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与敦煌文化艺术分享会：莫高窟第464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

5月21日14时30分，由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和佛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丝路与敦煌文化艺术分享会”第三期在敦煌学信息中心研讨室进行。本期分享会的主题是“莫高窟第464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分享嘉宾是来自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王慧慧副研究员。

分享会内容为三部分，王慧慧老师首先回顾了莫高窟第464窟的研究现状，并详细介绍了第464窟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重点解读了第464窟主室壁画中的观音现身图像，分析了壁画中各图像与《大乘庄严宝王经》的对应关系，以及六字真言和水月观音图像的联系，进而确定了主室壁画中的观音现身图像应是依据《大乘庄严宝王经》绘制。最后，王老师进一步探讨了《大乘庄严宝王经》在敦煌地区的流传，并对第464窟断代研究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莫高窟第464窟的基本情况

第一部分王老师首先介绍了第464窟的基本情况和以往学者的研究观点。由于莫高窟第464窟位于莫高窟北区中层崖壁上，攀爬困难，以及窟中壁画内容相对简单，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学者们的重视。直到2000年以后，谢继胜先生、杨富学先生关注并发表文章，主要围绕讨论第464窟壁画绘制的年代问题。近几年随着学者们对西夏石窟分期问题的研究，第464窟作为一个标尺性的洞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王老师逐一介绍了第464窟的窟型、前后室所绘制的壁画及残存的题记，同时结合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对回鹘文题记的翻译，提出了十地菩萨的分布情况。

莫高窟第464窟 外景

莫高窟第464窟 主室

莫高窟第464窟 主室东壁

莫高窟第464窟 前室

二、主室观音现身图像的解读

这一部分王老师通过分析此窟“观音现身”的诸多特殊性，结合主室窟顶及东壁六字真言的内容，提出了其依据为《大乘庄严宝王经》的新观点，壁画中的 “上师”人物像应为“阿苏啰”，诸多头戴冠饰、身穿圆领长袍的相似形象应为“日天”“月天”等诸天神。结合整个洞窟的营建思想及《大乘庄严宝王经》在敦煌地区的流传，进一步认为后室壁画表现的是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王老师的这一论断较之前贤成果，其合理性在于：《大乘庄严宝王经》中提到的观音化现和主室二十幅观音化现图像，在数量上最为贴近；六字真言来源于《大乘庄严宝王经》，这与主室东壁门上部的六字真言图像相对应；第464窟是敦煌石窟中唯一一铺完全抛开观音救苦救难，而仅绘观音现身说法内容的图像，这与《大乘庄严宝王经》中只讲述观音现身、而无具体罗列观音救难的内容相符。王老师将20幅观音现身图像逐一进行释读，对比梁尉英老师根据《观音普门品》的解读成果，指出梁先生解读的现童男童女身，应该是现父母身；图像中头戴冠，身穿袍服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天众，即《大乘庄严宝王经》中记载的日、月、风、火、地、水的天众形象；头戴莲花帽的“上师”可能是现阿苏啰身。王老师依据伯希和拍摄照片，辨识出主室西壁正中心上部圆圈内是一身水月观音形象，水月观音形象应是《大乘庄严宝王经》中记载的观音现菩萨身。水月观音出自《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真言的内容中，敦煌石窟中出现六字真言的共有三处，分别在第464窟、第95窟和榆林窟第29窟，在这三个洞窟中都出现了水月观音图像，其信仰的流行与民间丧葬仪式有很大的关系，即与观音的度亡思想有关，这与《大乘庄严宝王经》中观音救度受苦众生的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观音现父母身

