没有娶到五大贵族（李、王、郑、卢、崔）的女儿，第三个就是没能参与编修国史（在唐代，编修国史是士人的至高荣耀，代表有文化）。

　　据《唐摭言》记载，随着科举逐渐制度化，它不但成为寒门士子逆袭的途径，也给了那些业已衰落的世家子弟从头再来的机会：“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

　　每年秋冬之时，来自五湖四海的举子在地方获得选送资格后，风尘仆仆进京，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麻衣如雪，满于九衢”。科举考试流入士子的生命长河里，也被写在诗人的文字中。

　　放榜后，考中进士的人，迎来的是金榜题名的喜悦。新举进士有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在曲江杏园举行宴会，二是到慈恩寺大雁塔题名。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这一天，公卿之家常会驾车而来，倾城围观，有人还会乘此机会挑选女婿。

　　有的新进士春心萌动，考完试常流连于长安的风月场，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这大概类似于高考生考完后通宵打游戏、出去浪。

　　▲西安大雁塔 | 图虫创意©

　　名落孙山的人，怀抱的却只有苦涩，有的人留在京城继续备考，有的人会黯然归乡，或四处漫游。

　　调露二年（680年），诗人陈子昂第一次进京赶考以落第告终。他写下《落第西还别魏四懔》，以蓬草为喻，叹息这段离家漂泊、无功而返的苦日子，不得不回老家苦读：

　　转蓬方不定，落羽自惊弦。

　　山水一为别，欢娱复几年。

　　离亭暗风雨，征路入云烟。

　　还因北山迳，归守东陂田。

　　在初次落第的四年后，陈子昂才进士及第，开始了他才高运蹇的不幸仕途。

　　有的人可能会问，既然唐代科举要考诗赋，对陈子昂这些大才子应该是信手拈来，为何还有那么多诗人在科举之路上吃瘪？

　　唐代的科举诗，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考场上的省试诗作，即应试的作品；二是考生平时所作的“行卷”、“温卷”之诗作，即考生进京后，向主考官或在京权贵干谒的诗文。

　　有唐一代，广泛流传的应试诗佳作寥寥，闻名后世的只有两首：祖咏的《终南望馀雪》，与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

　　祖咏是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进士，这首《终南望馀雪》描写冬日黄昏，雪过初晴的景色，只有两韵，并不符合考试要求，却凭借出色的艺术成就打动了当时的考官，也入选了现在的中小学课本：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除了鲜有的几篇佳作，应制之作大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华丽、内容空洞的作品，不值得一读。

　　早在初唐，陈子昂就激烈批判这种作品的弊病，盛唐时的李白甚至都不参加科举，通过另一个途径来到天子面前，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考场上的应试诗，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技术含量。即便没有参加科举，他们的诗名还是会名垂千古。

　　另外，唐代的科举制还是带有很多旧制度的痕迹，并非绝对的公平。考生除了要在考场上激扬文字，也要在考场外费尽心思进行自我包装，获得一定的知名度，以得到考官或权贵的青睐。因此，“行卷”成了考生的秘密武器。

　　相传，陈子昂初入京时，一度不为人知，偶然碰见一个商人在卖胡琴，叫价百万。京中豪贵集聚于此，围观这个奇葩商人，无人能辨其真伪。此时，陈子昂挤进人群，一掷千金将胡琴买下，并与在场的豪贵相约，明日到长安宣阳里赴宴，共赏此琴。

　　第二天，公子哥儿都到了，兴致勃勃地等着观赏这把琴。陈子昂却当场把胡琴摔个粉碎，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乐，岂宜留心！”说罢，他将自己的诗文送给在场的权贵，从此名动京城。

　　开元、天宝年间，士子汲汲于功名，每年进京者络绎不绝，有时多达数千人。

　　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帝国，其强盛的国力与诗坛的积极氛围相呼应，即便不依托于体制，诗人对前途的追求也不会止步。盛唐诗始终充溢着一种进取心与自豪感，怀有一种豪迈与傲气。

　　李白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志向，以战国时期功成身退的名士鲁仲连为偶像，可当仕途不顺时，他豪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孟浩然也有求功名之心，却终生与官场无缘，他将隐逸作为心灵归宿，诗中尽是清新淡泊：“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话剧中的李白形象 | 图虫创意©

　　若非要谋求一官半职才能过上好日子，那这个所谓的“盛世”，必定潜藏暗流。

　　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志，文学青年杜甫就在此时来到了长安。

　　不幸的是，杜甫是唐代科举的一个失败例子，无论是干谒，还是考试，他都没成功。

　　天宝六载（747年），杜甫再次进京赶考，正是奸相李林甫当权。李林甫给唐玄宗上表称“全国的贤才都在朝廷，下边一个也没有了”。唐玄宗还真信了这个糟老头子的鬼话，这一年，应考士子全部落榜。

