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牺牲时的预言准确无比，南陈北李终将天地换气

1989年李大钊降世，诞生在了一个封建腐朽几欲坍塌的晚清。

河北乐亭县距离北京仅250多公里，正属于封建王权漩涡中心之下，李大钊得以感受最深切地体会到了满清腐朽无道的统治给人们所带来的疾苦与荼毒。

从1840年开始，以英帝国为代表的帝国集团相继在清朝发动了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李大钊诞生前，已经有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马关条约》等。

那时候的清王朝，就像一只肥硕愚蠢的猎物，任谁看了都想来割一块肉。

半封建半殖民，自然所带来的荼毒皆由百姓买单，清军战败，慈禧照样日日满汉全席，吃得唇齿留油，面目可憎，可欠给列强的款，清王朝却要原本在2成的赋税上再加3成，对百姓敲骨吸髓。

因此，随着李大钊慢慢地长大，看到的尽是流毒遍地与满目疮痍，土地乡绅与富家公子以手持烟枪吞云吐雾为荣，弄得瘦骨嶙峋，精神萎靡至不分昼夜。

百姓每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种的粮食却不够赋税，人人饿得面黄肌瘦，瘦骨嶙峋，女子穷的衣不遮体。

这样的王朝，怎能不改变怎能不革命？因此李大钊从小便立下了为穷人出头，为万民立命的远大志向。

1913年，李大钊开始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可以拯救落后腐朽的民国的曙光，来自社会主义的清风与马克思的思想，必将扫清寰宇，彻底吹散华夏封建阴暗，腐弊横生的阴霾。

1916年，李大钊回来了，并迅速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旨在挽救国人唤醒万万同胞麻木不仁意志的志士同仁一道，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纛，开始了他对旧封建、旧道德与旧文学的猛烈抨击与反对。

他很明白，改变国人，非一蹴而就之事，必须先从人民思想上下苦功夫，唯有“新文化运动”一条路可走。

1920年，为了防止陈独秀再次被军阀逮捕，李大钊亲自驾马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南下。

两人一路上，终于第一次真正认识了国人。

赤地千里、饿殍千里，百姓流离失所，夹道悲呼，长江上下，浮尸千里。

当看到妇人哭着喊着，用几块木头在长江边把自己的娃顺流而下送走的时候，陈独秀哭得撕心裂肺，李大钊掩面而泣。

这就是当时的民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军阀过好日子，吃香的喝辣的，要百姓种地养活他们，却回过头来抢他们的粮食，毁他们的家园，对他们拳打脚踢，乃至挥刀相向。

这样的政府，已经没有必要再为它裱糊下去了。

从此华夏诞生了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陈独秀与李大钊两人定下了“南陈北李”之约，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要为了将来的国人而奋斗，为万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李大钊北上之后，迅速组建起了共产主义组织，并且掀起了一股民主为民的清风，很快便惹得北洋军阀恨得牙痒痒。

那时候的环境，已经不允许李大钊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活动了，李大钊等人只能率机关搬进了苏联大使馆，寻求苏联人的庇护。

然而，这很快引起了英法等国的忌害，他们马上通知了北洋军阀。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人闯入苏联大使馆，残暴逮捕了以李大钊为首的20位共产党员，意图对其等实行非常手段，将共产主义扼杀在摇篮里。

结果蒋介石第一时间发来密电说“宜速处决”，张学良等奉系直属也表示应当尽快正法。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被张作霖押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行刑。为了此次行刑，张作霖不惜重金从欧洲进口了一具绞刑架。

据后来的《北洋画报》报道，行刑时，其他人都在18分钟始绝，唯有李大钊被采取了“三绞处决”，前后绞刑三次，坚持最长，耗时40分钟方才断气。

从来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小惩大诫杀鸡儆猴。

第一次绞刑时，费时15分钟，李大钊晕厥，刽子手放下他，以冷水泼醒，问他是否悔改，李大钊慷慨激言：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于是刽子手怒火中烧，再次对其绞刑，18分钟后李大钊再次昏厥，刽子手又如法炮制弄醒他，再问是否悔改，李大钊斩钉截铁表示：“愿速赴死！”

于是刽子手再次将之上绞，李大钊始才断气。

李大钊牺牲时，年方38，然而英雄时年有限他给新中国灌注的血液却是无限的，他抛洒的鲜血，一如赤色骄阳，早已红遍华夏每一寸土地，让人民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