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译编参：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拜登政府如何即时从历史中学习 @大外交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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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112

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

拜登政府如何即时从历史中学习

作者：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编辑。

文源：Gideon Rose, “Foreign Policy for Pragmatists/How Biden Can Learn From History in Real Tim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21, pp. 48-56.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66期，总第66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王晶，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审校：李燕，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再审：张童沿，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

编译精选

一、引言

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理论（Theories of history）的影响。所谓历史理论，就是对世界运转方式的基本信念，体现于人们的先验假定。要了解一个政府的具体政策选择，就需要了解它的历史理论。

历史理论的两种突出表现是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尽管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即便如此，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对政策影响的优劣对比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仍没有定论。然而有趣的是，近年来外交政策路径的灵活表现，反映出历史理论的多元化已被重新激活。

作为个体，总统们仍强调两种信念之争。而融入群体，这一问题的价值在集体和国家层面则被弱化。众所周知，美国对外政策是政府内部激烈博弈的结果，所以政策的调试、启动和重塑无法依赖于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华盛顿在对外交往中，能够成功规避所有灾难性的后果，关键原因在于其政策的灵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上任的拜登政府不应该对历史理论持单一化的理念，而应随势而动。

美国对外政策的学习主体是各个政府部门。因此，拜登总统的目标应该是加快政府内部的学习进程。这一行为用“贝叶斯理论”（Bayesian Doctrine）解释，就是政府不拘泥于先验知识，而是不断更新。这将有助于国家尽早规避损失，逐步提升收益。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衰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17世纪提出了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观点。霍布斯认为，在世界政府出现之前，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就像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无政府状态使国家间的秩序与安全遭受威胁。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权力，国家间对权力的激烈争夺注定了永久对抗的态势。与之相反，洛克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可以避免战争，某种形式的联盟可以为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两种相反的信念促使决策者思考究竟哪一种更符合现实。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追随霍布斯，他们由此被称为“现实主义者”。而乐观主义者被洛克观念所吸引，成为“自由主义者”。二战后，国际关系学者们加强了对秩序的探讨，并通过不同的变量设计预测现实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可能产生的不同成果。然而预测结果的失败使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重新进入严肃的讨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的文章逐渐增多。

近年来，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衰落的美国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然而解答这一问题的前提需要理清“上升”和“下降”的内容。军事实力？经济潜力？还是长期趋势？显然，不同语境下的衡量标准并不统一。这意味着，看似涉及中美权力差距的表面之下潜藏着相当复杂的实际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国际关系既有理论持不同观念的学者，如建构主义者、批判理论家、文化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他们的方法更具解释力。原因在于他们关注等级制度，这使他们更善于在统治产生之时起观察全过程，而非事后观察。因此，这些理论更适用于分析社会关系。

三、国会大厦的闹剧

认知缺陷使政策制定者易受欺骗。一般而言，谎言越大，离现实越远，但其在两者间的心理势能（psychic potential energy）就越强。而一旦谎言被揭穿，这股能量就会突然迸发。1月6日，这种宣泄式的势能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爆发。

这究竟是一次失控的政治抗议？还是一场未遂的政变？多个社交平台同步进行了实况转播。极为不幸的是，暴乱难以避免地导致人员伤亡。一名举着“不要踩我”旗帜的妇女，被当场踩死。

暴乱酿成的恶劣影响令人惶恐，然而这一事件带来的理论冲击同样如此。例如，特朗普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曾发表长达36页的报告，指控大选舞弊。这或激发国际经济学学者对阴谋论的关注。

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假如示威者占领国会将会向外界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答案是，摧毁（decapitate）美国并不困难。进而言之，暴乱之所以没有提前出现，不是有人事先阻止，而是无人最先尝试。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一事件揭露出有关特朗普的情况。想象一下，倘若去年11月几十万张选票反其道而行，使特朗普成功连任，那么今年1月6日国会大厦的情形又将如何？也许来得仍是这群“示威者”，人数可能更多。但他们不会冲进国会大厦；他们会站在外面为总统连任而欢呼。特朗普也会很高兴。他拥有强大的官方宣传网和数百万崇拜者，然后他会开启新的四年任期。

