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作家，还是生产庸才？赞誉与争议下，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那些事

1987年，作家汪曾祺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受邀参加一个名为“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项目。这个旨在促进世界各地作家彼此交流项目的主导者，为诗人保罗·安格尔与聂华苓夫妇，在他们的悉心经营下，来自爱尔兰、波兰、中国、西班牙、瑞士、伊朗、波兰等国的作家，有了一个面对面的思想交流平台，还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如莫言、萧乾、王安忆、丁玲、苏童、余华、阿城、蒋勋、陈映真等人，都曾是“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一员。后来，聂华苓夫妇访问中国，爱吃、懂吃的汪曾祺老先生还在自己家里，用地道美味的扬州煮干丝、炝瓜皮盛情招待了他们。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参与者大都是颇有文名的作家，至少也是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写作新星，而对于那些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新人来说，爱荷华大学还有一个专门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平台：教授创意写作课程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它与国际写作计划一起，构成爱荷华创意写作系统的两大核心部分。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始创于1936年，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间，从这里走出去的知名作家有上千人，其中有17位普利策奖得主、6位美国桂冠诗人，获得国家图书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奖项的更是不计其数。我们前面提到的“国际写作计划”创始人保罗·安格尔，就是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早期学员之一，他在诗坛享有盛名，毕业后在工作坊担任教职，一做就是25年。

有着如此傲人的成绩，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早已是创意写作界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申请者，挤破脑袋想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满心期望通过工作坊为自己的“作家梦”加速。

然而，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自诞生之初，就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声音，有人称赞它是“制造作家”的摇篮，也有人认为它不过是批量生产毫无灵魂、流水线式“写作庸才”的工厂。人们争论的焦点往往围绕着如下问题：创意写作可以“教”吗？作家是能够培养出来吗？工作坊究竟能够为创作者提供什么？

两位20世纪70年代就读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学员埃里克·奥尔森、格伦·谢弗，以采访当年师生的形式，将原创性访谈、评论、逸事、分析巧妙地融为一体，写成了《我们要当作家：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生活、爱情和文学之路》一书，他们以“局内人”的身份，向读者展示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本来面目”，关于创意写作、灵感来源、教学模式、师生关系、同学情谊乃至毕业后的生活等内容，都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01 20世纪70年代：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从创立至今，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经历过两次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41-1965年、1970-1987年，彼时主持工作坊的分别为诗人保罗·安格尔和小说家约翰·莱格特，在工作坊两次快速发展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因素。

在前一阶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面临着如何安置大量退伍军人，协助他们迅速适应平民生活的问题，其中教育问题也尤为引人关注。根据1944年颁布的《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那些在二战中服役超过90天的退伍士兵，可以得到一笔专门的教育补助。于是，重新回到校园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参加写作相关课程（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就是其中之一），成为相当一部分士兵的选择。毕竟，一来，写作类课程对专业知识积淀的要求相对较低，二来，亲身参与战争的经历也成为宝贵的创作素材。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开设授予艺术硕士等学位的创意写作课程，一时蔚然成风，它们纷纷期望藉此提升自身的学术形象，成立时间最早、名望最高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无疑是领域中的翘楚。在同一时期，少数族裔、女性群体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以及越战的结束等事件，吸引了背景多元化的申请者加入作家工作坊，为其带来全新的发展气象。

《我们要当作家》的两位作者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均为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第二个“黄金时期”的学生，在他们对同窗、老师的访谈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入学之前，他们的职业背景、人生经历称得上是五花八门，有家庭主妇、服务员、摇滚乐手、冰箱厂工人、医师、摄影师、秘书、酒保，也不乏教师、画家、诗人和已经发表过一些作品的写作者。

其中有一位名叫艾伦·格甘纳斯的学员，原本是在“约克城”号战舰上服役的海军士兵。由于同伴们大多中学辍学、文化程度不高，写作能力出众的艾伦就干起了“代笔”的活计，以同伴们的口吻，给他们的恋人、妻子写情书，甚至还给一位菲律宾妓女写过色情信。这段听起来有些荒谬的经历，让他深刻体悟到写作产生的巨大能量，也成为日后创作小说的独家素材。

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中吸纳的女性、原住民、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学生，使得原来“不被看见”“被忽视”群体的声音通过文字的形式逐渐被世人看到，进一步促成了美国文学的多样性氛围。

