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文学言说者讲课的疏漏之处

这个学期第12次讲授“公安文学”选修课后，觉得有必要进行回望了。如果没有记错，公安文学言说者张友文应该是从第四次课开始进行全程直播的。这门新课，许多人还不甚了解，以为就是讲侦破故事，与国外的侦探文学差不多：情节一波三折，人物不甚鲜明，没有什么文学性可言，没有什么学头或听头。事实上，具有“世情书”之称的公安文学不像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穿越小说等那样不接地气，她与时俱进，实录的是当下公安工作。如今国泰民安，形势一片大好，哪有那么多的侦破故事可讲呢？窃以为，公安文学作品更多是实录人民警察的生活日常。譬如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弋舟的短篇小说《出警》中的老人数次报假警，老奎竟然说他在家摔倒，已经爬不起来了。等“我”火急火燎地跑到他家里一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问他为何这么折腾“我”，老奎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就是孤单，想跟人说话。”

人民警察应该为人民服务，可是人民警察也是人啦，他们的苦衷有谁了解？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们不是机器，并非“高大全”式的英雄；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本人在讲授公安文学作品时，在凸显“公安”特征之余，还是把重心放在“人学”上面来，力争把人民警察还原为“人”，并深入发掘其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第11次上课的题目为《公安叙事文本中儒家、道家和佛家意味》。儒家的中庸之道重在“度”的把握，否则过犹不及。刑诉法修正草案不强制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就是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其渊源出处大约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对此，孔子持肯定态度，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但是，如果父亲、儿子杀人了，父子也要相互隐瞒么？果真如此，于双方皆不利，同时也说明有些家丑必须外扬，想盖也盖不住。等我把这次课上完后，才发现没有讲凡一平的长篇小说《上岭村的谋杀》，疏漏！疏漏！警察黄康贤将父亲作案的锯子给隐藏起来，则属于不法行为，充分说明“子为父隐”是错误的。

第9次课题目为《公安叙事文本中“忏悔”母题》，而我讲的大多是警察“忏悔”，非警察的“忏悔”却少有论及，这也是在课后整理讲课笔记时才发现的不足。实际上，王亚平的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和映泉的短篇小说《同船过渡》都有非警察的“忏悔”，前者中的艾华（原名“杨琼”，后改名为“艾华”）因为听父母的话而作假证，致使白舜无辜蒙难，良心不安，遂远离父母，并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从此在一所僻远的小学拼命地工作，以此方式来赎罪，旨在减轻心灵上的折磨。后者中的犯人看到警察因救人而牺牲之后，“他悔恨，他痛苦，今天的一幕幕就像一束束聚光弹，轰开了他那紧闭的心灵……”后来，他竟然主动地把手铐给自己铐上。

公安文学言说者张友文上课节选

写到这里，我也后悔了。《神圣的使命》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船过渡》获得了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如此优秀的两篇作品，堪称公安文学经典之作，我竟然将她们遗忘了，也就是说没有在学生面前说起，这算不算疏漏呢？

这门课上重点以讲授公安叙事文本为主，并且以21世纪以后的文本偏多。如果下次有机会讲授这门课，我将把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至21世纪以前的部分优秀作品给补上。

有同学在课堂上问我，为何何顿的小说《青山绿水》中的警察黄志要把叔叔打死呢？打伤不行么？当时我肯定了他的提问，却没有进一步地展开讨论，只因时间关系，这不也是一处疏漏么？如果黄志不把叔叔打死，就没有后面的流言四起和万箭穿心。再说，千钧一发之机，他也没有考虑这么多。此前，叔叔已将年轻婶婶的情人给砍了；彼刻，他手握凶器，正在逼近漂亮的婶婶，情势十分危机……

窃以为，“公安文学”这门课除了故事性、知识性、人文性之外，还有神秘性，如孙学军的小说《曲波的心事》和岳勇的小说《神枪传奇》中的枪支、子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学们的答案鲜有雷同，甚至天马行空，说明他们的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真好！

此学期开始，只有39名同学选修这门课，到目前为止，却有204名院内外师生加入此门课，让我欣慰、让我心安。2021年3月8日才激活此门课，至今（5月25日）的浏览量却突破7万，充分说明开设此门课“有市场”。

罗列上述疏漏之处，一是表明我仍然在思考问题，并反省自己的行为；二是等机会成熟之时，我将努力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