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出身的985大学生，到底差在哪？

图 | 《大江大河》

作者 | 谢爱磊 广州大学 洪岩璧 东南大学

匡欢 佛罗里达大学 白杰瑞 香港大学

来源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4期

原标题《“寒门贵子"： 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

01

基本问题与文献基础

20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跨越式发展。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点高校的农村籍学生占比有所下降，但2008年至2013年先后出台的《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及《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政策有效地提升了重点高校农村籍学生的数量。有资料显示，自当年开始，我国重点高校的农村籍学生数每年提高10％左右。当然，经典的教育平等理论指出，受教育过程的平等与教育机会的平等同样重要。对于农村籍学生而言，更好的社会流动机会不仅意味着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基本相当的学术与社会体验，拥有相当的学业和社会成就。既有文献对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针对农村籍学生在上大学后的学业和社会成就问题的系统研究却不多见。

农村籍大学生的在校体验究竟如何?他们的学业成就和社会体验与城市学生有何差异?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过程平等问题关系到农村籍学生的最终学习结果——他们能否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高等教育机会，顺利融入主流社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针对农村籍大学生的学业、

生活以及适应状况，

已有研究有两个基本发现。

首先，相较于城市学生，农村籍大学生在学业成就上稍显逊色。不过，这些研究的调查对象多来自普通高等学校，比较的通常为英语成绩(操作变量常为单次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而非总体学业状况。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质量不同，城乡背景学生的英语成绩在大学期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其次，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成就与城市背景大学生也有所差异。有研究指出他们担任各类干部(校、院、系和班级学生会)的机会低于城市籍大学生。虽然农村籍大学生社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高于城市学生，但他们往往不能长久坚持，容易半途而废。

对于农村与城市生源的学生在学业和社会成就上存在差异，已有文献也尝试做出解释。主导的解释将学业和社会成就视为社会再生产的结果，研究者将家庭的影响概念化为“家庭资本”，认为不同水平的学业与社会成就是不同背景家庭将自身的优势传递给子女的结果。不少研究指出，家庭的经济资本、父母的职业地位与教育背景和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与社会成就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不过，不同范围调查研究的发现却并不一致。例如，有研究者针对一所重点大学的调查显示，家庭的社会阶层越高，学生越有可能担任各类学生组织的干部；也有研究者针对南京近20所高校的调查显示，母亲的职业为农民及下岗人员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在校期间担任校级及院(系、班)级学生干部——且这种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这些研究发现不一致，可能与使用的抽样策略不同有关。

“家庭资本”的概念有助于认识近40年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悄然变化的社会分层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响——随着地位竞争的日趋激烈，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试图通过一定的家庭投资策略将自身的地位优势传递给子女，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近期的研究频繁指出城乡户籍学生在学业成就上的差异或就业上的差异之原因来自更一般化的家庭背景，而非户籍本身。已有研究亦表明代际优势的传递存在复杂性，家庭的优势地位未必能够直接转化为子女在学业和社会成就方面的优势。如布迪厄(P．Bourdieu)指出，经济资本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不同背景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受奖励的状况，即直接的经济投入未必是有效的阶层优势传递策略。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既有研究的另一重要结论：代际优势的传递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已有教育制度和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阻断家庭的影响。

当已有的教育制度设计不利于优势阶层传递自身的地位优势时，作为基本行动单元的家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采用更加隐秘的手段传递自身的地位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庭资本”这一笼统的概念可能无法有效解释不同背景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在学业和社会成就上的表现，尤其无助于认清家庭的优势地位可以通过何种手段转化成为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相对优势，且这些手段为何在既有制度环境下有效。不少既有研究也尝试将家庭资本概念分化为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等子概念，但对于不同类型资本的作用机制描述又模糊不清且特别缺乏实证性质的观察。

本文借助一项为期五年的追踪研究数据，对比分析了城乡学生在大一和大二时的学业和社会成就状况。下文先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与总体研究设计，并在此基础上描述研究发现、进行总结与讨论。本文尤为关注数据中揭示的城乡背景学生在社会成就方面的差异及其文化成因，并认为对农村籍大学生适应状况的文化资本分析有助于透视当前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对处于社会流动过程中个体的影响。