圆圈中水月观音现菩萨身（伯希和拍摄照片）

根据《宝王经》辨识的观音现身图表

三、《大乘庄严宝王经》流传的相关问题

王慧慧老师指出：《大乘庄严宝王经》在敦煌地区的流传与天息灾、施护在敦煌的短暂逗留可能有关。据郑炳林考证其滞留的时间应当在980年，《宝王经》在敦煌地区的出现或许可追溯至此时，即10世纪末在敦煌流传。从现状看似乎《宝王经》并未得到广泛的流行和传播，但从《宝王经》中脱胎出来的六字真言的发展来看，它的影响力应该是巨大的。与六字真言相关的经典也有很多，有《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圣六字太明王心咒》《六字大明王功德略》等，大都是《宝王经》的节录或咒语的合集。不仅有单行本，还被西夏僧人收录在《密咒圆因往生集》，可见当时《宝王经》仍在通行。六字真言的发展从侧面也反映了《宝王经》的流行。

针对除了六字真言，反映《宝王经》内容的经变和其他图像却比较少这一问题，王老师认为主要有两个原由：其一，11-13世纪观音信仰的极度流行，观音演变为全能救度形象，其能量和地位甚至超越了佛。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水月观音、绿度母等观音图像占据主流，独立的《宝王经》救世思想的内容就被主流的观音思想的内容所淹没，随着六字真言的独立发展，单独表现这部分内容显得没有必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密教发展的趋势和佛教发展的阶段有关。佛教发展到11世纪以后，密教发展中保留了六字真言，《宝王经》中显教经变内容被密教的曼陀罗坛城图像所取代。

结语

莫高窟第464窟是北区为数不多的有壁画的洞窟之一，壁画的题材、设计及装饰等在敦煌石窟中极为特殊，具有原创性的特点，壁画风格及构成元素也曾作为探讨第465窟年代的参照而受到关注。此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确定增加了敦煌经变画的种类，也拓展了敦煌石窟观音信仰研究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互动问答：

提问1：请再详细谈谈关于五体、六体六字真言的内容？其形式在每个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还是有比较固定的形式？还有六字真言最早出现在河西地区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王慧慧：五体、六体的六字真言主要是指多种语言文字的字体形式，比如藏文的、回鹘文的、梵文的等等，其形式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融合新的形式而演变的。谢继胜老师写过专门的文章来梳理六字真言的发展，可以参考。六字真言在河西地区最早出现就是在莫高窟第464窟中，应该是西夏时期。河西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六字真言，依据谢继胜先生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元代的，不仅在石窟内部，还有一些是在石窟外围题写的。

提问2：根据此窟图像与文本的对应，请问这个洞窟整体表现了一种什么思想？

王慧慧： 这一问题与张元林老师研究的法华思想是很贴切的，虽然我是从《大乘庄严宝王经》来对主室的画面进行释读，但是整个洞窟的思想是统一的，是观音信仰思想的体现。虽然不一定要跟法华思想相联系，但一定是与观音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提问3：宝王经变和五方佛以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壁画是否有某种联系？

王慧慧： 第464窟主室壁画、白墙处的壁画、甬道及前室壁画是不同时代绘制的，但两者相距的年代应该不是很远，还不能肯定说前室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与主室五方佛、大乘庄严宝王经变有什么必然联系，主室表现观音思想，而前室表现华严思想。据我现在的研究来看，整个这个洞窟的壁画都是西夏时期的，但二者绘制时间相距多远暂时还不能确定。

提问4：请问西夏洞窟壁画对敦煌石窟壁画的重要贡献是什么？

王慧慧：西夏虽然仅存在了短短190年，但西夏时期的石窟在敦煌石窟中是非常重要的，是敦煌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石窟晚期洞窟中，包括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几乎都是西夏时期的。西夏的石窟艺术体现了多民族交融的特点，有藏系的、有尼泊尔的、有中原的，几种文化交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丰富多彩的西夏壁画艺术，所以它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西夏民族非常具有创造性，在石窟艺术表现中不只是延续前代某一种风格，而是大胆吸收不同民族的风格。就如第464窟主室顶部的五方佛，既具有汉传风格，又有藏传特征，属于演变中的过渡阶段的一种风格，也是吸收融合的体现。

来源：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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