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兴理荒秽”却“草盛豆苗稀”，正是这样的陶渊明，才无法超越

我们上次讲了陶渊明的《饮酒·其五》，厘清了陶渊明的生活经历和隐士心态的形成。不过五柳先生是在中国诗歌史上位置重要的人物，作为田园诗派的开宗，一首诗，一篇文章显然不够，我们今天再看他一首作品，着重看他的田园诗风如何形成，为什么他会成为诗歌史上无法超越的隐士状态。

这首作品也很有名，就是他的《归田园居》组诗中的第三首。虽然没有“悠然见南山”那样的句子，但是诗风同样淡泊，是在日常农活中透露出不同于普通农人的对田园生活的热爱，甚至有一些自嘲的况味在里面——虽然我不善于干农活，但是千万别剥夺我热爱田园的自由啊，即所谓“草盛豆苗稀”、“但使愿无违”。

《归田园居》组诗有五首，也有六首之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五首，都是写家庭生活，田园生活的好作品。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所谓田园诗，必须跟农人、种地有关，并非坐在家里喝茶，隐居读书的乡村闲适生活。

其实在《诗经》中就出现了写田地间劳作的诗歌，为什么我们说陶渊明才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呢？

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专门写文人从事农业劳动，住在农村的生活状态。之前写农民生活的，是农民写自己的生活，类似于民歌作品，和文人作品还是有差别的。文人从事农业劳动，或者以农民视角来写农村生活，并且表达文人的思想情感，并不只单纯写农业劳动。

所谓托物言志，借诗言志，才是诗歌流派的初始形成。比如说曹植的“思妇诗”，借“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这种思妇思维来表达自己希望为朝廷出力的心态——借“思妇”来言志的诗歌，我们才能称之为“思妇诗”。又比如“山水诗”，纯粹描写山水景色的诗，也是自古有之，但是直到曹操的《短歌行》，才视为山水诗的发端，因为在山水的描写中寄托了诗人的情感和思绪。

这些诗派的形成可以说是文人对诗歌吟诵中的景色、事物描写作了思想上的拔高，文字因为有情感寄托而灵动、深远，才使得这类作品具备了成为文艺流派的基础。

田园诗也是一样，直到陶渊明，才真正为农田生活赋予了文人自身思想的升华，所以我们称之为田园诗派的开创者。

诗人们从自身观察视角进行诗歌创作，思妇、山水、田园、边塞等等只不过是他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

用田园生活来表达心情，才叫做田园诗。归根到底是文人的思想情感表达，只不过使用的载体是田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陶渊明就是第一人。他是个官员、文人，本可以不过这种农民生活，但是他放弃了文人应该做的经国济世的生活，来到田园生活。

田园诗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表现文人的性情，另一个是表现农民的生活。前者不过是借助素材来写自己（陶渊明），而单纯表达农民生活的（范成大、杨万里）的诗就是反映农人的喜乐哀愁，虽然有自己的思想在里面，但是主要是反映农人的生活。

读陶渊明的田园诗感受到的是陶渊明自己。读范成大、杨万里感受到的是农民的生活。

陶渊明的诗是田园诗的正路。他开创了一种特殊的诗风，这种散淡的诗风、朴实的语言、深邃的思想，对个人生命自由的追求和展示，所有这些融合在一起，就是他的诗作精髓。

为什么后世的隐士、田园诗派诗人无法超越陶渊明？

因为陶渊明是在有得选择的情况下，主动放弃了仕途，进入田园生活，而大多数后世文人是在没得选的情况下，才感叹归隐、田园的好处（被贬谪、流放、退休），如果有机会出仕，大部分并不会选择田园生活。

即使是孟浩然，不也曾经努力致仕？求而不得的归于田园，缺乏选择权力的放弃，其实并不纯粹。陶渊明在这一点上，远高于后世各种隐士情怀，因而成为标杆，难于逾越。

即使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尽管依旧“草盛豆苗稀”，却乐此不疲，作诗而歌。

我们来看《归田园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虽然五柳先生这首作品五言八句，看上去蛮像五律的，实际上是一首古体诗。陶渊明是东晋、刘宋人，这个时期的汉字音韵学虽然发端，却连四声都没有真正成型，当时的诗歌更不会有格律一说，只是以好吟诵、清朗上口为第一标准，当然是在押韵的前提下。

陶渊明的作品难得的是在曹植的文辞修饰之风影响天下之后，却保持了自由淳朴文风，这与他的隐士心态是有关的。他的诗都是发自内心的作品，文风散淡，不急不慢。语言朴实，没有华丽辞藻，也没有典故，也没有哪个字用得特别好，自然也没有任何惊艳。纯粹就是个人的人格魅力在作品上的投射，因此情调悠然，情操脱俗，他就是在诗歌最底层的情感（言志）上跟别人追求不一样。

