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思！县委书记阐析“政绩饥渴症”的病源

李克军，一位做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的他，退休后写一本名为《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的书。全书共收集近110多位县委书记的真实故事，其中20多位是李克军亲自走访，剩余的则源自新闻报道、资料搜集或可靠信源，记录下县委书记这个群体的真实状态，他们的理想与欲望、尴尬与无奈，在现实面前发自人性的选择以及对自己的拷问。

李克军坦承，县委书记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他想做的不过是在这本书里说说真话。通过这些真实案例，李克军生动地勾勒出了中国基层县域的官场生态，详细地阐述了县委书记的行为准则和为官之道，以及其背后深层的逻辑。

本平台摘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霍思伊2016年撰写的《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特稿中的一部分，供朋友们研究土地执法问题参考。

没有人会完全不在乎政绩

—— 一位县委书记眼中的官场

作为一名官员，最重要的客观现实之一，就是能否出政绩。

年年排名，政绩考核上大榜。评分有三档，每档有排名。人有脸，树有皮，就算县委书记不在乎个人的政绩和声望，也不能让整个县领导班子跟着他遭殃。

李克军坦承，没有人会完全不在乎政绩，每个人都曾或多或少地为了政绩而妥协。县委书记也是人，是人就有欲望，有追求，有社会关系。而政绩就像一张大网，把所有这些都牢牢圈在其中。

李克军在书中记录了一位县委书记的话：“上级领导总教育我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还总让我们把官位看淡些。但是，实际上的政绩评价标准和用人导向，就是看谁能把经济指标搞上去，谁能把城市建设得更漂亮，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些动听的说教恐怕连宣传者自己都不会相信。”

他认为，这个县委书记道出了“政绩饥渴症”的症结所在。

在李克军看来，“政绩饥渴症”的病源之一，就是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评价及干部选任制度。简言之，经济指标定乾坤。

虽然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反复强调建立适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政绩考核体系，各地都增加了节能减排、社会发展、民生民意等方面的考评指标和考评权重，但因为这些指标难以量化，无法测度，其最终分数在政绩考核中拉不开档次，因此收效甚微，主要的衡量指标依然是经济数据。

2007年，李克军考察中部F省的县乡两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方案及考评结果发现，该省某市，对所属的县（市、区）考评确定了31项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评价三大类。考评结果是：经济发展部分，最高得分为与最低得分相差22.45分；社会发展部分，6个参评单位均为满分，差距为0；社会评价部分，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只相差3.1分。

而考虑到经济指标在考核中的重要性，聪明的基层干部们有动力对这些经济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即编造和调整。以最难以操作的财政收入为例，虽然财政账目无法编造，但县委书记可以让企业提前缴纳来年第一季度的税收，以这种方式增加当年的财政收入，而这笔钱会在随后被返还给企业，不会影响其正常运行。

再如农民总收入这项指标，每年都会由统计局和农委商定后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某年粮价高，农民收入增长很容易突破20％，但如果严格上报这一增长率，就很难保证下一年的增长率一定高于20％，从长远考虑，上报的数据会被适当减小。

或者如果某年受灾，粮食产量降低，实际的收入是负增长，远低于年初定下的10％的目标，于是统计局和农委开始琢磨，既不能按实报，也不能报10％，当地的受灾情况上面心知肚明，看到这么高的指标也不会信，最终县委书记一拍板，就定7％吧！行，就报7％。

“中国的统计数字就是个迷。”李克军坦言。他回忆起任巡视专员期间，有一次到基层调查某乡的工业增加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他发现约30％的数据都有水分。当地的统计部门人员直接对李说：“我们乡数字太高，要压的时候，上面统计部门和发改委说不行，你都这么压下去，咱们受不了。”

李克军本人也对此深有体会，事实上，他自己就在给数据“挤水”过程中遭遇来自上下级的层层阻力。2002年，李克军调任阿城市（县级市）任市委书记。此前，阿城市的工业一直是全省龙头，县的综合实力也排全省第一。不凑巧的是，李克军上任那一年，正赶上当地国企的发展进入萧条阶段。有一次，他请当地的工业龙头企业老总吃饭，期间，老总跟市委书记交了底，承认去年交税1亿，今年却只有能力交1000万元，李克军于是跟老总反复沟通，也说了自己的底线，3000万。

最终，当年的税收数据是3000万。第二年的经济指标考核排名，阿城市果然被另一个县超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之而来，朋友跟李克军说领导对他不满意，领导打电话批评他政绩不突出，媒体高举着“龙江第一县衰败”的醒目标题蜂拥而至，李克军感到十分无奈，压力巨大。有朋友私底下劝他说数字太低了得想办法。李克军回复说没办法，这个很低的数字也比实际要高了。

“政绩饥渴症”的病源之二，是财政分灶吃饭和财政收入过度向上集中的体制，迫使“县官”们不得不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抓政府收入。

李克军回忆，在他担任延寿县县委书记的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转移支付少，县级财政基本自收自支，因此如果不努力增加税收，连干部的工资都开不起，只能寅吃卯粮。在那个年代，追求政绩更多是为了存活。