02

理论基础

已有研究一致认为：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成就越好，担任各类学生组织干部的可能性越高。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如何发生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他们就越可能较早地教给孩子某些技能或让他们习得某些文化品味，使子女在进人大学后能够较快地适应大学环境。这一思路暗合文化资本的解释路径。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之核心在于，将文化本身视为一种可以用于投资并能得到回报的资源。在布迪厄看来，如同其他类型的资源一样，在某些条件下，文化资本可以被父辈传递给下一代并成为获得稀有回报的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者一般将文化资本概念操作化为与高雅文化有关的认识和才能，如对艺术品和古典音乐的欣赏，并从韦伯的“精英地位文化”观点出发，视文化资本为个体习得的特定类型的文化特质、品味和风格。这些特定类型的文化实践对于个体的地位获得极为重要，且必须与一般的教育技能、能力和成就等相分割。

对教育研究中文化资本的概念进行系统梳理之后，拉鲁指出“高雅文化”视角实际上窄化了布迪厄对文化资本概念的界定。一方面，她肯定既有研究把文化视为一种资源和代际优势传递的手段；另一方面，她又坚持从微观互动论视角理解文化资本。拉鲁从特定机构中的个体对知识、技能和才能的综合应用中寻求文化资本的定义——认为个体应用知识、技能和才能的基本目的在于满足特定机构的评价标准，并使自身获得竞争优势。

因此，所谓的文化资本不再局限于与高雅文化有关的认识和才能，而可以指涉被相关机构(正式或非正式地)认可并能够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品味、实践与技能。后来者的研究就文化资本之于教育场域内学生的社会活动参与和学业成就状况、父母的学校教育参与状况等的意义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在理论层面提出将文化资本概念再做细分：

一类与特定类型的文化特质(高雅文化)挂钩，另一类则是能够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一般性的文化实践与技能。另外，高雅文化也只有在特定类型场域或对特定目的才能发挥作用。例如，仇立平等的研究表明，高雅文化资本对中上层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中中、中下层地位的获得则不尽然。这些发现说明了从个体与机构间的互动关系探讨文化资本定义的重要性，也在提醒我们关注更大范围内各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究竟谁能定义特定类型机构(如学校)的评价标准?哪些群体更有能力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加之于其他群体或整个社会，并让自身的文化品位、实践和技能成为可以获得回报的资源?这对于了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尤为重要，意味着理解转型条件下社会流动的深层障碍。

从教育研究的视角观察个体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理解父母的文化实践对其子女教育结果的影响，意味着需要把握和捕捉父母的教育实践，尤其是文化资本投资。不少研究常常直接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作为衡量文化资本的指标。马克思指出，资源只有在进人投资过程之后才能被称为资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只有在被父母作为文化资源加以投资并指向提升子女成就这一目的时，才能被称为文化资本。拉鲁把美国中上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父母参与分别归纳为“协同式教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和“任其自然生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两种类型。

中上层家庭强调孩子日常活动安排的结构性，重视他们在家中的语言和推理能力发展，并积极介入学校事务；工人阶层和低收人家庭则强调子女对指令的服从，认为家庭首先要提供一个可以供子女自然生长的安全环境，他们对子女的活动安排不具结构性。拉鲁指出，协同式教养更有助于子女获得教育上的成功，因为它是父母文化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协同式教养所包含的内容除了文化资本，还有生存心态(habitus)、父母参与以及日常生活的组织，可从如下三个方面衡量：一是家长的学校参与行动，二是孩子的文化活动(家庭的阅读、舞蹈和艺术课程的学习等)，三是物质资源(主要指藏书)。其中与文化资本投资直接相关的是第二和第三两方面。从中国本土的实践来说，针对孩子的文化资本投资多可用文化场所(例如博物馆)的参观情况、家长和孩子的阅读状况、家庭的藏书量等指标来衡量。