因此他的作品，散淡、朴实、悠然、脱俗。

这首《归田园居·其三》，简单记叙了自己在庐山下从早到晚收拾农田的生活，质朴的语言、散淡地描述显露着对当前生活状态的满意。

“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

“南山”就是庐山，也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为什么会出现“草盛豆苗稀”呢？诗人虽然希望种好地，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在意——这种闲适、随性的状态就透露出来了。不在意并不代表就不管，实际上还是很辛苦的，过程很辛苦，但是结果呢，诗人并不是很在乎。

我在庐山底下种豆子，因为杂草很多，豆苗就很稀。

这里随性起笔，并带出下一联。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荒秽，就是那些杂草。一大早起来就去清理那些杂草。荷，就是背着、扛着。做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晚上月亮出来。

一大早就起来去清理杂草，月亮出来了，才收工回家。

这两句的顺序可以看出，“草盛豆苗稀”是他“晨兴理荒秽”的原因。要这么思考，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地里长满了杂草，五柳先生才一早出门去锄草，直到很晚才回家。当然我们也可以倒过来理解，即使诗人每天早出晚归，依旧“草盛豆苗稀”，那就确实反映了问题，说明陶渊明对农活不拿手，或者其实并不放在心上。

这只是他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结果怎么样，他并不怎么看重。

因为这种不在乎，所以每天辛苦的早出晚归，其实只是一个生活的轨迹，是他享受现下田园生活的一个借口。

因此我们看到他根本就不在乎辛苦以及豆苗该怎么办，他的心思被回家路上的毫不相关的事情给吸引了。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田间的小道又窄又长，两边长满了野草。傍晚的露水沾湿我的衣服。

因为“草木长”，所以“道狭”，时间又晚，露水下来了。

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身上衣物被露水沾湿的感觉并不好，但是诗人是什么心态呢？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衣服湿了脏了不可惜，只希望我归园田居的心意别被改变就好了。

但使，只希望。愿，愿望，这里指他终于如愿以偿归隐田园。违，违背，改变。

田园生活的单纯、自在、轻松、悠闲，这些东西吸引他。至于豆苗长得稀还是好，其实他并不是很在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陶渊明当过官，对官场生活有历练，不喜欢，前后的生活状态才有对比。

如果没有对比，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为什么孟浩然和陶渊明比差着那么点意思？因为他本身就是庄园主，没有经历过仕途腾达，也没有经历过官场漂泊，虽然对田园生活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但那是无可奈何的热爱——因为他没有选择。如果五柳先生一开始就是农民、庄园主，他可能还是会喜欢自己的生活，但是不可能感觉出乡村生活的单纯。正因为他当过官，混过，复杂过，觉得官场不自在，不单纯，不悠闲，才会格外珍惜现在的生活状态。至于豆苗稀不稀，衣服湿不湿，不但无所谓，反而云淡风轻，乐在其中。这种单纯和复杂生活的对比，是必须亲身经历过，才会有比较，有体会——然后再做出选择。

陶渊明选择了田园生活，放弃了仕途生活。这是一种主动地放弃和选择，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不过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有资格选择放弃，也是他的幸运。在那个非常讲究出身的年代，他五次当官，五次辞职，都是主动放弃了官场生活，回家务农。

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生活压力很大的今天，我们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吗？鸡汤里总是鼓励人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没告诉你旅行的钱从哪里来，也没告诉你旅行之后，如何回归正常的生活。大家都敬佩裸辞的勇气，可是裸辞之后，生活该如何面对？

生活中是有诗和远方，但在财务自由之前，那都是在歌里和梦里。执着追求，表达向往倒也并没什么，这是人类心灵渴望放逐的正常诉求。不过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高谈阔论所谓“舍得”、“放下”、“淡泊名利”，为什么会觉得虚伪呢？

因为这一切都要有个前提，就好像陶渊明一样，你要有选择放弃的权力，同时还要真正地放弃了。

要谈“放下”，你至少得曾经拥有过，要谈“舍得”，你更要搞清“舍”的目的不能为了“得”，要淡泊名利，你可曾经拥有过这一切？没有名利，何谈淡泊？求名利而不得，却说淡泊名利，纯粹就是自欺欺人。

别人又不傻，自然会觉得这样的人虚伪做作。

所以呢，你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你真正喜欢的生活吗？你是为了豆苗长得旺盛而早出晚归吗？

陶渊明也在乎豆苗和杂草的长势，但是又没有那么上心，他更在乎的是保持这种悠闲、自由的生活工作状态。

有些人工作就是为了钱，有些人是为了实现价值，而陶渊明，却是在享受工作，至于结果如何，好则好，不好也无所谓。

这和如今的摸鱼、混日子的打工人区别在哪里呢——在于他真心喜欢这份工作。

工作不摸鱼，却并不在乎结果，这就尤其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