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件大事的失败往往伴随着许多不经意的漏洞与粗心,而它们就如同蛀空千里长堤的蚁穴,让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所以成功往往离不开细心,而粗心永远与失败长存。
就例如在1967年8月23日,前苏联著名宇航员弗拉迪米·科马洛夫一个人驾驶着“联盟一号” 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时,突然发生了恶性事故,减速速降落伞无法打开,科马洛夫无论怎么操作也无法减慢飞船的速度,最终机毁人亡,而导致这场事故的一切原因都仅仅因为发射火箭时错算的一个小数点,所以这次令人痛惜的坠毁事件也被后人称为“小数点惨案”。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粗心有时候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一个重要的人,有时,它甚至可能影响一条生命、一个国家。
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近代,便就有这样一次因为粗心而错交的重大外交事件,简称73年外交“乌龙”事件,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错交,让鲜有脾气的周总理也震怒不已,大骂“周门不幸”。
准备不足,翻译不精
如果问何时是新中国再次打开世界外交大门的开端,那么一定是1971年10月25日,因为在那一天,联合国大会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周总理也在这场会议上宣布开展和平外交的友好之路。
自此,外交成为了中国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甚至成为了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当时那个百废待兴的岁月里,中央政府极其重视对外的交涉,同时对于外交官的选拔也十分严苛。
所以1972年中国与希腊建交之际,中国曾花费近八个月的时间来培养和选拔负责此次外交的预备人员,最终在2月2日,中国外交部成员周伯萍被任命为首任中国驻希腊大使,并于6月5日代表中国方与希腊进行和平建交。
新官上任之后,周伯萍便长期定居希腊,作为中国与希腊间外交的桥梁,一段时间内,他出色的应对能力以及外交水平成功地让中国与希腊保持和善友好的交往。
直到1973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平时冷清的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的街道突然忙碌了起来,人潮来来往往、车辆川流不息,仿佛在准备庆祝着什么重要的节日。
为了更好地让中国与希腊进行和平外交,对于当地传统节日以及文化特色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周伯萍便立刻派出翻译和秘书去调查这一盛况背后的原因与故事。
过了几天紧锣密鼓的调查与访问后,翻译终于搜寻到了可靠的消息,他在来往的运输人群口中得知,科威特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即将开展,而开展的日期便就是今天。
听了这样重要的信息之后,周伯萍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因为这是一次中国与科威特结交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尽管当时距离招待会仅仅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也选择尽力一试,他要求司机尽快赶到大使馆,并送自己和翻译前往科威特大使馆。
但在当时的外交礼节中,外交官对于国家大使馆的拜访,都要先有其发送的请帖,而请帖上会有大使馆所在的方位与地址,同时也会详细记录招待会的活动以及持续时间。
但当时时间紧迫,只留有十几分钟让周伯萍前往科威特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进行中国魅力的散播,所以他不得不跳过这些繁文缛节,与时间赛跑。
但最终,也正是这所谓的不拘小节玷污了他光荣的外交生涯,损害了中国的外交面貌。
由于此次是突发状况,司机对于科威特大使馆的方位并不是十分熟悉,所以他只能够根据人流的变化与走向,来初步判断科威特大使馆的所在。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中国大使馆的东南方还有一处以色列大使馆,所以不明真相的他以为这就是目的地科威特大使馆,于是便在以色列大使馆处直接将外交官周伯萍放了下去。
由于初来乍到,周伯萍对于科威特大使馆或以色列大使馆的了解可以说是知之甚少,而且由于语言不通、时间紧迫,所以当他下车后便马不停蹄地奔向大使馆内,没有过多关注大使馆外的旗帜。
最终,他于大使馆内看见一位衣着得体的外国人,便理所当然地将他当做科威特大使馆的外交大使,同时和蔼地向其递过一只手,想要握手进行友好的外交。
这历史性的一幕碰巧被以色列大使馆内的一名美国记者所拍摄,他惊讶地向周伯萍提问到:“您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然承认以色列?”