协同式教养为文化资本转化

为子女在校期间的竞争力

提供了两条重要途径。

一是协同式教养的逻辑与当代的职业体系及其知识基础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后者正是当今教育系统所采用的教学路径的重要基础，也是教师和其他学校专业人员所采用的教养方式的认识来源。因此，中上层家庭更有可能将那些“合适”的文化技能传递给子女，让他们能有效地在教育机构中探索与发展。

二是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之间具有交融性，让置身于学校的中上层背景学生有自然而然的归属感和制度化自信。面对同为专业人士的教师时，中上层背景的家长不会感觉紧张；当子女的教育出现问题时，他们能及时干预并有足够的自信评价学校管理人员；他们更能鼓励子女在学校中担当领袖角色、积极探索、与代表权威的教师协商，争取个人权益。

与之相比，来自工人和低收入阶层的家长由于缺乏学校认可的文化资本，在与学校接触时容易产生“束缚感”，他们的子女也无法习得学校认可的文化技能。这种境地容易让他们产生“机构约束感”，他们也更愿意子女成为服从学校权威的个体，这正符合他们对子女未来职业地位的预期。按照大学生发展理论的解释，来自不同背景的大学生进人各类高等教育机构之后，其经历可以被理解为他们在学术与社会方面逐渐融人机构环境的过程。

因此，上述视角提供了理解农村籍大学生融人精英机构的概念工具。对于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精英高校的学生来说，进入新的环境之后，归属感、自信以及对于在新环境中主导文化的掌握，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并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获得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家庭的早期文化投资策略。

03

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抽样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在四所“985”高校(包括一所“985”平台高校)所做的一项追踪调查。研究使用混合方法，包括定量的问卷调查和质性访谈两个部分。问卷调查部分旨在了解家庭背景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和社会成就的影响；访谈旨在寻求对影响机制的解释，这种设计即所谓的顺序解释策略。混合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严谨地收集定量和质性数据，结合两类方法的优点，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加以使用，可以有效地回答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本文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正适合混合方法，定量的调查数据可为理解不同社会背景学生的学习和社会生活经历提供整体性信息，质性数据则可有效地提供细节、讲述故事。

本文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策略抽取问卷调查样本。笔者先采取立意抽样方式选取了四所“985”高校(见表1)，尽可能反映“985”高校的基本构成类型，包含两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一所师范类大学和一所综合类大学。确定高校之后，对每个高校的院系进行分层，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理科、工科、医学分为四组，再把组内院系的各个班级按人数进行排列，利用“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PS抽样)方法抽取班级并邀请被抽中的班级中所有学生参与调查。

问卷调查结束之后，研究人员对问卷结果进行探索性分析，以量化研究部分的初步发现为指引，按照学生在学业成就和社会成就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将样本分为“高学业且高社会成就”“高学业且低社会成就”“低学业且高社会成就”及“低学业且低社会成就”四组，然后在每组随机抽取25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在访谈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农村籍大学生样本不足的情况，又采用了“滚雪球抽样”的方法作为补充，请参与研究的老师及同学介绍一些并未参加问卷调查的农村籍大学生。②最终参与访谈的同学共117名。每位受访者接受一次或两次访谈，单次访谈平均时长约为一个半小时。在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对访谈进行了录音，所有的录音文件及转录文件都严格按照研究伦理的要求进行了保密处理。

