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蒋雯丽：演话剧比电影电视剧更让我感到自由

在演艺圈里很多人眼里，蒋雯丽是个异数。

原因很简单，女演员都是青春饭，人到中年，女演员当主演演戏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但蒋雯丽不是。她是完全相反的，让她演戏一举成名的《霸王别姬》里，她演的是小豆子妈妈。

而她最有名的，则是荧屏上的一系列的“国民妻子”的形象。

1999年的《牵手》里的知识女性夏晓雪，为家庭放弃自己事业；2004年的《中国式离婚》里的林小枫，完全丧失自我、缺乏安全感，同样是放弃事业，2007年的《金婚》里的传统妻子文丽，《正阳门小女人》的饭馆老板徐慧珍，从一个新婚媳妇，演到白发苍苍，这些角色都得到了观众的喜爱与认可。

从自来水厂工人，每天看泵房的仪表，到靠舞蹈机缘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出道靠丈夫顾长卫引路，一部部作品铺道，成为如今的“国民妻子”，蒋雯丽出道30多年，获得近十个“影后”，女演员里的实力派。

我采访过蒋雯丽后，才得知她的成功不是偶然：所有的剧本，她都是从头看到尾，把角色台词背得滚瓜烂熟，还要做大量的表演功课，给角色写人物小传，把人物的前世今生。铺垫好，深入地理解人物，再设定表情和形体动作，揣测角色的内心，才能恰如其分地演绎出角色该有的特质与样子。

张英：怎么对话剧产生兴趣的呢？它是你的一个梦想吗？

蒋雯丽：大学毕业那年，我演过《原野》，但那是一个电影学院表演系学生的必修功课，没什么感觉，之后我再没登过话剧舞台。但在离开那个舞台很长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个舞台上，然后又一次地离开，并且永远回不去了。我感到很痛苦，在梦中哭了出来。醒来后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这些记忆在我心里是很难抹去的，而且话剧是很锻炼人的，虽然电影电视剧的报酬高，但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有很多好的演员他们在演电影电视剧的同时，也会不计报酬到舞台上演出。今年初的时候，一位国外的朋友还对我说，看见某某在演话剧，他说，平时只能在屏幕上看到他们，没想到现在能看到他本人很开心。他们不是为了收入，只是因为自己喜欢，做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事。对我来说，演话剧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话剧不是电视剧，花几个月时间来排练、演出，从挣钱的角度来说，差不多上是在做义工。

张英：你对契诃夫的戏剧了解多少？怎么理解《樱桃园》呢？

先前也有一个契诃夫的戏找我，但是那个剧本我读不进去。林兆华称《樱桃园》这个戏是喜剧，不想把它演成一个悲剧。故事背景也挺有意思，和中国目前的现实有些相通的地方，樱桃园就要失去了，生活在其中的地主知道这个情况后，却不愿正视这个现实，他们不听农奴长大的资本家把樱桃园改建成别墅的建议，认为《樱桃园》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多美丽多有诗意啊，他们宁愿让它失去也不想采取行动改变樱桃园。

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却见证了历史，可以让后人凭吊、思考。所以它们还有保存的价值。这些地主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但他们的思想和人生态度是新兴的资本家无法理解和取代的。

张英：和林兆华合作愉快吗？

蒋雯丽：林兆华真是是一个大师级人物，他一直在话剧形式上不断摸索，创新。演艺界有他们这么一些人，真是很好的事。林兆华现在不是招了一个研究生班吗，班上有法国的、日本的学生，这里面有学哲学的有学舞蹈的，很多人以前不是学话剧的。我就跟他们一起排练学习，它的舞台设计也非常有象征性，导演还招来一个舞蹈队，想在话剧中融入现代物的元素。我们表演最初的一个问题就是放不开肢体。而在这个剧里，他是想让我们放开肢体，让肢体成为一种语言，心灵自然也就放开了。

张英：为什么没有接田沁鑫的《生活秀》呢？

蒋雯丽：田沁鑫是一个非常好的导演，但我对《生活秀》不是很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没演话剧，导演对我比较担心，就让我演妹妹，不是主角。而且我演的妹妹这个角色也不太有意思。不是说主角配角的问题，而是我觉得《生活秀》这个戏不耐琢磨，让人一眼看穿，不像契诃夫的戏，我两个月来一直在琢磨，不断有新发现、新感受。我想这么多年没演话剧了，要演就要找一个能过瘾的。

张英：你演话剧是不是更加自由？

蒋雯丽：这是肯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是分镜头的，一个应该来的，现在导演还好，会让演员演完一个场景。

以前拍电视剧都是镜头分得很碎的，比如说要说一句“我累了，我想喝咖啡。”经常是先把灯光打在这儿，先拍“我想喝咖啡”，再重新布置，拍那一句“我累了”，一切都没有前因后果的。相比起来，话剧就比较连贯。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看人艺的《天下第一楼》时，我觉得那个男演员在舞台就处于飞起来的状态，特别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