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中国需要新的叙事方式

文/叶小文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代）

哈佛大学艾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被誉为美国的“中国通”，常年负责中国官员在哈佛的培训项目，对中美关系有十分深入的研究。王辉耀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著有《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一书。4月30日，全球化智库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与托尼·赛奇教授围绕“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中，有一段关于“中国需要新的叙事方式”的对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参见附录）

我有个一次在美国“改变叙事方式”的尝试。

日前遇到郑新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他说，一直有件往事，今天见到您，终于对您说起。

记得十八年前您作为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应邀去美国亚特兰大的教会演讲，还和老卡特总统对谈。当时我陪卡特的驻联合国大使Young在下面听您的演讲。

记得您上台时，风度翩翩，Young说，叶is a typical Chinese。

您讲的过程中，他说，Ye is a Typical CCP。

您退场的时候，他说叶是一个典型外交官。

最后他说，CCP is fucking good。

他们见识到了CCP（中共）官员的厉害，不得不由衷佩服。因此这段话，我一直清晰地记得！

以下是我十八年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中国圣经事工展开幕式上，用英文发表的演讲，当时老卡特总统在台上我的旁边坐着，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演讲全文如下。

在美国亚特兰大中国圣经事工展开幕式上的演讲

中国的圣经事工展，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带着美国西海岸的春风，怀着即将飞向东海岸的喜悦，在一个美丽而独特的地方——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停了下来。

亚特兰大，对于中国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地方。中国人通过电影《飘》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讲演《我有一个梦》，认识历史的美国。通过CNN和可口可乐，认识今天的美国。我希望现在亚特兰大的美国人，又要通过来自中国的圣经展，进一步了解中国。

亚特兰大，对于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27年前带领中美建交的两位老人，邓小平和卡特，其中一位现在还站在我们中间，昨天下午，我荣幸会见了卡特总统先生，我们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谈，另一位——邓小平先生，则是通过亚特兰大认识美国，而美国也曾通过邓认识中国。

中国几十年来居然印刷发行了4000万册圣经!这很奇妙，不是吗？或许有人会心存疑问：这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执政的国家吗？这个国家难道允许基督徒存在吗？他们的圣经不是需要从国外偷运进去吗？他们不是还需要美国人派出传教士帮助他们建立和发展教会吗？

27年前，邓小平先生就告诉卡特先生：在中国，freedom of worship， ok；Bible，ok；foreign missionary，no。邓阐述的是两个原则：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办。这就象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被同时写进宪法，保证了中国教会健康顺利的发展。

圣经在中国，为这个发展见证，也为这个发展祝福。

圣经来自同一个上帝，却有多种版本，多种语言。教会是同一个上帝的肢体，却有多种模式，多种组织。中美两国相距遥远，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水平各异，需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我相信，上帝把世人分为男人和女人，不是要让他们争吵不休，而是要让他们相亲相爱；同理，上帝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不是要让彼此对峙冲突，而是要让彼此团结和睦。我们应该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偏见比无知更远离真理，偏见比万水千山更能阻挡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中美两国教会真诚友好的交流，会跨越万水千山，不仅对两国基督教的弟兄和姐妹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助于推进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利益攸关者”的基础上，向着建立新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迈进。

亚特兰大对于中国，不仅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还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地方。43年前，来自亚特兰大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有一天，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情同手足，携手并行。27年前，邓小平先生大概也有一个梦——从此结束中美间的敌对和隔绝。今天，和卡特先生一起站在这里的我们，是否也有一个梦？

愿圣经展成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新见证!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她！谢谢。

附录：托尼·赛奇与王辉耀关于“中国需要新的叙事方式”的对话

托尼·赛奇：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如果你看看不同国家的民意调查——其实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受欢迎程度下降。我认为这是中国将不得不适应的事情，中国现在是一个全球大国。它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全球大国。因此，那些看起来像是威胁的行为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回首一百年的耻辱，是的，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你想从一个全球大国那里看到的。所以我确实认为两国都需要调整他们的言论和行为。

王辉耀：是的，我认为中国的劣势是90%的国际主流媒体都是用英语的，且它们很有影响力，美国也会主导这些媒体的叙事。所以中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赶上来，试图更好地解释自己，当然，也让人们看到最终会发生什么。你了解中国，甚至对中国的邻国也是如此。在最近的历史中，中国并没有真正引起任何大的冲突。所以我认为人们可能会猜测。但问题是美国经常派遣他们的飞机和舰队到中国南海和台湾，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感到受到了威胁。中国没有派任何人去加勒比海或在这些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因此，我同意两国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对话与沟通相处，更好地厘清误解，然后真正地让该地区的人们来认识他们。

托尼·赛奇：我认为北京的宣传部门需要掌握的一件事就是语言的技巧。中文的叙事方式在中国很受欢迎，但在说英语的地方就不那么受欢迎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威胁性的语言，让人们感到厌恶。现在，它可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如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我不认为它在国际上表现得很好。

王辉耀：我认为我们是需要一个新的叙事方式。当然，另一方面，我认为西方媒体历来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这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改进这一点。托尼，我读了你在2020年7月的一篇很棒的论文——《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劲：对中国公众舆论的长期调查(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共产党执政的拥护。你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观察中国。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有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机构，这可能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差异的原因。但大的水利灌溉工程、辽阔的疆域范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更不用说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14亿人口。现在中国共产党使8亿人的脱贫。中国一直在做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反腐败和其他事情，我认为你们的调查已经很好地记录了所有这些改变和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可。中国共产党通过真正不断地对经济需求做出反应，实现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合法性的普遍接受。所以也许我认为有一点是，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向世界传达的方式，而不是像你这样说“战狼外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