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百侯】萧寿煌家族的革命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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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埔县委宣传部（宣）

1998年5月，我又踏上了去俄罗斯的旅程。我这次去，当然要看看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去一趟莫斯科，到克格勃(今为联邦安全服务局)总部所在地卢宾卡去亲自查阅一下父亲的档案。

作者：任亚

在去卢宾卡之前，我托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女友们向联邦安全局的有关部门询问了此事。他们给了我答复，我收到了最高军事检察院1996年6月5日开具的第5-YP-5927-90号为邱文(肖寿煌)平反的证明。从圣彼得堡到了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便和丈夫带着这份证明来到了卢宾卡的平反问题接待室。

接待室的人对我们很友善，他询问了我们此行的原由及所要了解的事情。当他知道我们很快要回中国时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即使他竭尽全力也很难满足我的要求--查阅父亲的档案。他建议我写份申请和一份委托书，并到公证处公证。我们照他说的做了，并在第三天把这些材料送给了接待室。他告诉我们可以安心了，6月底等消息。在谈话中，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特地告诉我，阅读你父亲的案卷时不要害怕，因为受刑时很多人都承认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听到这话，我心里十分痛苦，眼里涌满了泪水，但是我强忍住没让眼泪掉下来。

终于，父亲档案材料的影印件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激动万分地读着这一案卷，整个这段时间直至我写这篇文章时，我仍处在一种梦幻般的状态。

作者父亲：邱文（萧寿煌）革命烈士

下面是父亲在受审时，自述的简历。

“我1911年出生(从其他资料中查的是3月27日)在一个农村的小商贩家庭里。1925年，我小学毕业。之后，考上了百侯村的中学，并于1928年毕业。中学毕业后，我来到了上海市，在那里考上了暨南大学。在暨南大学学习三年，后被大学开除。1930年，在大学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参加了中国大学生罢课的领导工作，当局因此要逮捕我，我从大学逃掉了。”“我是经郝良新(音译)介绍入党的。被学校开除后，8月份我搬到好友肖国邦(音译)的住处，当时，他还是学校的学生。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然后我被(字迹不清楚)区委会经江苏省委派到中共中央工作。在中共中央我工作了约两个半月，负责联络各省委员会的代表。”

“我被中央派到下设的特科工作。”在那里，“从1931年末到1933年我在紧急情报处欧阳新的领导下工作”。“从1933年我开始领导紧急情报处的工作”。从1933年5月至1934年7月，我是紧急情报处的负责人，从7月到8月、9月我领导除奸工作。1934年10月，我被派往北平做特科主任工作，后不得不返回，因为我在那里已经暴露”。

根据1982年中的材料看，1935年，我父亲和武胡景、欧阳新及另外一个人(此人资料至今无处查寻)被中央派到莫斯科学习。这四个人都在上海特科工作，在苏联肃反时，1937～1938年被康生杀害了。

档案中，反对父亲的活动是从1937年12月开始的。当时父亲是国际列宁学院的学生，这个学院位于乌捷里内村。

1938年3月16日和17日，父亲因被指控替日本情报局工作而遭搜查和逮捕，被关进布特尔卡监狱。他的申辩和反抗没有任何作用，反而招致了不止一次的施刑。在严刑拷打下，父亲于1938年4月1日作了假供，但醒过来后，他又进行了反抗。1938年4月2日，关于这件事的档案记录如下：

1938年，布特尔卡监狱

我内务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三处刑警长官，少尉吉洪诺夫和布特尔卡监狱监管员塔尔马切夫和克列茨作本记录:犯人邱文，又名肖寿煌，在今年4月2日受审时，企图从后面攻击监管员塔尔马切夫，被后面赶上的监管员网克列茨制止。

吉洪诺夫和两个监管员签字。

4月3日，国家安全总局第二处提出了对邱文的控诉。

4月26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预备会议上审理了父亲的案子。“在秘密法庭上，没有原告、辩护人和证人参加”。在对父亲进行指控后，法官问父亲，是否认罪?父亲回答(以下是按着邱文的话)说，他不认为自己有罪。他否认预审时自己的供词，声明这些是假供，是在受刑时逼出来的。父亲声明，他知道某某和某某的供词，但他们是在说谎，他从没有做过什么间谍活动，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说，他真是不明白。

1938年4月27日，法院判处父亲死刑，立即执行。被秘密枪毙了，当时他才27岁。

对于父亲死去的时间，我觉得还有一些疑点，因为在有些档案文件中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涂改的痕迹。他也有可能是在1937年杀害的。

重要的不是这一点，重要的是父亲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真实情况，是他在苏联的最后一些日子和死亡的真相。写到这儿，我的喉头禁不住发紧，吞声饮泣。但是我明白这是我对父亲的责任，我的良心在召唤要为那些在苏联恐怖年代死于康生之手和受其他迫害的无辜的人们来申冤。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人把斯大林肃反时期的事看成是对革命敌人进行的必不可少的阶级斗争。如果有谁被苏联克格勃机构处死，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都认为是事出有因。康生正是利用了正直的人们这种想法。若继续这么想，那就是无视康生在斯大林搞的肃反运动的掩护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那时，有多少革命干部死在他的手里!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的名字。

1996年6月5日，俄罗斯联邦平反委员会作出关于我父亲的平论。下面是这一文件的主要内容：

平反原由：

在法庭上，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声明，他不是日本情报局的间谍，在苏联从未从事过间谍活动，没有参加过恐怖组织，而在审讯时所作的供词，是在审讯员对他施刑之后所作的供。邱文的这一声明，法院并未予以斥。根档案资料来看，并未替外国情报机关工作。档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日本情报局的间谋，从事反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间谍活动。判有罪是出于政治原因。

这份联邦安全局(以前是内务部，之后是国家安全局)的有关父亲档案的复印件就摆在我面前，我一页页地看着它。被查、被捕、被审、被判决及被枪毙的情景在我面前一幕幕地闪过。

我似乎也随之经历了这样一个苦难的过程。尽管我在写这文章时非常痛苦，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必须写出来。沉默就意味着把康生犯罪的部分真相从历史中抹去。写出事实，是我的责任，是我对父亲及对所有在苏联肃反时受康生折磨和死于康生这双黑手的中国人的责任。

来源：百侯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