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有可能再造一个硅谷吗？

嫦娥五号带回月壤，“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海试……2020，中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令人振奋，但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新的一年，中国如何破解“卡脖子”难题，一直是舆论场热议的话题。

前几天看到一期访谈，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时，吴也谈到了“卡脖子”的问题。吴谈到，浙大正在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生态文明与环保创新、设计育种等多个领域推进“创新2030计划”，力争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产生重大原创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资

1.

大学在科技创新上的作用，历来不容小觑。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战争而运行，包括高校的教授们。

斯坦福大学电机系教授弗里德里克·特曼也不例外，他服务于一个名叫科研与发展办公室的政府机构。这个机构，负责把军方的钱，发放给大学，让他们研究与军事相关的技术。主任就是他的老师万尼瓦尔·布什教授。

给大学的武器研究经费非常充足。MIT（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1.15亿美元，加州理工大学拿到了8300万，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各拿到了3000万。

但是斯坦福只分到了5万。

军方根本没当斯坦福是个有研究能力的大学。特曼去了哈佛，领导无线电技术研究。

愤怒的特曼在1946年，也就是战后的第一年，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室的11位同事全部聘请到了斯坦福，重新做了一个研究院。

然后，他又往前跨了一步，他说服了校长，把校园在帕洛·阿托地区的580亩土地划了出来，建立了一个高技术工业区（后来更名为斯坦福研究区），邀请企业进驻，并且把大学的研究成果转让给这些企业。

1955年，有7家企业进驻。到1980年的时候，655英亩土地全部租完，一共有90家企业，25万名员工。

后来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从斯坦福研究区延展出去的地方，就是而今的全球技术革新和革命圣地：硅谷。

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

2.

当斯坦福被军方轻蔑地给予5万美元研究基金的时候，它缺少了一个名头：研究型大学。这就是后来特曼邀请11位哈佛的同事成立研究室的原因：把斯坦福变成研究型大学。

而只有成为研究型大学，斯坦福研究区才成为可能，硅谷才成为可能。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想要建立的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所想要囊括的高校，就是这种类型。

如果，这还不能够充分说明研究型大学的意义的话，那么，诺贝尔获奖者的大学分布图，或者能够更加形象地理解此种大学的涵义。

维基百科做了一个统计，全球获得诺贝尔奖最多（含毕业生和职员）的大学前30位排名，一共有37个学校上榜。第一名的哈佛大学，到2020年一共有161名诺贝尔获奖者，物理学奖32人，化学奖38人，生物或医学奖43人，经济学奖33人。

剑桥大学获奖者一共121名，其中自然科学98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奖11人，自然科学82人；芝加哥大学100人，自然科学62人；麻省理工学院97人，自然科学62人，哥伦比亚大学96人，自然科学69人；斯坦福排名第七，86人，自然科学55人。

在37所大学中，美国占了21所。

研究型大学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也是整个世界技术创新与革命的摇篮。

与商业公司的目标所不同的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是基础科学，这些看似处于象牙塔之中的科学研究，为整个世界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从而使所有的技术创新和革命成为可能。

而对于斯坦福来说，信息产业中叫得上名号的公司，都和它多少有些关系，包括谷歌、思科、e-bay、惠普和如今红遍半边天的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硅谷中，有1200家企业是斯坦福的校友所创立的。

看完吴朝晖的访谈，会感觉到浙江大学与吴朝晖所做的努力，尽管他从来没有说到与硅谷之间的异同，但显然，他所展现出来的愿景，与硅谷的现实性，有着不谋而合的功效。

浙江大学频繁的动作，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之江实验室、与上海市共建的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与繁星公益基金在上海设立的繁星科学基金，无一不是现实关怀与技术社会化的尝试。

3.

相比于工业革命而言，其实信息技术革命有着高得多的门槛。

工业革命的创造和发明，多数是基于经验和商业需求之上的本能性或需求性创新。比如瓦特创造蒸汽机，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和爱迪生发明灯泡。

他们的目标，是用于解决技术或工业上的具体问题。但信息技术革命完全不同，它是基于自觉性的推动。

这应当说是人类的自我进化：所有的技术创造，不再仅仅局限于改善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在于如何推动世界的发展，以及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损耗，甚或是解放人的生活困境以及优化人的境遇而进行的主动性创造。