(二)定量数据中的变量与模型

本文的调查问卷来自美国宾州大学一组社会学者所使用的“大学生生活与体验调查”(Survey of College life and Experience)。在征得该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同意后，笔者把问卷由英文译成了中文，并通过专家咨询、焦点团体以及一对一访谈等方式对问卷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在此基础上，在我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两所高校选取了共50名学生进行预调查，取得的克隆巴赫(Cronbach)一致性系数均高于0.75，显示修订后的问卷具备较高的信度。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来自第一轮和第二轮调查。学业成绩是被访者自我报告的大一和大二期末考试成绩的班级排名，1=后25％，2=51％～75％，3=26％～50％，4=11％～25％，5=前10％。排名本质上是定序变量，在模型中处理成定距变量。社会成就主要考察被访者大一时参加学校半官方社团(主要包括团委、学生会、社团联合会等组织)的情况以及大二时是否担任这些半官方社团的干部。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来自第一轮调查，包括学生的生源地和家庭背景变量。生源地是二分类变量——城市和农村，农村指农村和县的乡镇，城市指县城、地级市、省会和直辖市的城区。家庭背景变量包括家长的职业阶层、家庭文化资本(父母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家庭藏书量、参与文化活动频次、学生高中阅读情况、家长阅读情况)和经济资本(家庭财富情况)。控制变量包括学生性别、族群、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党员。各变量的具体操作化情况和描述统计参见表2。

根据变量特征，本文的定量分析主要采用()LS回归和logit回归。本文把学生成绩排名处理成定距变量，因此采用OLS回归分析；是否参加半官方社团和担任干部是二分变量，采用logit回归分析。为了便于比较，表2中呈现的是剔除了存在相关变量缺失值个案后的变量描述情况，大一分析样本量为1684人，占总样本量(1938人)的86.89％；由于追踪脱落问题，大二分析样本量略有减少，为1633人。

04

研究发现

(一)基于定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简单比较

城乡学生在精英高校中的组成状况一直受公众舆论和学界关注。如表2样本数据显示，来自县城、地级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市区的学生占样本总数的72．4％，来自农村和乡镇的大学生占比为27．6％。可见在调查的四所“985”高校中，相对于农村总体人口比例而言，农村学生的比例明显偏低。这一状况与近年的调查数据和不少高校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吻合，也说明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3显示，来自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学生在家庭背景状况上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样本中农村籍大学生是独生子女的比例不足1／3(27.1％)，城市籍大学生是独生子女的比例为75.8％。其次，从家长的职业阶层地位来看，城市籍大学生家庭的职业阶层明显优于农村籍大学生。城市籍大学生家长有一半以上属于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农村籍大学生家长这一部分的比例仅有17％，更多的是办事人员、工人以及小生意者。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籍大学生的父母务农比例很低，仅有7％左右。

其可能的解释为：当前我国的农村居民较多地从事副业，纯务农的比例较低；另外，纯务农家庭子弟进人重点大学的比例非常低。这也提醒研究者将来要对农村籍大学生的家庭背景做更深入细致的分析。第三，城市籍大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远好于农村籍大学生家庭，家庭财富指标变量也呈现类似情况。城市籍大学生家长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也远高于农村籍大学生家长。农村籍大学生的父亲仅有lo％接受过高等教育，而城市籍大学生父亲的这一比例达到60％。本文以家庭藏书量、高中时期参与各类文化活动的数量、在高中期间的各类阅读以及家长的各类阅读情况来衡量学生的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状况，结果如表3所示，城市籍大学生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情况显著高于农村籍大学生。

结果显示，就因变量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而言，无论在大一还是大二，农村籍大学生和城市籍大学生的成绩排名相差不大，且统计上差异不显著。以学生参与半官方社团的状况衡量学生的社会成就状况可见，大一时城市籍大学生参加学校半官方社团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籍大学生，大二时城市籍大学生担任学校半官方社团干部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农村籍大学生。进一步分析显示，农村籍大学生和城市籍大学生参加其他类型(非团委、学生会等)社团的比例很接近；但在半官方社团参与方面，城市籍大学生比农村籍大学生高出1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的是，城市籍大学生的党员比例(4.3％)也高于农村籍大学生(2.8％)。

(二)基于定量数据的多变量分析

比较分析表明，城市、农村籍大学生在家庭背景诸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是否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造成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建构OLS回归和logit回归模型，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学业成绩和社会成就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嵌套模型方法，考察城乡和家庭阶层背景的影响是否可以被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变量所解释。

