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作兴，两次赢得“尤里卡金奖”，以初中学历退伍兵的身份凭借自己的努力一举获得4项国家专利，并成为集团董事长。
大众对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不要紧：
黄作兴有个侄子叫黄鹤，在2011年清明节的后一天，留下3.5个亿的债务，自己拍拍屁股跑路，从此红遍了全中国。
那首脍炙人口的地摊广告语，当年几乎是人人都会背诵：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吃喝嫖赌，欠下了3.5个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了。”
究竟有没有带小姨子跑路，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那一年的混乱，让温州时至今日都常常被网友们调侃。
不知道是不是黄鹤事件带给了温州“不祥”的预兆，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温州的房价开始了山体滑坡般的崩溃。
而十年后的如今，当初凭借房子赚得盆满钵满的那群人，早已经是负债累累，要把这些年的遭遇摆出来看，着实是一把辛酸泪啊……
2010年，是温州炒房团最后的巅峰时刻。
那一年，温州的GDP排名是全国第31名，然而那年温州的房价，却稳居全国第一。
当时北京和上海两位“老大哥”的房价，不过每平米两万出头。
而温州的房价却已经飙升至每平米三万二，足足贵出了0.5倍，甚至当年的深圳，房价连2万都不到。
十年过去，深圳的房价跃至7.5万一平米，北京上海更是涨幅惊人，反观温州，观众不禁费解：
当年的房价冠军，如今竟然不进反退，每平米房价跌至2.2万，这种种情形为哪般？
数据来源·安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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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名鼎鼎的“温州炒房团”，有媒体曾经这样描述过他们：
在“魔都”上海，如果看到一位瘦弱的人，不紧不慢走在街上，腰间带着一个铁盘，上面叮叮当当别着几十把钥匙，那就是温州房主了。
而一般来说，温州房主的日常，就是每天坐着车，赶去不同的地方收房租，一个人占有五六十套房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天安排一两个房子去收，一个月下来刚好收完。
那几年，关于温州人的富有，有着种种天花乱坠的描述甚至离谱的想象。
但不变的，是上述对于他们收房租日常的渲染，有些几乎到了猎奇的地步。
温州炒房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那么多，苏杭都没轮得到，凭什么是一个小小温州，成为了当年中国房价的冠军呢？
影视剧《鸡毛飞上天》中，其实就颇为生动地描述了改革开放后，浙江温州人是如何从小商品行业做起，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一脚一脚将生意做大的。
就像是电视剧中陈江河所做的那样，当初的温州人，的的确确是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嗅到商机之后开始行动的。
1979年，18岁的章华妹在自家门口支起了一个小摊，把家里不要的旧桌子搬出来，摆上些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章华妹的小店就这么开张了。
1980年12月，19岁的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从此之后，温州人的小生意之魂像是被点燃了，他们捡起了古老岁月中流传下来的“挑贩”模式，靠着一双脚走街串巷。
一传十十传百，中国各个省市的大街小巷，都开始有了温州人的身影，一个属于温州人的时代开启了。
到了1985年时，温州人年净收入超过5000元的人家，超过40户，那一年，全国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也不过7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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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温州卖出了第一套商品房，以每平米68.85元的价格，总价2600元，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房价的概念。
2600元放在如今的房价面前，啥也不是，但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笔巨款，温州富农的名声开始传了出去。
3年后，温州龙港镇试行集资建设，这项决策吸引了苍南、平阳、文成等地的富裕农户。
人们开始疯狂掏钱集资，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积累了近千万元的建设资金。
小镇子土地有限，无法承载这么多的买家，“地少人多”成了此时的矛盾之一。
商业头脑极佳的温州人，几乎是马上发现了房子的价值，将其作为商品流通开之后，效果相当好，一栋6000元的小楼，几年之后，就能翻好几倍。
这个模式被头脑灵活的温州人学到，发展到了全国。
托政策的福，温州人终于等来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1998年，房产改革开始：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
