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第一恶霸”：唐山菜刀队干了什么？为何被枪毙600余人

都说立国之本，在法治人心。我国如今的社会安定繁荣，犯罪率低，人民相信政府，青年有业、老有所居，混乱的黑帮械斗基本只存在于影视剧作品中。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如今的年青一代一定想不到，在三四十年前，社会上的治安和青年人是什么样子。说起36年前的“扫黑除恶”和唐山“菜刀队”，他们一定认为是遥远且不太真实的都市江湖故事。

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中共中央经过会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开始83“严打”，在全国，前后总共抓获重大刑事犯罪者一百万余人，其中判处死刑的就有24000人，而华北地区臭名昭著的唐山“菜刀队”更是被逮捕主要成员50人，仅唐山一带，涉及“菜刀队”的刑事案件就先后枪毙了600多人。

那么，这些黑帮势力和犯罪团伙为什么敢如此猖獗？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干了什么？一切还要从七十年代说起。

一、无业游民泛滥的中国

1979年，由于发展刚开始放开，我国经济体制尚未及时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以“包分配”为主要手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回归城市，面对骤然多出的巨量有生人员和名额有限的岗位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年积累的待业人数超过2000万，达到了国家成立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可以说，当时大街上走的人几乎每五个就有一个没有工作。

待业青年的聚集和累积，加剧了本就捉襟见肘的社会治安恶化，而社会治安形势的危机，又阻止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由此压缩就业机会，成为一个死循环。青年们成团游荡，血气方刚，一言不合当即动手，在饭馆内吃霸王餐，侵犯女学生，抢夺偷盗农场财物... ...

1978年，全国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0年飞速增长至75万余起，影响恶劣的大案更是占比超过10%。社会秩序糜烂，行人不敢上街，光天化日的伤人事件屡禁不止，更加激起居民自我防备心理，市场上的伤人利器一度脱销，有时竟分不出购买者是将它用于自卫还是伤人。

上海市的数十名流氓分子上街打砸闹事、北京火车站自杀性爆炸事件、北海公园侵犯女学生案... ...国内一线城市悉数沦落在这群无所事事而又容易受人引导的青年人的暴力中。在拳头和菜刀里，看不见一代青年的未来。

二、严打首要目标——唐山“菜刀队”

待业青年们的闹事显然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乐于抱团也乐于追捧黑帮文化的青年人，在华北地区组成唐山“菜刀队”，据地方志记载：“唐山人好武，犹以东矿区为甚，后东矿区易名古冶。初，有贫穷之士无钱铸剑，乃以菜刀为器，后渐成风”。

唐山地区的尚武文化，无意中为菜刀队的形成“助纣为虐”。八十年代初，有传言唐山“菜刀队”曾经纠集百人团伙与东北地区黑帮势力火拼，最后还占了上风，“东北虎，唐山狼”这个称号流传至今，“菜刀队”被奉为“华北地区第一恶霸”的事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然而无论传言多么绘声绘色，这批无赖年轻人始终是社会的毒瘤。当时的青年混混只要有志加入，就会在身上挎一只军绿色的挎包，包里装上菜刀，跟随队伍公然在道路上拦截行人，哄抢钱财，种种恶行下，妇女和儿童担惊受怕，即使在家中也唯恐他们入室抢劫。

更严重的是，在小头目的带领下，唐山“菜刀队”于1983年在北戴河公然砍死砍伤数人，惊动了当时在北戴河疗养的多位领导干部，完全忽视当地治安力量，有恃无恐。这直接导致当地公安部门视“菜刀队”为首恶，将他们录入了红色名单。

这样危急的治安形势很快传到了上级政府的耳中，1983年7月19日，中央上级领导在北戴河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治安状况的汇报，在愤怒和沉重的心情下下达了专项打击黑恶势力的指示。

严打活动从1983年开始，持续整三年，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侵犯女性、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判死刑24000人，同时不断发动各地群众检举揭发，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接到材料44万多件，一旦查实，绝不留情，势必根除黑恶势力这颗大毒瘤。可以说，嚣张行事的唐山“菜刀队”，绝对是严打运动开展后的首要的打击目标。

三、青年无志无业的社会悲剧

公审结束后，公安部门将抓捕的主从犯押入唐山郊区岳各庄煤矿塌陷区执行死刑，涉及菜刀的刑事案件，一共处死600人，菜刀队主犯成员50人都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固然，经过三年严打时期之后，社会治安逐渐恢复正轨，人民不再恐慌，黑恶势力的猖獗一度被平推镇压，然而越过混乱背后，看着骤然消失的大批年轻人，人们才开始思考，这些黑帮青年的罪行真的只是自发和偶然吗？

回顾当初，从特殊动乱中走过来的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经济尚未崛起、法律观念淡薄、法制建设不完全，道德纪律更是破败，这一代青年人被迫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大多失去进学机会，人文和社科知识不成体系。

而回城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待业，岗位供不应求，生活无志、无业，可以说是毫无希望。诚然，聚众砍伤行人的犯罪分子不值得同情，但能孕育出唐山“菜刀队”这样的社会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也应该值得我们反思。

古代儒家说大同社会：百姓安居乐业。安居不必提，但可见就业也是国民幸福度的重要组成环节，一旦经济发展停滞，待业人数过多，岗位不足以承担青年人的数量溢出，游荡的青年人必然会以为受到引诱和煽动，成为危害法律治安的最大推手。

而维护社会安全不能只依靠一次三年严打，否则也不会有后来九十年代的卷土重来。严厉打击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只适用于严重犯罪，“急症急药”，不该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在一切大混乱结束后，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法律体系、道德法制教育和有序的社会角色安排，才是能够约束青年人最好的进步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