2003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的转移支付逐年加大，近几年，县财政收入年均支出甚至可以达到收入的十倍，工资不再成为问题。县里的工作重心转向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金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

李克军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那时候抓钱是为了饱与暖，现在是为了县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多一点，自己的工作也方便一点。”

然而，虽然目的和初衷有所变化，县官抓钱的模式却依然没变，财政包干制和政绩考核制的双重压力更是一如既往，其直接后果是疯狂的招商引资和“跑要资金”，以及众多的面子工程。

“以招商论政绩，以项目论英雄。”这是县委书记最喜欢在招商引资会议上讲的一句话，既听起来朗朗上口，又颇有气势。

做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的李克军非常熟悉这套话语体系，喜欢用四六字，好排比，擅铺垫，营造惊人气势。

如某县委书记说，全县上下必须牢固树立“发展第一、项目为大”的思想，必须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天字号工程” “一号工程”，全力加以推进和落实。对招商引资有功人员，除了按县里的规定给予物质奖励以外，还要让引进项目的功臣既发财又当官，名利双收。各单位在岗人员，凡引进3000万元以上大项目的，经考察可以破格使用，一般人员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副科级干部提拔为正科级干部，正科级干部给予重用。对引进5000万元，特别是亿元几十亿元大项目的，可“一事一议”研究奖励政策，安排住房、子女上学就业、家属调转工作等一切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考虑，都可以研究，都能够办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最后，他补充道：“在项目面前，一切皆有可能。”

的确是一切皆有可能。除了招商引资以外，为了获得国家专项项目资金，F县的县委书记甚至自发地总结出一套“跑要宝典”。他说，为了争到资金，要练就“千里眼”“鹦鹉嘴”“兔子腿”：坐在县城看到京城，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善于陈述理由、游说各方，用独特的语言感动“上帝”；不断地奔波跑动，靠辛勤和汗水打通各个关节。有时候，为了找到起决定性作用的“真神”，需要拜访若干介绍人或接洽人；有时候，需要在中央、省、市三级业务部门多次往返沟通；有时候，在项目遭到否定以后，仍然不能灰心，或寻找新的依据，或挖掘新的关系，重新上报争取。

为了招商引资和“跑要资金”，县官们各出奇招，而在迫于考核现实而做出的应对检查的种种举措中，面子工程的花样也是年年翻新。

在黑龙江各县乡，每年最典型的面子工程是秋天翻地。

某省是产粮大省，重视粮食生产，要求农民精耕细作。事实上，秋天翻地的确便于来年春耕时抢先抓早、抢先播种，有利粮食增产，于是每年省市领导都要下县乡视察秋翻地，每年定指标，翻地面积约占各县的三分之一。然而，农民则认为，翻地不需要年年翻，三年翻一次较合适。并且每年农民要根据粮价高低来调整他的生产行为。农民会自己算一笔经济账，每翻地一亩要20-30元，还有机耕费、油料费，今年秋天就要支出这笔钱，增产的粮食要明年秋天才能见效，如果粮价低，翻地就不划算；粮价高，则要衡量成本收益，反复考量。

可是领导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翻地可以实实在在地体现出粮食增产的实际措施在落实。于是行政指令下达到各县乡，领导年年开车视察。基层干部为了应付检查，不得不在每年确定了领导开车视察的路线后，把其途经之路两侧的地再翻一次，造成的后果是路边的地几乎年年翻，不仅因为翻地过于频繁而无益于产量增长，而且上级不给经费，农民不愿自掏腰包，翻地的钱只能县乡自支。每年，乡里至少要支出二三十万元用于翻地，乡里如果没钱就村里先垫，村级债务继续增加。翻地过后，土壤呈深色，下车看到一片黑，领导心里乐开花，基层的干部和农民则怨声载道。

除了下来视察，领导还会时不时组织基层干部进行“拉练” “过堂”。省长领着各市长，市长领着各县长，县长带着二十几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拉车到各县市参观学习，通用说法是现场参观，现场督战。让各级干部一起去基层监督检查。

李克军说，“拉练”本来是部队军训时用的词儿，“过堂”是指古时审讯犯人，用这两个词形容这种上级对下级的高压紧逼的状态，倒也形象。

老百姓对其更形象的说法是：地不翻脸翻，茬子不倒人倒。

李克军坦承，自己当书记时，也干过一些类似的事，有的是为了应付检查，不得已为之，有的是“为民做主”的旧观念和热衷于生产指挥的传统领导方式作祟。比如，发展烤烟、亚麻、果树，玉米双行种植，秋翻地，等等。甚至有时还利用电视曝光的办法给基层施加压力：“干得好要上电视介绍经验，干得不好要自我反省，说要继续努力！”

“人人抱怨面子工程，人人又得用面子工程应付上级的面子工程，同时又向下施压，迫使下级也在搞面子工程。”

在这个意义上，县委书记既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也是社会矛盾的受害者。

来源：醉在夕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