当这句话映入在温州做教师的叶敏眼中时，他激动地一晚上没有睡好，来自温州人刻入灵魂的商业嗅觉告诉他，改变人生的机会来了。
如今再提起他，很多文章中这么描述叶敏的第一桶金：
那天之后，叶敏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存款，动员了父亲和岳父拿出他们一生的积蓄，买了两套房。
30天后，他的家庭资产提高了20%。
又过了一年，叶敏无心做老师，房子带给他极大的诱惑力，他干脆辞职，动员家里能动员到的亲戚，专职做起了炒房事业——如果这也能称之为事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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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那个夏天，从温州开往上海的一列绿皮火车上，坐着157个人，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坐满了整整三节车厢。
别看他们坐的是绿皮火车，身上带的钱加起来，足有超过5000万。
二十年后的如今，网上依然有对他们的详细描述，可想而知当年这157个人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冲击。
抵达上海后，这157个人组成的第一个温州炒房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2天内买走了上海49套房产。
流程是这样的，几个不起眼的人在房产处的人带领下来到一处小区，对着一栋楼上下看两眼，轻描淡写回头道：“这个单元我要了。”
有钱任性都不足以描述他们带给人们的震撼。
在当年，房子的首付低至20%，手中有钱又饱含商业眼光的温州人是如何做的呢？
举例来说，假设一个温州炒房人手中握有100万，那么他首先会将资金拆分成5份，这样一来，他就能在只付首付的情况下一口气买下五套房子。
而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只要在一段时间内将房子全部卖掉，那么中间到手的差价，足够他继续在只支付首付的情况下买下10套房子。
越置换摊子越大，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
尝到甜头的温州炒房人，不满足于只在上海购买房产，他们逐渐将眼光放到了全国，由此一来，西到四川，北到东北，南到三亚，东到长三角，温州炒房团的身影遍布中国。
炒房团并不是只有男性，相反，比起大众印象中别着钥匙的壮年男子，温州炒房团中很多都是老弱妇孺。
上至头发花白的老人，下至年轻女孩儿，更多的是闲在家中，有时间有精力的家庭主妇们。
她们窝在火车上，啃着馒头，挤在行人中，一趟趟往返于各个城市，带回一纸合同，接下来，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用经济杠杆坐等赚钱。
巨大的炒房魔力，很快将温州的房价推高，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1年间，温州的房价从8000多一平米，上涨到了3.4万多。
几年间，温州几乎到了人人都在炒房的地步，上海35%的房子都是被温州人买走的。
村头的老太太，貌不惊人，闲庭信步，却也可能是手握巨款的炒房团一员；
家里抱着孩子哺乳的妇女，看似没什么见识，翻翻家里的账本，也许很多上海的单元就是在她的决策下购入的；
至于其他想要将炒房发展成事业的男人们，就更别提了，有些甚至向银行贷款来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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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没有谁是能够一直盈利的。
随着温州炒房团的壮大，中国的房子市场几乎成了温州人自家的底盘，他们越来越大胆，搭进去的也越来越多。
作为温州炒房团，他们想要一直盈利，唯一能够祈祷的，就是中国的房价会持续上涨。
时间来到2008年，一场金融风暴的发生，让蛋糕缩水了不少，很多炒房人想要收割最后一块蛋糕离场。
但“四万亿”和“国十条”的出台，挽留了温州炒房团想要撤离的脚步，楼市很快止跌回升，据统计，2009年到2010年，我国的商品房涨幅约20%。
无怪乎有人说中国在2008年后的GDP，是靠房价回血的。
对于温州炒房团来说，他们对楼市前景错误的预估，让他们错失了最后一次离场的机会。
2010年开始，国家出面对楼市进行调控，各地陆续出台了限购政策；到2012年，温州的房价就已经撑不住开始崩盘了。
短短三年间，从3.3万跌到了2015年的1.6万，简直是拦腰大跳水。
政策方面的调控，让很多借贷炒房的人们很快开始赔钱，房价涨幅慢、或者持平，对他们而言，就是雪上加霜。
很多人因此开始欠银行的钱，开始欠各种借贷，早年间赚得盆满钵满，如今也走上了黄鹤的老路。
当时很多温州人为了还债，开始出售豪车，甚至三折五折出售。
那几年，全国跑到温州“捡漏”的人不在少数。
2016年，史上最严的房子限购限售政策接踵而至，一直到2017年、2018年，都在不断缩紧购买、转让房子的条款。
被逼走投无路的温州炒房团，算是真正来到了绝境。
那些年，不时传出温州夫妻双双跳楼的新闻，就是对这场疯狂的炒房历史最好的谢幕。
温州炒房团历经二十年，看似是头脑灵活的商人们一手操控，实则是踩在时代脉搏上钻了国家政策的空子。
他们的势起是趁着国家政策而来，势落也是随着国家政策而去。
很难说温州炒房团的覆灭，究竟是成也萧何败萧何的遗憾，还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预警。
但不管怎么样，在一场在中国大地上浩浩荡荡发展几十年之久的现象级团体，还是足够大家从中学习到某些经验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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