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书法很沉静，与其果敢性格不符？伟大的人，哪能一读就懂

小编所在的武汉，是一个有百万在校大学生的城市，在城市中穿行，不可避免地常能看到高耸的大学校门。又因为本身从事书法相关工作，所以很留意那些名家题写的校名。

在武汉的大学中，有的校名是现当代名家题写的，有的是集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书法，这里面竟然有七八所学校的校名是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很受瞩目。比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名，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同一年中先后题写的。

邓小平之于中国，是有着不世之功的。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他都以自己的才智、胆识，带领着中国走向光明坦途。我们常常瞩目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而忽略了他身上其他的闪光点——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书法。

邓小平专门创作的书法作品并不多，我们通常见到的，往往是他为各地题写的题词、校名、报头、信札等。

题词、题名相较于需要突出艺术性的书法作品，但创作的难度却很大，它既要写得有书法的艺术美感，又要体现应用环境的严肃性。而且，题词、题名一般字数较少，将有限的文字，写出书法的艺术性，显然比多字数的书法创作在章法安排上要难得多。

纵是这样，邓小平的题字、题名仍给我们欣赏它的书法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邓小平是睿智、果敢的，和平建设年代的邓小平是坚毅、开放的，那么他在书法上却是沉静、渊雅的。他的书法不张扬、不狂妄，展现出的是一种内敛深沉的气质。古人常说字如其人，这句话在邓小平身上，似乎并不成立。

其实，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其自身的包容含蓄。我们看到了邓小平行事果敢、雷厉风行，却没有读懂他的内心深处那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宏阔境界。由此来看，他的书法仍是其人心性的外在表现，只是我们没能完全理解罢了。

欣赏邓小平的书法，也可以通过他的学习经历从侧面加以解读。邓小平上过私塾、进过新式学校，还曾在法国留学，这些经历虽然注定他不会像先前的人那样固执于旧式教育，但自小打下的传统文化印记，始终根深蒂固地深植于内心。

邓小平在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对于书法显然是很难顾及的。但在艰苦的岁月，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写字。这得益于他的一位好搭档——刘伯承。

刘伯承是位学识渊博的儒将，写得一手好字。在二野时期，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处一室，每天黎明起床后，刘伯承开始坐下来翻译俄语军事论著，邓小平就将刘伯承的字帖和写的字整理起来，自己细心临摹。当有人问邓小平书法写什么体时，他还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偷师“刘体”（刘伯承书体）。

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中，有很多擅长书法的，比如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刘伯承、董必武等。那时候的每个人，书法都各有特点、面貌各异。反观现在的书法展览，数百件作品的展览现场，每个人写的都差不多，取法集中在古代有限的几位名家身上，已经没有了前人那种“百花齐放”的盛况。

或许邓小平的书法技巧不如当代书法家那样精到细腻，但他书法蕴含的气象与境界，是绝大多数人不能达到的。毛主席曾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来形容邓小平的才能，这本身也是对邓小平在书法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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