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逢其时”：艰难时代的袁隆平、张桂梅们如何自处

网红作家梁文道说，“生逢其时”正如“准点吃饭”，这话有那么点道理，又大有矛盾。它带出另一个更严重的反问：若生不逢时该如何自处？

是的，除了宠物，动物之中应该只有人类是会有规律进食的，每日三餐，以时启闭，百岁千秋，盎然古风。虽然没谁规定这三餐该在什么时刻吃，可似乎所有人都明白它们有自己的最恰当时段，也似乎惟其如此生活才能妥帖而舒服。你绝不会将黑天半夜的夜宵当作早餐；就算吃的只是一碗热干面，若时间段变了，它的名字与概念也就大相径庭了。但是，对于世间任何“吃货”来讲，时间点确实又是可忽略不计的。美味当前，馋虫在咽喉中抓挠，急需一点食物一膏馋吻时，哪里需要瞧黄历看手表，辨析日子好坏晨昏钟点？

其实，说到底，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生在恰当的时候，犹如正点进餐，可美其名曰"“生逢其时”，那固然是再完美不过了，这无可否认。可又谁规定，珍馐美馔必须如期而至才是恰到好处的呢？从这一点看，生逢其时与否，正如是否准点吃饭，都不是最重要的——尽管这样取譬引喻，有一股說不出的贼性。是以，孔子的伟大思想，也常从饮食男女中升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

什么是“生不逢时”？一句话浓缩就是“世界有负于我”，在当下语境甚至就是四个字：无法拼爹。是的，在突兀森郁的世间，无端生而为人，问题芜杂，机关重重，本就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每个人都企望“投放”在最好最合适的时代，或赠我岁月安然，或得以宏图大展。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生不逢时仿佛意味着一种先天“原罪”，一步走错就有被废掉的可能。“诗成绮韵三千首，人在珠帘第几重”？世间有多少怀才不遇之人，只因“投胎失误”，不管怎样才华盖世，无论再如何朝干夕惕，一辈子忧世伤生不能解套，最终郁郁而终，怀着对天公造物不公的愤恨。对于“生不逢时”的多舛命途，李白杜甫辛弃疾们，一遍又一遍咆哮着，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多少渔舟唱晚，都不曾令他们悟道。

生逢其时，可遇不可求。惟其如此，生逢其时才会成为一种集体理想，而其魅力在于人尽其才，可又永远若即若离。中国的知识分子，有那么多“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的心理矛盾与嗔痴之念，总是生不逢时带来的。有人说，《奥赛罗》之所以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在于莎翁对奥赛罗那层处境的处理是在太巧妙了──一旦置身苍苍森林之中，这位如同野兽一般凶猛的人物，立刻丧失缜密的逻辑思考力，一睁眼就是鬼影幢幢、疑云阵阵，思想行为全部由愤怒来支配。在哈罗德·布鲁姆的笔下，《奥赛罗》完全是人类“生不逢时”的最高级隐喻。“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是中国古书《诗经》里的句子，这种忧愤哀凄是中西古今一辙的。生不逢时，或许是所有“愤青”的“病原体”。

生不逢时，仿佛是造物主在给你我做出厂设置时，或者不小心手滑或者纯粹恶作剧，夹藏在人生系统中的一系列“自带bug”。但是，生不逢时就得坐以待毙吗？邱吉尔前半生都很蹉跎，父母视他若不存在，关系好的只是保姆，怎么都进不去好大学，他在哈罗中学毕业之后，升读桑赫斯特军校讀军事，毕业后首份工作是到漫天烽火的南非当战地记者，随时可能送命，以至于传记作者兼助手马丁·吉尔伯特都不禁怜悯他是“极其生不逢时”。但丘吉尔生前就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说人生不逢时，是既天真又危险还愚蠢的，是对人生带有敌意和仇恨”。也正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境遇下，前“失败青年”丘吉尔，怀揣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回到英国，逐渐走上生命顶峰。

丘吉尔到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对“生不逢时”的议论，一针见血，精辟如昔。 他实际上说出了这么一个被人有意遮蔽的真谛：实际上，任何人的人生，都不存在“生不逢时”，面对惨淡的人生，有的只是直面还是逃避的二选一。“生不逢时”哀叹的人生底色下，压着的是自艾自怨、怨天尤人的负能量，渲染它本就是一种荒腔走板。说到底，“意识决定了存在”，“生不逢时”不是完全的客观存在，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认知。

悲观的人眼里，懒惰的人眼里，懈怠的人眼里，置身繁花满眼绿草連天的天堂，那也是“生不逢时”。他们犯了错误，原谅自己，因为“生不逢时”；他们虚度了年华，也原谅自己，因为“生不逢时”；他们更抱怨自己迟生了几年，还是因为“生不逢时”。他们的人生，似乎永远充满怨愤：恨国家、恨社会、恨家人，恨朋友，恨自己，也许也恨整个世界，但他的“痛苦”不会有人明白。正如他们自己，也永远无法明白，那些民族魂们，那么时代脊梁们，那些默默奋斗改变困境的人们，那些对社会默默贡献的人们，那份“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的孤寂和风流。

所谓“生逢其时”，其实是那些坚毅又对世界满怀爱意的人们，当面对破坏与灾难时，犹如一块硕大的海绵，拥有一种默默吸纳化解的“魔法”。邱少云、黄继光们，袁隆平张桂梅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英雄，这些在黑暗中播撒光辉的燃灯者们，何尝有一位真正“生逢其时”的？他们都历经时代的最艰难与最不易，但从没有被逆境吓倒，而是永怀担当、不屈抗争，在认定的道路上走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和价值、精彩与辉煌，更留给后人一线晴朗的港海，以及一缕希望的歌声，是渗发在落日斜阳里的一缕清芬。 从“生不逢时”到“生逢其时”，主要不是身份逆袭，而是心境乃至精神上的逆转。

袁隆平张桂梅们的“生逢其时”，是看破一个曾经荒谬的时代，却又不吝将心中情与爱拿去济世，救得一个是一个；而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所谓生逢其时，不是朝歌暮嬉，不是酣玩岁月，更尚需事竟其功，是“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行循自然”，是“大眼光、大智慧、大胸襟、大情怀、大使命、大志向”，是“可爱、可信、可贵、可为”，是“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如此才无负此太平盛世。

生正逢时和奋斗奉献，是一对天生的情人。奋斗而不忘奉献的人们，诸如袁隆平张桂梅们，才是真正的“生逢其时”。这些人，人们管他叫“民族脊梁”，叫“时代英雄”。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无悔一生，他们走进历史，他们倾倒苍生，犹挟着百年一身的烟雨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