表4结果显示，城乡背景和家庭阶层背景对学生大一期末考试成绩无显著影响，只有参与高雅文化活动的数量(即参观图书馆、美术馆等活动)对大一成绩有显著正影响，男性成绩显著差于女性，汉族学生的成绩显著好于少数族群学生。

这说明，对刚进人重点大学的学生来说，农村籍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与城市籍大学生没有差别。但是模型4结果表明，到了大二，不同阶层背景学生之间的成绩出现明显分化，专业／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子女成绩明显更好，而工人和领导／老板／公务员子女成绩较差，农民和无业人员子女的成绩最差。在大二成绩模型中，其他家庭资本变量都不显著。模型5是利用两期调查数据进行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家庭阶层背景有一定影响，专业／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子女的成绩提升更显著，上大学前参与高雅文化活动数量对学生成绩提升也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在社会成就上，表5结果说明城乡背景对学生大一时是否参加学校半官方社团、大二时是否担任社团干部有显著影响。大一时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解释城乡学生参与社团的差异，但并不能解释大二时是否担任社团干部的城乡差异。模型6和模型8中城市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籍大学生参与半官方社团和担任社团干部的可能性明显更高。在模型7中加人职业阶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变量，结果显示，家庭财富变量和参与文化活动变量系数显著，表明大一时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城乡差异主要来自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差异。在模型9中纳入阶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变量之后，城乡差异消失，但家庭资本变量均不显著，阶层之间仍存在差异，工人家庭子女担任社团干部的可能性显著偏低。根据R2，可以看到自变量对学生大二时是否担任社团干部的解释力明显弱于对大一时是否参与社团的模型，这很可能表明，随着大学生对大学生活的调适，其他因素对其社会行动和抉择的影响日渐凸显。

(三)基于质性数据的主题归纳：文化资本匮乏与社会活动参与

针对定量部分数据的分析显示，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大学生，其学业成就基本相当，但在社会成就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在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状况上，城市籍大学生的参与率更高。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状况以及家庭的经济资本状况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两个群体的学生(尤其是大一时)在半官方学生组织参与状况上的差异。关于家庭的经济资本状况对农村籍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影响，既有研究中一条重要的解释思路是，经济状况的制约有可能导致农村籍大学生较城市籍大学生花相对少的时间在课外活动上——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用于勤工助学。对于早期文化资本投资对学生大学在学期间课外活动参与程度的影响，既有研究一直关注不多。本文在对质性部分的数据分析过程中涌现出以下四个“主题”，有助于理解早期文化资本投资如何转化为不同背景的学生在精英环境中所获得的优势和劣势。

1.“不自信”

在谈及为何没有参加半官方的学生组织时，受访的农村籍大学生普遍提及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不自信”。当追问什么是所谓的“不自信”时，他们一般将其与早期文化资本的匮乏联系到一起。Z校的一位农村籍大学生(编号：ZEYM)接受访谈时说道：

(我因为家庭的缘故)不可能接触这么多资源，而城市家庭如果比较富裕，就会送孩子学这些东西……。这是一项技能……没有的话，就相当于有一点落后了。

这种因缺乏被机构环境所认可的文化资本而感受到的“不自信”，也存在于农村地区父母参与学校教育的过程中。由于认为自身缺乏必要的文化技能，农村地区的家长通常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与教师就孩子的学习情况进行沟通。也就是说，在个体与学校这一特定类型机构互动时，对自身文化资本匮乏的认识直接转化成对他们对自身胜任力的判断。

在本文中，因为缺乏被精英环境认可的文化资本，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倾向于认为自己对社会活动的胜任力不足。换言之，尽管各种类型的校园学生组织在形式上对所有学生都是开放的，但是对农村籍大学生而言，缺乏某些特别类型的文化资源(譬如才艺)，也就不具备胜任这些学生组织内工作的能力。

因此，当谈及参与学生会、团委或者社团联合会等半官方类型的学生组织时，他们往往会提到自己不轻易报名，因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