显而易见，上述想象没有成为现实，这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从对外政策和贸易，到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再到国际政治的未来进程，这种幻想的民主没有占上风。由此说明，个体信念无法摆脱更广阔的历史范式的影响，其会在极端的意外事件发生时，随之变化。

四、外交政策的定向发展

部分学者呼吁应当放弃寻求更大的整体对外政策理论框架。他们希望政府议程能够从各个部门以由下到上的方式逐层推出，而非直接从那些自称知道历史演进趋势的政府首脑那里“脱颖而出”。这些观点认为，应当以灵活性和渐进式样的实验，取代宏观理论框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外政策是政策制定者在危险未知情境下的定向行动，他们应当随身携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的“理论指南”。美国外交成功的动力正是源自于多种外交政策传统的结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在挫折中学习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而这一过程跨越了政府和时代，且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实现。通过对这种模式和本国情况的认知，国家能够更自觉地控制和引导这一行动。

五、结语

拜登政府并没有面临悲观、乐观的单一选择。与其拥抱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不如选择实用主义——真正的美国意识形态。关键是借鉴不同的理论传统，根据形势选择测试指标。这样的对外政策方式不会改变世界，却能使美国清楚地看到世界发展的趋势，进而更有选择性地在其中运作。

译者评述

开放的心态和灵活的思维被视为美国几个世纪以来对外政策成功的关键。作者通过三条线索呼吁现任的拜登政府奉行实用主义的历史理论，而不是对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持非此即彼的态度。作者首先阐释了历史理论多元化的回归过程。其次以美国从世界边缘走向领袖地位的事实，和美国近期选举的现象说明，保持对外政策的灵活性是重要的。最后表明当今美国具备发挥历史理论多元化特征的有力条件。其中的逻辑在于，理论是人类观念的外在呈现，政策制定者的选择无法脱离其内在信念独立运作。然而人类的认知局限往往忽视或排斥既有知识之外的可能。因此向历史学习关键是，政府从其过去行为结果中进行学习并相应地修正其随后政策的能力。

作者的上述观点，不仅为当前百年变局下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提供启发，而且也引发了理论层面的思考。第一，为什么最早的国际关系理论会呈现出看似相反的两种信念呢？一种有力的解释是“选择性注意”。但其仍无法解答的困惑是，理论家为之争论的目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洛克的“合作与联盟”并非否定霍布斯的冲突状态，而是为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工具；反之，霍布斯从反面应证了合作的必要性，尽管态度是悲观的。这一观点，在1995年罗伯特·基欧汉和丽莎·马丁对米尔斯海默关于“制度主义承诺”的回应中得到体现。那么问题是，如果如本文作者所说，争论的目的在于分辨两种信念哪种更符合现实，那么其价值在哪里呢？

第二，什么是“学习”？具体到本文，作者说拜登政府应当向美国成功的历史经验学习，指的是什么？从失败中吸取新的知识继而改变既有认知是学习吗？吸收知识后产生了错误认知进而导致决策错误是学习吗？显然，作者所说的学习潜藏了两个假定：一是学习是正向的；二是学习具有认知调整空间。由此，便引出了接下来更为有趣的问题。

第三，为什么国家能够从失败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呢？作者表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经历了艰难的学习过程。那么哪些因素推动了国家排除干扰走向正确轨道呢？此外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对外政策的制定往往取决于对手的回应。这意味着国家的单边学习不足以完成整个互动过程，共享学习才是关键。学者们从行为体的外生变量和内在的互动进程两种视角尝试为此提供答案。然而，前一种思路没有说明共识如何生成，后一种思路没有提出战略性的解决方案。这表明，解决双向互动的问题，需要借助更加丰富的研究方法。

总之，历史学习是重要的。作者在此时提出历史理论的多元化议题，不仅对拜登政府而言恰逢其时，也对国家间互动理论的发展具有启示价值。

问题互动

问题1、具体而言，美国的何种对外政策既往经验，才是拜登政府应当学习的？拜登政府又应该如何正确地汲取历史经验？

问题2、举例说明各国家行为体对特定一国之外交政策的共同学习过程及结果，并谈谈实现这种共同学习的要素。

如果您对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本期的“编译精选”、“译者评述”、“问题互动”有所思考或高见，请在文末留下墨宝。

编辑 / 王潇洒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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