由于匆忙赶到的火急火燎,周伯萍和翻译当时已然是一头雾水,所以面对美国记者唐突的提问,周伯萍的翻译错将“这里”听为“雅典”,随后便将这句错误的翻译告诉了周伯萍。
周伯萍听后,感到十分奇怪与无理,便将他的提问都权当是赤裸裸的挑衅,没有过多的在意,便又与以色列大使进行了一阵亲密的寒暄,最终离开。
但在返回的路途中,他始终不解美国记者突然提问的含义,此时才有人告知他刚刚前往的是以色列大使馆,而非科威特大使馆。
这时,周伯萍才恍然大悟,但美国记者的访谈新闻稿早已公之于众,他的行为也成为了不可抹去的污点。
中以之分,源远流长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国要建立美美与共的世界共同体,那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呢?
答案得从中国抗战之际说起,那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犹太人的残害与排挤,于是来自以色列等地大量的犹太人进入中国,并担任了不同身份的各种角色,就例如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卫生部长的罗生特悬壶济世、不辨肤色,医治新四军4年之久;德国共产党员希伯在山东反扫荡战场上壮烈牺牲。
这些功绩无疑都在彰显着犹太人的丰功伟绩与无私奉献,同时也让中国当局对其基本的印象停留于善良伟大的基础层面。
但后来,由于美国积极策动组织中东侵略体系,企图用这条连接亚欧的地域来开启新的霸权时代,以色列便就是它控制的主体之一。
以色列崇尚强大智慧,所以他对于周边落后贫穷的国家很没好感,甚至多次骚扰攻击巴勒斯坦与阿拉伯周边地区,这与中国和平外交的政策与思想背道而驰。
此外当时的中国想要尽快摆脱孤立单独的国家现状,我们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国际力量远远超过以色列,如果能够得到阿拉伯国家的帮助、扶持,中国的复兴之路将会事半功倍。
同时,阿拉伯国家与中国都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及殖民主义的侵略,我们都坚持着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所以相比于争强好胜的以色列,我们更可能成为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但一直以来,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可以说是日趋紧张,所以一旦中国选择支持阿拉伯国家,中国就必定要先放弃与以色列的长期建交。
所以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而这样开放民主的方针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地区的共鸣,渐渐地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日趋亲密、建交来往频繁,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难以缓和。
而此次周伯萍意外走进以色列大使馆,并且示好于以色列大使,这样前后不一的行为不仅仅是打了中国外交的脸,更是违背了中国和平外交的初心理念,违背了外交方针的同时,也损害了中国脸面。
周总大怒,周门不幸
当然,等待周伯萍的是来自中央的诏令电报,犯了重大错误的他被勒令立刻回国接受组织批评。
我们都知道周总理一向关注我国的外交,而周伯萍的乌龙访问无疑干扰了中国的外交事业,所以他命令周伯萍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就着他粗心误事、风风火火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雅典事件的社会影响十分严重,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外交失误,更是让中国政府范了次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现在中国已然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看着一向好脾气的周总理震怒,周伯萍这才知道自己的粗心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与伤害,心中不免懊悔万千。
但再多的悔恨都于事无补,中国与希腊的建交依旧还是要提上议程,所以,中央政府邀请了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来华访问,在会议上二国不仅仅谈论着未来的规划与合作,中国更就着此次周伯萍的乌龙外交事件进行解释。
经过一番澄清之后,马卡雷佐斯只是笑了笑,表示这场乌龙外交仅仅是个意外,并且当时也有警察与人流的干扰,所以并不能怪中国大使。
这场访华会议举办得十分成功,不仅仅加深了中国与希腊方的外交与合作,也洗白了中国在外国媒体口中的形象。
但外交事业上亡羊补牢,周伯萍却依旧要接受组织的安排与处置,但由于周伯萍这些年来对于中国外交事业的无私奉献以及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周总理与毛主席都对其保持鼓励和从轻处罚的态度,所以周伯萍并没有接受想象中处分停职的惩罚,而是被调往了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馆。
小结:
外交是中国来引进来、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外交官更是中国面对其他国家的重要脸面以及喉舌,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中国面貌与中国魅力,因此外交官往往具有极高的修养以及谈吐举止,一点点的不文明或者是粗心都会造成国家颜面的损失和双方合作利益的损害。
所以外交官应该保持一颗富有责任,细心大方,能力优越的中国心,唯有这样才能够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与大国威严。
但现在中国的外交依旧面对着许多考验,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的责任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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