在访谈过程中，D校一位农村籍大学生曾提到自己竞选院学生会某部门委员的经历(编号：HAXF)： 当时觉得如果更自信一点就好了，老师在班上说要选一个**委员，我就想上去竞选了——只要走上去，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发言说说自己的想法就好。但我就没那个自信，觉得什么都不会，不像城市的同学，才艺什么特长都有，而我就没有。我想，到底要不要上去呢，我正犹豫的时候，另外一位同学就上去了。我就放弃了。

接受访谈的所有城市籍学生都不会提到这一点，即便是不参加学生组织，他们提及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例如，担心耗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对学业造成太大的影响，等等。

在D校，一位城市籍学生(编号：CBMS)谈及自己为何不参加学生会这些类型的学生组织时说道： (参加学生会这些组织)肯定会有收获……工作的能力就是跟没有参加的还是有点差别的……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有些影响学习了……都没什么时间去学习的。我现在(觉得)学习还是比较重要的。

2.“没那么重要”

对特定类型文化实践活动意义的不同判断，是文化资本影响个人生活机遇的另一重要形式。有研究指出，来自美国工人和低收入阶层背景的大学生在课外活动的参与方面少于来自中上层背景的大学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这类活动价值的认识不同，前者更容易对课外活动持反对或者摇摆的态度。访谈中的农村籍大学生并不反对参与各类半官方的校园学生组织，但在刚人校时的确对参与的意义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接受访谈的部分农村籍大学生提到，在刚进人大学的时候，尽管不少学生组织开展过宣传活动、鼓励他们参加，但就这些组织之于个人的意义，“当时觉得，没那么重要”。

例如，在J校，一位农村籍大学生(编号：JSYM)说道： 没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对这些方面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参加学生会对自己能有多大价值的提升。

也正因如此，不少农村籍大学生选择不参加这类学生组织。往往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后，在开展追踪调查时，接受访谈的不少学生才指出自己当初在这方面确实有欠考虑一如果大一时能充分认识到这些组织对于自身成长的意义，他们应该会更加积极地参加。城市籍大学生在入学伊始就意识到参与这些组织对自身发展的益处，且能根据自身需要做出及时的判断和选择。

同样是在J校，一位城市籍大学生(JSMX)在谈及学生组织的参与状况时说道： 当我完成我对成绩上的期望的时候……(就着手)培养一些我以后可能会有用的东西……愿意去学习一些能力，认识更多的人……我参加了学校的“****”(部门)，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小干事，然后到核心层。我觉得(通过这些)让我认识了不同学院就是全校各种各样的人，这些能让自己在将来有更好的发展。

3.“你得有能力，懂技术”

对于半官方的学生组织之于自身发展的意义缺乏清晰认识，并不代表农村籍大学生拒绝校园内所有的学生组织(例如学生社团与协会)。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刚进人大学时他们愿意尝试新的机会，期待能够通过各种机会锻炼和发展自己；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率较低，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提到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能力和技术”的门槛。

当问及参与这些组织需要哪些“能力和技术”时，他们一般会提到该类学生组织在招收新成员时部分职能部门的一些特别要求。例如，要求“具备一定的组织活动的能力和经验”，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而言，他们在此前的学习生涯中几乎从未有过类似经验。不少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还提到另一类特殊要求，即掌握一定的电脑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知识。对于此前从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他们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这也解释了当问及有过报名经历而没有通过面试的同学选择哪些部门的时候，他们一般说类似“综管部”等没有对能力和技术提出明确要求的部门；城市籍大学生在讨论是否考虑进入学生会等组织工作时，一般不会提及这一方面的考虑。

4.“面试门槛”

学生会等组织在吸纳新会员时对于“电脑知识”或者“才艺”等技能门槛要求的实践，正符合拉鲁等人对文化资本概念所做的拓展性界定。文化资本并非仅与高雅文化有关的品味和实践，技能等也可被纳入文化资本的范畴，关键在于其本身是否为相关机构所认可，并成为个人获取竞争力的基础[50]。参与半官方学生组织时，“电脑技术”或“其他才艺”等技能门槛只是比较显性的文化资本要求，而且部分农村籍大学生通过一段学习也能掌握这些技能。他们面临的更大的技能挑战是：这些学生组织中的不少热门部门竞争激烈，通常需要经历好几轮面试才能入选。