　　在这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后，杜甫漂泊无依，在长安四处向朝中权贵投诗文，求推荐，却处处碰壁。直到安史之乱前夕，他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么一个小官，专门看管兵甲器杖。

　　再到后来，耿直的杜甫连朝廷饭碗都丢了，弃官而去，只剩下诗和远方。

　　困守长安十年时，他亲眼所见是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状，是盛世表面下的腐朽。当他辞官四处流浪时，他还不忘初心，为那些贫苦大众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成都杜甫草堂 | 摄图网©

　　帝国的命运悄然转变，科举制度在无形中成为了诗人的桎梏。

　　中唐以后，入仕的途径逐渐变窄，定期举行的“常科”仅剩下明经、进士作为主要科目，不定期举行的“制举”也远远少于盛唐时期。

　　唐代有一句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说30岁考中明经，已经太晚了，50岁考中进士，却还算年轻。

　　明经社会认可度比较低，这玩意儿考帖经、墨义，就是靠死记硬背，考不出水平，而且录取名额多，有时还能花钱买。安史之乱时朝廷缺钱，就有人上书“许人纳钱，授官及明经出身”。

　　进士就难考多了，考试以诗赋为主，录取率极低，有时考生多达数千人，上榜者却不过二三十名。

　　唐德宗在位时（779-805），有个叫宋济的老考生N年都没考上。每次考场作诗，他如果发挥不好，没有按照试题要求掌握好韵律，就会拍着胸口说：“宋五又坦率（粗心）矣！”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长安人都知道。

　　后来，老宋经过多次落第，终于考上了。唐德宗见他后，先问一句：“宋五坦率否？”这位考生，也算是靠落榜火出圈了。

　　这也难怪白居易29岁进士及第，敢自夸“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学霸的成绩，都是用汗水换来的。

　　白居易年轻时太难了，他跟好友元稹说过，自己当年为了考中进士，白天练写赋，晚上学书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茧，身体未老先衰，发白齿落，视力严重下降。

　　考中进士后，为了参加选拔官员的吏部铨试，白居易又与元稹到华阳观苦心备考，闭户累月。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白居易，更多人成了吕秀才

　　诗人孟郊，年近半百才考中进士，难掩内心的激动，与同年们轻快地骑马游遍长安，写下唐代科举诗中的名篇《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郊一生穷困潦倒，他的科场生涯时来运转，也是历尽艰辛。在考中前，他多次应举，屡屡落榜。我们看孟郊在《登科后》之前写的科举诗歌，不是《落第》中的“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就是《再下第》中的“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悲苦是中唐科举诗的普遍主题。世道变坏，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诗人为何还执着于科举，还想忍受艰苦的生活，去追求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活口，他们必须要有可靠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而这种理想和价值，往往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或者说，通过政治途径、通过政治抱负的实现，往往最容易达成他们的理想和价值。”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政治腐败，科场黑暗，但士人的报国之志不减，这正是他们选择为科举奔波的原因之一。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朝廷蔓延40年之久的牛李党争，正是因制科对策引起。一些学者如陈寅恪先生认为这场科举引发的恩怨，是新兴士族与旧士族地主的冲突。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儒、李宗闵等新科举子在考卷中批评朝政，言辞激烈，非常愤青。

　　考官看了后，觉得小伙子敢想敢说敢做，是人才啊，将他们列为前几名。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听说此事大为不满，认为牛僧儒等人的指责是对自己的诽谤，就跟皇帝说，几名考官与这些考生有非正当利益关系，无端非议朝政。

　　一时朝野哗然，大臣分为两派，有人支持李吉甫，有人为考生鸣冤。这下事情闹大了，牛僧儒、李宗闵与几名考官被贬出京，直到李吉甫死后，他们才入朝为官。

　　此后，以新兴庶族地主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旧门阀士族出身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朋党，对着干了几十年。

　　两党相争，渐渐侵染了士子的仕进之路，诗人李商隐就是受害者之一。李商隐考科举也是费尽周折，一连考了四、五次。时运不济的时候，他一边吃着笋，还一边黯然神伤，让人心疼：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后来，李商隐考中进士。求仕时，他的才华得到朝中重臣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欣赏，受到令狐父子不少恩遇。但令狐父子是牛党的成员，李商隐进入官场后，却在因缘际会下娶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为妻。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很铁，时人将他当作李党的成员，无辜的李商隐处境就尴尬了。