从小浸泡在少女丛书中的简·迈里斯，母亲曾是《环球民主党人》妇女专栏的编辑。另一位女学员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培养了对墨西哥文学、艺术和政治的浓厚兴趣，加上她对拉美移民生存状况长期关注有加，最终促使她写出《芒果街上的小屋》这样脍炙人口的佳作。

圣路易

印第安马斯科吉人、长期生活在原住民群体中的乔伊·哈乔，曾设想过要像祖母一样成为画家，但对文字的痴迷还是引导他投入创意写作课程的怀抱。

02 “制造作家”与“生产庸才”：作家可以“教”出来吗？

作为“制造”出大批优秀作家、诗人的平台，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在20世纪70年代已是盛名在外，申请者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拿到那封薄薄的、写着“亲爱的某某先生/女士，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你已被创作班录取……”的信件，是诸多怀揣“作家梦”的人们心之所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爱荷华写作工作坊追捧有加。在一些人的观念里，“作家是教不出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开设的写作课程，与其说是在“制造作家”，不如说是在“生产庸才”。它所培养的是“走中间道路、规避风险”的作家，写出的东西都是不像样的“文字垃圾”，至于毕业后颁发美学硕士学位，就更是“学术界的庞氏骗局”，只会吸引那些对真正的创作一无所知的年轻人。

简·安妮·菲利普斯回忆当年申请爱荷华的经历时提到，周围的诗人、垮掉派作家纷纷对她进行“劝退”：那个地方既无聊、又学术，“等你从爱荷华出来，鼻子会错位的”。

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有过这样的回应：“我们相信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作家是可以被鼓励成才的。”保罗·安格尔也提出，作家是天生的，因此爱荷华“不制造作家，而是引导诞生未来可能的作家”。

在实践层面，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营造了一个鼓励创作、“教唆完美”的“社区”。

为期两年、工作坊式的教学模式，创造出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为学生们提供了摆脱日常琐碎、不受外界干扰的沉浸式创作环境。在课堂上，由业已成名作家如保罗·安格尔、约翰·欧文、库尔特·冯内古特、亨利·布鲁米尔等担任教师，引导学生们以讨论、批评的方式进行阅读和写作。在授课内容上，所谓写作窍门、捷径的传授，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写作、讨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得到了充分挖掘自我、表达自我的机会。

具体到个人，每个学生在工作坊中的收获不尽相同。华人作家李翊云认为，她最大的收获并非文学技巧，而是两位普利策奖得主玛丽琳·罗宾逊和詹姆斯·麦克弗森，在课堂上带领他们阅读《圣经》《一千零一夜》等作品的体验。他们的“读书方法”令她大受启发，后来还延续到了自己的写作和教学过程中。

戈登·门能加说，自己写出来的故事在课堂上被反复讨论、甚至被犀利抨击的经历，“可以把你磨练成意志力很强的作家”。埃里克·奥尔森认为，“爱荷华让我们更有棱角，我们不仅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还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样的人，也许还让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有点像正宗外来人，所有作家都应如此。”

工作坊的好处还在于，它让年轻的出色作家们有时间共同生活、彼此学习。

格日·利普舒尔茨在爱荷华期间，结识了朱莉·米什金等好友，他们一起外出参加晚会、到雪地里露营、在炉火前谈论诗歌，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罗莎琳·德雷克斯勒也提到，爱荷华的学生们构建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圈子，“每个人都会受到鼓励，写出自己的梦想，和大家分享，体验当作家的感受”，这种相互支持的氛围至关重要。

对此，沃尔夫认为，“工作坊创造了志同道合者的友情，通过基础或高级的机制形成了属于作家的‘景观’。”40年代进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学习的卡西尔持有相似的观点，爱荷华的创意写作教学看似存在机制上的“限制”，使那些有天分者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但作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与机会的平台，它能帮助学员更好地发现和释放自己，挖掘潜在的写作才能，走向一条“通往无限”的道路。学者麦格尔则称其为“制度下的个性化”。

03 缺乏公平、性别歧视、混乱生活：爱荷华的“阴暗”一面

在埃里克·奥尔森和格伦·谢弗的访谈中，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关于爱荷华时期生活的美好回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值得我们关注。

“缺乏公平”“信息不透明”是被人诟病的现象之一。在录取环节，录取过程是怎样操作的、判断一位申请者是否适合的标准有哪些、是否给予申请者资助等，就像一个个“黑匣子”，只有极少数人才知晓其中秘密。

在工作坊学习期间，有的老师会给予某些学生“特权”。诸如阅读会等与名家见面交流的活动，主持工作坊的人在挑选受邀者时，难免有亲疏之别，这让一些学员感到愤怒：我们交了一样的学费，为何要忍受这样的差别化对待？