对于面试，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都感到陌生，他们提到“从没有经历过”。面对这些相对结构化的活动，他们往往缺乏必要的准备。在面试前不知晓面试流程，抑或由于这种信息缺乏导致面试时情绪紧张，抑或随之产生盲目的态度—— “面试不过，就算了”。

此外，他们也很难识读这些面试场合所传递的“文化”信息——类似于职场的筛选和为这一目的举办的仪式。这些仪式的完成需要参与仪式者识读与理解相关信息，并标准化地完成指定任务。例如，A校商学院的学生会部门已经相当完备，在招新时各部门有独立的面试，部门的学生负责人穿着正装，面试流程高度结构化，类似公司招聘，有“一面”“二面”“三面”，内容包括笔试、多对一面试或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表示，他们对这些结构化面试“完全没有预料”；更让他们不知所措的是面试的内容——常常反映的是中产阶层的职场能力需要，它需要被面试者熟悉或至少了解工业社会的生产关系、职业分工和伦理。

一位农村籍大学生(编号：ZAXM)在面试学生会时被问到一个问题是： “假如马上有课，但学生会又急需要你做事时，怎么办?”直到接受访谈时，他依然不知道这一问题应该如何回答，便调侃道：“可能就没有正确答案吧。”

在z校，提及学生组织的面试经历时，一位城市籍大学生(zIFx)回忆起面试中模拟“工作冲突”的场景： ……(模拟冲突场景中的)有些人觉得假如工作当中有冲突，就不说，就瞒着，觉得这样也是个方案。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来说这样不行，(有建设性的意见，)那这样就会有一定加分。我觉得这个是(工作中的)“政治”。

进入精英高校时，农村和城市籍学生携带的文化资源大相径庭。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而言，其可以是相对的道德感，例如懂事和吃苦精神，但影响他们对精英环境的探索结果却往往是那些受认可的文化资源。上述四个主题实际上涉及理解早期文化资本投资影响农村籍大学生在精英环境中社会成就状况的两条重要机制。

第一条机制与“观念”有关。在谈及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状况时，农村籍大学生多提到“不自信”与“没那么重要”，这两个主题分别涉及他们对自身胜任力以及对特定类型活动价值的认识，早期文化资本投资的相对匮乏导致他们对自身社会胜任力的怀疑。由于无法尽早接触城市中产的工作和组织环境，在进入精英环境之初，他们对于“社会成就”之于大学生活的重要性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第二条机制与技能有关。在上述农村籍大学生的叙事中，“技术”“能力”以及“门槛”是常被提及的主题，“不足”则是这些主题的核心。这表明他们对于自身在融人精英环境过程中所面临的文化障碍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障碍的源头一是家庭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状况，二是精英高校相关机构在招录成员时所坚持的标准。这些标准既受制于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对于何为“能力”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受制于其正在或者业已形成的文化实践。

05

总结与讨论

进入精英高校，常被认为是社会底层出身的学生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遇。就家庭出身之于个体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以及这一机会能否使他们向上流动这两个议题，已有研究做出了不少极富意义的探讨；但针对精英高校中农村籍学生在校经历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而这是理解或回答上述两个议题的基础。本文表明，进人精英场域之后，农村籍大学生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社会成就而非学业方面。针对定量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村籍大学生的学业成就与城市籍大学生基本相当，他们在社会成就上的表现(主要是在各类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和担任干部方面)有所逊色。