　　牛党将李商隐视为叛徒，李党也没多提携李商隐，诗人夹在两党之间，一生曲折坎坷，郁郁不得志。李商隐与这一时期的很多人才一样，明明身负才华，却处处遭到打压，只能在无数个寒夜中孤寂自伤：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科举没有选拔出多少为大唐力挽狂澜的人才，却形成了两党倾轧，既撕扯了李商隐的命运，也将帝国不断拖进深渊。朝堂上的文人都在恶斗，谁还能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呢？

　　到了晚唐，科举制度被贵族官僚所把持，有一门累世几代考中进士，其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偶尔有个别寒门子弟及第，还成了新鲜事，能上会儿“热搜”。

　　以大中十四年（860年）为例，当时考生多达千人，中第者“皆以门阀取之”，全是衣冠子弟，宰相裴休、魏扶、令狐绹等重臣的儿子赫然在列，几乎占据了整个榜单。

　　这显然违背了科举制度打击士族门阀权势的初衷。

　　读书人的出路更加狭窄，科举诗中开始弥漫悲观、叛逆的情绪，恰似大唐的国运。

　　唐末著名诗人罗隐，有个尴尬的称号，叫“十上不第”，就是说他从二十几岁就应进士试，考了十多次都没考上，一身才能难以施展。30岁那年，罗隐再一次落第，心情十分郁闷，写了首七律《投所思》：

　　憔悴长安何所为，旅魂穷命自相疑。

　　满川碧嶂无归日，一榻红尘有泪时。

　　雕琢只应劳郢匠，膏肓终恐误秦医。

　　浮生七十今三十，从此凄惶未可知。

　　颈联引用了两个有趣的典故：《庄子》有个故事说，楚国郢都有个人鼻子上粘了一点薄如蝉翼的白色粉末，找一个石匠为他砍掉。这位石匠满足他的要求，手起斧落，正好抹去了这层粉，楚人毫发无损。“郢匠”遂被后世用来比喻科举考官。诗中的秦医名叫“缓”，史书记载他医术高明，曾为晋国国君看病，此处指代朝廷病入膏肓。

　　罗隐是在骂晚唐朝政污浊，掌权者有眼无珠，不能提拔人才。

　　他可没骂错。

　　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的军队北上，长安陷落，唐僖宗慌乱之中逃到成都，随行有个耍猴艺人。这个艺人训练猴子本领高超，能叫猴子像大臣一样朝见行礼，如此博得皇帝一笑，诠释什么是国际巨星。

　　唐僖宗高兴之余，特赐这名艺人朱绂[fú]，相当于给予他朝臣的待遇，赏赐的金银珠宝更是不在话下，当真是“将军孤坟无人问，戏子之名天下知”。

　　罗隐得知此事，想到自己考了十几年科举都不中，竟然还比不上这个玩猢狲的弄臣，提笔就写了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这次连皇帝都骂：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

　　黄巢起义后，唐朝吊着一口气，科举考试早已形同虚设。

　　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4），朝廷还煞有其事地搞了一个“五老榜”。唐昭宗都懒得选拔人才，直接下达诏令，说“念尔登科之际，已过致仕之年”，有的人考上时都到退休年龄了，就让这些多次落第的大龄考生金榜题名，以示皇帝开恩。

　　这一年，5个年过七旬的老汉靠着唐昭宗钦定的“降分录取”同榜及第。他们的命运恰似陨落的帝国，早已老态龙钟，无法为日薄西山的大唐王朝做出丝毫贡献，只能看着它走向末日。

　　这本身就是对科举制度的极大讽刺。

　　晚唐以后，士风日益颓靡，一些进士出身的文人，非但没有匡扶社稷之才，反而投机取巧，巴结新贵，就连权臣朱温都瞧不起他们。

　　宰相崔胤与朱温勾结，引狼入室，联手灭了宦官势力，后来成为朱温篡权的阻碍，被这个野心家所杀。清河崔氏这一科举考场春风得意的名门望族，有数百人受牵连，被同时处死。

　　朱温篡位前清洗朝堂，他最信任的谋臣李振进言说，这些士大夫都自诩为“清流”，不如将他们投入黄河，永为“浊流”。李振曾是落魄书生，考场失意，没中过进士，投靠朱温后才飞黄腾达，对这些徒有其表的大臣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

　　朱温听从他的建议，将30多名所谓的“清流”朝臣杀害后，投进了滔滔黄河。

　　▲黄河滔滔终结了大唐历史 | 图虫创意©

　　王朝末路，功名利禄皆化为泡影，一个腐朽的时代，早已容不下高尚的理想。朝堂之上的人，没有救时匡世之心，那些坚守道义的人，也敌不过残酷的现实。

　　大唐科举知名“复读生”罗隐，在无数次失意之后，也只有饮酒赋诗，在大醉一场后释然：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清]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

　　俞平伯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郑晓霞：《唐代科举诗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