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避“虎子”为“马子”，柳宗元为什么敢说“苛政猛于虎也”？

在辽宁省博物馆有一件北燕时期铜铸的文物，其四足伏地，周身铸有花纹和毛须，形态威猛似虎，这就是古代男子使用的一种溺器，名曰：虎子，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尿壶。关于虎子的由来，《西京杂记》曾记载：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像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故汉人目溷器为虎子”。《西京杂记》也记载：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持之，行幸以从。其意思就是汉朝将玉作成虎子的模样，把它当便器，让侍中官随时都拿着它，以方便皇上出行时随时使用。

但是，在我们翻阅唐朝时期的官修史书的时候，却又看不到“虎”字，一旦需要使用“虎”字的时候，也多用其他字来代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得不提起我国的避讳制度了。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产物，大约源自商末周初，文书避讳制度始于秦，盛于唐宋，明清趋于完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多有文人墨客因此而丧命。具体来说就是出于对国君、父祖以及圣贤的尊敬和畏忌，不能直书其名，在遇到和其名相同的字时，采用改字、省字、缺笔等方法来代替。

大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原是北周贵族出身，其祖父李虎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渊称帝以后，祭祀四亲庙祖。追尊高祖李熙为宣简公；曾祖李天锡为懿王；祖父李虎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父亲李昞为元皇帝，庙号世祖。同时，下令臣民要避其父祖的名讳，但凡含有“虎”、“昞”的人名、地名、官名都要用别字代替或者以缺字处理。

唐朝避“虎”的几种方法

1、避“虎”为“马”：据成书于宋朝的《云麓漫钞》记载：“马子，溲便之器也，唐人讳虎，始改为马。”由此可见，尿壶原本叫“虎子”，为了避“虎”字讳，这才改成了“马子”。

2、避“虎”为“武”：魏晋时期名臣及文学家傅玄曾作《时运多难》，其中有“蠢尔吴蛮，虎视江湖”两句。到了唐代房玄龄等人编著《晋书》时，为了避“虎”字讳，就改成了“蠢尔吴蛮，武视江湖”。另外，唐朝还将洛阳东边门户和重要的关隘“虎牢关”改为了“武牢关”。

3、避“虎”为“兽”：班超有句名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到了唐朝令狐德棻编著《周书》的时候，则改为了“不入兽穴、焉得兽子。”另外，曹操在《却东西门行》写首：“神龙藏深泉，猛虎步高冈。狐死归首丘，故乡安可忘！”，到了唐朝以后，就写成了“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

4、避“虎”为“虫”：将“虎”称为“虫”并不是唐朝的原创，早在成书于东晋时期的《搜神记》曾记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打上雷音寺后，释迦摩尼曾对弟子们说：“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蠃鳞毛羽昆。”蠃虫指的是像青蛙、蚯蚓这类身上毛发覆盖极少或者几乎没有毛发覆盖的动物；鳞虫指的是像鱼、蛇、蜥蜴这类体表由鳞片覆盖的动物；毛虫指的是虎、豹这类体表由毛发覆盖的动物；羽虫指的是凤凰、孔雀、大鹏金翅雕这类体表由羽毛覆盖的动物；昆虫指的是龟鳖、螃蟹及其蝗虫、蟑螂这类带有甲壳或外骨骼的动物。在古代的时候，中原地区没有狮子、大象这类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猛兽，所以，老虎就成为了“五虫”之首，故称之为“大虫”。

为什么说“唐诗无避讳”？

不过，我们还在唐朝一些文人墨客的诗歌、文章发现了大量的应该避讳的字，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真的就像宋人所说的“唐诗无避讳 ”吗？

比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 》写道：“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杜甫也曾写有“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诗句。特别是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前面还写到“苛政猛于虎也”，丝毫不避讳“虎”字，后面就出现了“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将“民风”写作了“人风”。

这是因为，唐朝的避讳制度主要体现在政府往来的文书上，像表、疏、笺、启、判策、法律条文以及官修史书这些文书都严格要求依避讳和平缺之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朝要求七世以内君主的名字都要避免。以李白为例，他主要生活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自玄宗往上分别还有睿宗、中宗、高宗、太宗、高祖、世祖，到了太祖李虎，已在七世以外。这位跟李隆基同宗同源，同为兴圣皇帝李暠后裔的李白也敢在诗歌直接使用”虎“字了。

至于宋人所说，“唐诗无避讳 ”则是指唐代诗人们对于时政和宫帏的风流韵事都能够直言不讳地写在诗作中、无需避讳。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以及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这要是放在明清之际，早就大祸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