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培养过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中学，首任校长与毛泽东延安“窑洞对”

中新社5月24日以《上海浦东的别样“博物馆”：追忆“校友”，传承“红色记忆”》为题刊发了对上海市浦东中学校史博物馆的报道，引发网友热议。报道称，这座坐落在学校里的博物馆虽以“校史”为名，却承载了半部中国近代史。

据悉，历史上的浦东中学，曾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系教育部首批历史名校。1907年，被称为“近代建筑营造业一代宗师”的杨斯盛，用变卖家产得来的30万两白银，铸造了这所曾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校。首任校长系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原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

中学校史为何会承载半部中国近代史？

在中新社24日的报道中，上海市浦东中学校史办主任张俊介绍称，浦东中学百年办学历程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上海开埠、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都留下了浦东中学校友的足迹。

浦东中学校史博物馆

此外，上海市浦东中学校长倪瑞明还表示“我们将‘四史’学习教育与学校德育活动课程融合，追寻校友的足迹，筑牢学生思想上的‘根’与‘魂’，践行‘立德树人’根本育人目标。通过寻找史料、研究史料、利用史料，创建史学素养特色高中，以求以史鉴今，以史育人。”

红船杂志梳理发现，浦东中学还是“浦东新区‘四史’教育学习基地”“浦东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单位”“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

公开资料显示，1907年，被称为“近代建筑营造业一代宗师”的爱国实业家杨斯盛在家乡浦东大规模捐资建校，浦东中学便是其中一所。幼年遭失学之痛的杨斯盛，深知读书受教育的重要性。他亲自定“勤朴”为校训，并告诫杨氏子孙不得干涉校产校务，以确保学校的独立地位，让专业的教育人办教育。

首任校长黄炎培曾回忆：“浦东中学买地筑舍开办费，连同杨先生逝世以前历年经费，约共耗银十二万两。临殁捐基金十二万两，留给遗属，仅得维持生活。……像杨先生真是毁家兴学，一切是为了教育，为了学生，而一丝一毫不是为个人立名。”

在杨斯盛“毁家兴学、为国育才”的感召下，浦东中学网罗了当时教育界一批名流，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首任校长。此外，创办初期的教育名家还包括俞子夷、钱葆珍、沈砺、黄守恒、陈容、平海澜等。

此外，浦东中学的校友更有张闻天、钱昌照、蒋经国、蒋纬国、“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北斗导航之父”陈芳允、史学大家范文澜、罗尔纲、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诗人卞之琳、杰出的人民教育家董纯才、著名翻译家叶君健、中国流行病学先驱和奠基人之一何观清等。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早期中共党员，来自浦东中学的超过20位。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中学是我国唯一培养过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中学，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将其称之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宝库”。

首任校长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奠基人

浦东中学首任校长黄炎培被誉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02年，黄炎培在南洋公学师从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受其影响，他从改革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传统教育入手，兴教育，办学堂。1905年，在杨斯盛的资助下，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以“为国育才”为办学方向，还邀请了陈独秀、沈雁冰、恽代英、郭沫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来校讲学。

中华职业教育社研究部部长刘志芳曾称，黄炎培对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从推广职业教育入手，提出了全面改革中国教育的主张。

黄炎培

1915年4月，黄炎培随中国游美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两个月内，访问了美国25个州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并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张元济、宋汉章、穆藕初、蒋梦麟、郭秉文等知名人士48人，在上海创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大会上，《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中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入手，进而谋职业之改善。”

黄炎培还提出“办职业教育，不可专靠想、专靠说，专靠写，必须切切实实地去做”。1918年，黄炎培创立了我国近现代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成为当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最富有实验性的学校”。

此外，黄炎培还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免费开展职业指导服务；他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新中国建国前，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有社员3万多人，出版刊物、书籍120余种，创建学校10所、职业补习教育机构49所、职业指导机构25处，兴办农村改革事业30处。

黄炎培曾赴延安与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时，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的黄炎培与冷遹、储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促使国共恢复谈判，应邀访问延安。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黄炎培和冷遹到家作客，黄炎培向毛泽东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黄炎培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怎么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以“民主”二字作为回答。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事后，黄炎培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黄炎培等人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后，由黄炎培口述，其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里面所记载的“历史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延安窑洞对”。【参考资料：中新社、中国教育新闻网、光明网、人民网】

编辑：周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