于是，知识性的积累成为一个前提。因而，大学成为了多数技术创新或者革命的前提：学习、研究以及创造是合为一体的。

MIT是一个典范。整个互联网技术，是MIT几代学人的共同成果，甚或可以说，互联网诞生于MIT的实验室中。

按照MIT创业中心创始人爱德华·罗伯茨的叙述，MIT林肯实验室教授历克里德产生了互联网创意，维斯利·克拉克提出了用计算机进行联网的设想，电子工程系教授罗伯特·卡恩开发了互联网协议，雷·汤姆林森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

没有MIT这些教授和学生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和创新，互联网的诞生也许终将来到，但是通过何种形式，如何发明出来，自然是一个遥远的未知数。

但基本上所有的革新与革命，都建立在MIT长期以来对于电子工程、信息交换等软硬件的研究之上。

而几乎今天所有的技术革新的创造者，都是在大学中接受了足够多的技术知识积累与研究训练的基础之上。

虽然并非所有的基础研究都必然被商业化，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努力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建立联系，这也是如今所谓的“现代大学”，与大学诞生之初的雏形迥然而异的地方。

大学与商业、社会之间，已然成为密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与MIT、斯坦福之间极其类似的，是浙江大学与繁星公益基金之间的合作。这个名为“浙江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繁星科学基金”的机构，投入了1亿美元的资金，用以进行“计算+生物医疗”、“计算+农业食品”和“先进计算”三个创新实验室的研究。

而这个基金，本身就带有非常浓厚的产业和商业意识，其资金的捐赠人，正是电商公司拼多多的创始人、浙大校友黄峥。

仅仅停留在基础科学研究上，浙大在进行社会转化时，需要经过较长的流程；而仅仅是建立在商业研究上，这并不符合当代企业家对于星辰大海更远的追逐。正如黄峥在公开信里所说：“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甚至异化，让其意识到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要改变就必须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

只有当大学的研究本能，与商业上升之后的社会价值之间进行有机结合的时候，研究与社会力量，才能大有有效的融合。既不急功近利，又不海市蜃楼。

4.

到了2021年，技术也已经不再纯粹是一个可以完全脱离于现实世界的方外之物了。它与人类的共同处境，民族的特殊处境与社会之间的竞争紧密相连。

技术自觉是一个前提。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技术自觉随着技术的普及而逐步提升。工业革命是一种技术本能，它多数因应于需求而产生；而技术自觉在于，通过主动性的技术创新，提升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

例如，现在大火的分布式网络，它就是通过有效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连接，通过人工智能方式，进行商品与信息之间的匹配，从而实现高效率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对应。

而在我看来，繁星科学基金的三大实验室，其核心都是技术自觉的崛起，根本都在于提升原本领域的效率与效能。

“技术战争”更加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国之内，企业之间的技术战争，决定着商业成败与进化；在跨国企业竞争之中，技术的先进与否，意味着市场占有率、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而在国与国之间，技术和研发能力和水平，也意味着国家竞争力与彼此之间依存度。

彼此之间的追赶与超越，往往甚至决定着双方的国际地位与谈判能力。

说得残酷些，当今世界的技术发展，往往决定着企业、民族与国家的生死攸关与尊严地位。

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技术，从来又都是三种力量的合力：以大学为主的研究力量，技术的商业性运用和发展，以及政府对于技术的投入与扶持。

前面已经说过很多，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乃是决策一国技术发展能力与水平的基础设施，没有大学独立研究力量的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都缺少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撑，一切其它，都是泡影，根本无从发生；商业力量乃是将技术从大学之中转化出来，成为社会共同应用，进行增值与反馈的循环力量，如同浙江大学与繁星基金会，彼此扶持，共同成就；而政府力量，是前两者的坚强后盾、终极裁判与力量展示。惟有政府以不可撼动的决心，扶持与推动前两者力量向技术的倾斜，才能够是技术的发展源源不绝，竞争利于不败之地。

现在，要回答题目中所提的问题的含义：再造硅谷是否可能？

或者，问题可以再提深一些：制造如何的硅谷，以及，如何制造硅谷？

研究型大学、技术型企业与科技型政府，这便是所有硅谷的不二法门。这三者之间，缺一不可，这都是技术自觉成立的必要理由。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某种形态的硅谷，以成就其技术竞争的基础，可以是计算、生物、大数据、机器人……并不是所有的硅谷都一模一样，但寻求技术的先进性、社会的应用化以及总体人们的提升，这都是硅谷的精神核心。

就此而言，一些大学的雄心与自觉，以及目前越来越多科学基金的远见与积极，和周边政府的响应，未必不能成为一种再造硅谷，超越硅谷的模板，变成一种国民的公共意识。

这恐怕才是技术自觉的核心之义，也是技术进步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