上个世纪70年代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中，还存在着性别歧视、性骚扰等问题。

乔伊·哈伊听说过一则传闻，一些女学生之所以被录取，是因为“她们是教授们根据照片选出来的”。

在工作坊内部，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确存在着“掠夺成性”的氛围：“作家有外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担任教职的作家性骚扰或歧视女学生，或者女性学生利用美貌换取“好处”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爱荷华的“准作家”们的日常生活有其“混乱”的一面，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恋拳击比赛、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自诩“作家就该这样”：瞧，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理查德·雨果……没有一个是“庄重的作家”！埃里克·奥尔森说：

“我们相信海明威、乔伊斯和庞德在巴黎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全身和脸上都被干净利落的出击打得酸痛，啤酒很干净、凉爽、正宗，像西班牙盛产鳟鱼的溪流一样。”

关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阴暗面”的讨论还有很多，比如过于强烈、具有破坏性的“竞争意识”，导致一些学生互相恶毒攻击，有人因此留下心理阴影，毕业后几乎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又如，爱荷华虽有“文学之城”的盛名，但和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相比，在文化、社区上的多样性仍相对匮乏。

此外，一些担任教职的老师是优秀的作家或编辑，却不能成为合适的老师，学生们很难从他们的教学内容中受益。戈登·利什是卡佛等人成名的幕后推手，但他对待学生及其作品的态度却有几分玩世不恭，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恶毒，据说他曾当众用拇指和指尖捏着学生习作，称它是“狗屎”，对作者产生的打击可想而知。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说，自己在爱荷华期间“根本没有美好的回忆”，因为“那里缺乏尊重，没有荣誉感”。她把《芒果街上的小屋》手稿拿给老师唐·贾斯蒂斯看，得到的只是“嗯，你知道的，这些不是真正的诗”的敷衍评价。好在周围有比尔·马修斯、丹尼斯·马西斯、乔伊·哈乔等同学的支持，他们一同尝试全新的写作方式，彼此接纳、相互鼓励。

04 职业成功率只有1%？ “我们要当作家”的口号背后

有赞誉，有批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在争议声中一路前行。那么，时至今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和它所倡导的“创意写作教学”模式，是否真正取得成功了呢？

R.C·迈尔斯在《大师的教导》一书中指出，与医学院90%的职业成功率相比，创作专业毕业生的职业成功率约为1%。

尽管迈尔斯未对“职业成功”一词给出精确的定义，也有人指责他的估计过于悲观，但从《我们要当作家》两位作者及其同学毕业后的经历来看，能够一直坚持小说或诗歌创作，成为职业作家的人数的确不多，其他人或者做了教师、编辑、电视节目制作人，或者涉足一些貌似与写作毫不相关的行业。

格伦·谢弗在离开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先后做过股票经纪人、金融公关，后来投身博彩行业，还参与艺术品收藏、录制电视节目。丹尼斯·马西斯在计算机编程、绘图软件等方面很有天赋，在万维网技术还是个新生事物的年代，他就着手开发网站、加入加州一家高科技公司，获得了高额股权期权。他们的同学中，还有人当上了房地产律师、禅宗祭司。

虽未能全都成为“职业作家”，但对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学生们来说，爱荷华、作家、创意写作……这些词汇早已渗透进他们的血液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格伦·谢弗长期浸淫于商业领域，但他并未完全放弃写作，除了与埃里克·奥尔森合著《我们当作家》一书，他手头还有《所有发光的东西》《神圣的激励者》尚未完成。马西斯则在工作之余，协助桑德拉编辑书稿，在互联网泡沫崩溃后，给书做编辑也成为他全新的职业身份。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成为职业作家的道路要比普通人想象的困难得多，它需要天赋与技巧，更需要毅力和坚持。

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为代表的创意写作教学模式，更多是提供一个平台、一条通道、一个助推器，至于是否要走职业作家道路，则是无数现实因素综合考量下的个人选择。

“我们要当作家”，看似轻飘飘的几个字，实则分量感十足，毕竟作家与医生、律师等职业不同，只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早早写出佳作、名利双收，还有很多“慢跑者”，要等到毕业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方能写出被读者和市场认可的好作品。因此，“1%职业成功率”之说也并非虚妄。

好在，正如比尔·曼海尔在前言中所说，纵然最终选择的职业道路千差万别，无论成为作家与否，目前“还没有人脱离写作社区”，仅就这一点而言，爱荷华作家写作工作坊已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