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通过构建皇权与神权的同盟，巩固了统治基础，促进了皇权加强

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制度大大提高了宋王朝的开放性，为各阶层的精英人才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这也与科举考试的录取情况密切相关。

在唐代，每次开科的录取人数十分之少，甚至对于录取人数都有严格要求，而在其中，高官显贵们的子弟亲友还要占一定比例，能留给寒门子弟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

因此，唐代官员中的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较小，由门荫等途径入仕的官员仍然很多，这也导致了两者之间的争斗，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如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的争议之一就是科举制度。

进入宋代以后，宋太祖朝录取人数仍然较少，宋太宗即位后，出于巩固皇位、安抚人心的需要，加之国家统一，急需地方官员，贡举的录取人数不断增多。此后，两宋贡举的每科正奏名录取人数多达几百，甚至于上千人。

而自宋太祖创立特奏名以来，特奏名的录取人数也越来越多，经常有上千之数。这些数字不但远远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而且也是后来的各朝代难以企及的。宋代的取士人数是唐代的十余倍，是明代与清代的近四倍，由此可见宋代科举的鼎盛。

宋朝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量的精英士人参与政务管理，而其中一大批人，是出身寒微但有杰出才能的“寒畯之士”，发挥了科举制度选官取士的基本职能。

这些人并没有显赫的家世，或者出身贫民阶层，或者父祖只是一些低级官员，如果处在士族门阀的时代，他们可以说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是科举制度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使他们进入仕途，成为了宰执高官。社会底层的士人通过科举入仕，跻身于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政治改革、诗文革新与学术发展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因此，科举制度成为了封建社会上下层流动的重要途径，是底层私人通向上层社会的一座独木桥，使得宋朝的国家政权，能够不断吸纳社会上各阶级各阶层的、精英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内部，缓和了宋代社会的阶级矛盾。

而宋朝皇帝也有意通过科举制度，获得以中小地主为主的下层士人的支持，拔擢寒畯士子，压制权贵子弟，这有利于加强了宋朝的皇权。权贵子弟压制寒门士子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直接反映在宋代的登科录中。宋代科举制度的这种社会功能，渗透进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风气开始向崇文抑武转变，兴起了读书应举之风，人们向书中寻求功名利禄。

在社会风气影响下，知识分子大量涌现，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源源不断地进入仕途，这些的科举出身的官员群体被称为士大夫阶层。由此，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社会的流动并不只是从下往上的，正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权势人家因为种种原因、破产的事情也比比皆是。因此，无论是大地主阶层，还是中小地主与农民，为了维系与扩大各自的利益，都投身于科举考试的大潮中，而相比于有荫补特权的官户来说，中小地主与农民参与科举的积极性更高。

科举制度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除具有笼络中小地主及农民阶级的作用外，还促进了乡村等基层社会的变化，而革新后的社会基层，又成为宋朝皇权的重要支撑。门阀士族解体之后，宋代士大夫一直在探索新的家族组织结构，在这其中有许多尝试。宋代科举制度考试公平，取士众多，许多人通过科举取的出身，士绅阶层的力量获得了极大发展。

士绅阶层利用其在乡间的权威与对地方情况的熟悉，依靠亲戚、同乡、同年等社会关系，通过各类乡村组织，构成了虽非法定但实际存在、并运行的乡村权力体系，成为了封建皇权赖以支撑的阶级基础。在统治底层民众上，皇权与士绅的关系是合作的，官府的命令可以获得士绅的支持，官员们可以通过这些士绅来进行赋税的征收、基层治安的维持与差役的征发等。

这有利于基层民众进行控制，打击各地的农民起义，维护其统治秩序。但双方也有矛盾，士绅层中的大土地所有者在地方上势力过大，必然将对宋朝的皇权构成威胁。因此，宋朝皇帝必须拉拢中小地主以压制大地主，而宋朝科举制度正起了这样的作用。

总之，士绅阶层在乡村拥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是乡村社会的文化核心，又是重要的基层政治力量。科举制度连接了皇权与绅权。皇权通过科举制度赋予神权以合法性，使其获得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换取其对于皇权的支持。

绅权则帮助皇权控制基层社会，成为社会上下层沟通的媒介，上传民意，下达政令，加强了宋朝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扩大了赵宋王朝的群众基础。因此，通过科举制度，皇权与神权结成同盟，这促进了宋朝皇权的加强，巩固并扩大了宋朝的统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