质性数据的分析结果也肯定了这一点，

农村籍大学生意识到

自己的主要挑战来自社会生活方面。

借助拉鲁的文化资本定义，本文分析了家庭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对个体在大学期间学业和社会成就方面的影响。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对于学业与社会成就均有显著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个体在大学期间的学业和社会成就状况。家庭财富指标能预测个体大一时的社会成就状况，参与文化活动的状况能预测个体大一时的学业和社会成就状况，其他诸如父母阶层、父母教育等社会经济背景变量皆不显著，这显示了代际优势地位传递的相对复杂性。家庭的社会地位优势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子女在精英高校环境中的竞争优势，而是需要家庭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系统化投资——针对文化资本的投资即是其中重要一环。

究竟如何理解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与农村籍大学生在精英环境中的社会成就状况?质性数据揭示了两条重要的解释机制。

一是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在精英环境中可以转化为学生针对社会活动的态度和倾向以及对自身参与这些活动可能性的认识。农村籍大学生在刚进入精英环境时，对于学生会等半官方社团组织之于个人的意义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认为参与“没那么重要”；而且由于缺乏为精英环境所认可的文化资本(例如“较宽的知识面”“一定的特长”)，他们也“缺乏自信”，认为自身无法胜任这些组织的工作。

二是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可以转化为在精英环境中被认可的“文化技能”。农村籍大学生由于缺乏被认可的能力，如“电脑知识”等，常被排斥在某些特定的学生组织之外；更隐蔽的“文化技能”门槛则是，面对类似“面试”这些与职场文化有关的结构化活动时，农村籍大学生往往缺乏必要的准备。

本文丰富了教育社会学领域既有研究对不同群体大学生在精英高校学业和社会生活状况的分析与观察。深入微观过程，探讨处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个体的经历应当是当前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对处于社会流动过程中个体经历的观察，是了解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人生命历程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窗口。在社会结构持续转型的历史条件下，研究精英高校农村籍大学生步入新环境之后的经历，有助于了解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再生产特征。

学校是一类特殊的文化机构，诚如卡拉贝尔(J．Karabel)所言，学校所认可的价值观倾向于反映那些有权力将自身的文化理念加之于整个社会的群体，它随着社会以及社会各个群体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而发生变化。从个体与机构的微观互动过程中寻求文化资本的定义，有助于认识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哪些类型的文化实践有利于个体在教育系统中获得竞争优势。这也是观察不同群体问权力关系和“谁的文化实践更重要”的窗口。尽管本文比较的群体是城市与农村籍大学生，但研究发现精英高校环境予以肯定的是城市中上层正在形成中的文化实践，例如重视各类文化活动的参与、强调艺能训练等。当然，在研究层面，本文肯定中上层文化实践对精英环境中竞争力获得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在价值观层面对其价值和意义的无条件认同。在一个强调多元文化实践的环境中，个体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流动机遇。

不过，这一现象本身提醒我们注意：

首先，在转型时期，随着阶层结构的不断固化，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手段变得更加隐秘且复杂——文化资本的投资依赖于长期的家庭实践；其次，对于来自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员来说，获取竞争力、实现社会流动的难度不断加大。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数据分析显示，早期文化资本投资和家庭财富在大二时对学生的社会成就状况都无显著影响，这或许肯定了个人跨文化能力发展的可能性，部分地回应了文化流动理论的相关命题，也值得在将来的研究中进行深人的探索和分析。晚近的研究将文化资本分析分成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两种范式，后者强调个人的跨文化能力——涉足不同的文化场域并做出有效探索的能力，强调学校对于个体文化能力的补偿性作用，认为学校在个人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本文中，大二时文化资本之于农村籍大学生在学业和社会成就获得方面解释力的削弱或许正说明了他们跨文化能力的发展。例如，第二轮访谈数据显示，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能从个人发展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大一时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他们对参与半官方组织之于自身成长意义的认识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开始肯定其价值；觉得自身社会能力不足的部分农村籍大学生在学业成绩不错的情况下，也能重塑自信，开始在以往不熟悉的社会活动领域积极探索。需要指出的是，大二时城市和农村籍大学生在社会成就上的差距依然存在，这可能是由于当选半官方社团干部体现的是累积优势——他们在大一时的积极参与为大二时的当选奠定了基础，或从另一层面说明了文化资本影响的延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