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与“张黑女”，师法北碑之真相！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别署东洲居士，湖南道洲人。道光十六年进士。于经学、诗文、词章、金石、史地均有造诣。书工四体，自成一家，世皆重之，为清朝中后期最具影响的书法家之一。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现今存世之何氏书法，大多系中年及晚年笔迹，其中，中年楷、行书浸淫唐代诸名家，尤其深得颜真卿、欧阳通之三昧，晚年则上迈秦汉，化篆、分入真、行，开“隶行书”之先河。

何氏以上取法轨迹，倒也大致与其书论相呼应，唯独师法北碑之情形，则始终未能在其书迹中找到充裕实证。据笔者所考，何氏平生品题之北朝碑刻，唯有《张黑女志》一种，不仅如此，迄今所见何氏临习北碑之书迹，恐怕亦只有《张黑女志》临本。

▲《张黑女墓志》（局部）

《张黑女志》刻于北魏普泰元年（五三一），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因张玄字黑女，清人避康熙帝玄烨讳，故习称《张黑女志》。何氏所得明拓剪裱本，号为孤本，今藏上海市博物馆，为明奚林和尚故物，何氏道光五年得于济南，遂终身奉为枕秘，并刻有“黑女庵主”、“黑女碑室”诸印，且屡有歌咏题跋，自云：“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棐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并云：

余既性耆北碑，故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每一临写，必回腕高悬，通身力到，方能成字，约不及半，汗浃衣襦矣。因思古人作字，未必如此费力，直是掔力、笔锋天生自然，我从一二千年后策驽骀以蹑骐骥，虽十驾为徒劳耳，然不能自已矣。

可以想见，何氏当日临习《张黑女志》之墨迹，必不在少数，然而遗憾的是，这类临作罕有存世，远不及其晚年临习汉碑诸作存世之夥，而仅存之《张黑女志》临作，遂为书法史研究者所宝重，成为藉以管窥何氏北派书风不二之选。

据笔者所知，何氏《张黑女志》临本，目前仅有两件传世，今试作辨析。

一、《何子贞临黑女志墨迹》（民国石印本）

该件临作原迹不知所在，今仅有民国长沙华新石印局石印本存世，据后附谭延闿之跋，该件系湖南湘潭黎培敬旧藏，谭氏以为何绍基中年所临。沙孟海先生编撰之《中国书法史图录》亦收入此图版，此外，《书法》月刊自二○一○年第十期至二○一一年第九期，连载孙稼阜先生所撰《名家临名帖——何绍基、李瑞清临〈张玄墓志〉》，所引图版亦为此种。

以书法之形质而论，该作品可谓何氏所藏明拓本之忠实临写，然而，笔者认为，此件实为伪作，兹举疑点数端：

▲上图何氏旧藏《张黑女志》明拓本首句

▲下图黎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首句

其一，明拓本正文，首句作“君讳玄字黑女”（上图），该件临作亦仍之。孰不知，清人书写中涉“玄”字之处，例当避讳，《张玄墓志》之改称《张黑女志》，正缘于此，何氏出身科第之家，焉能不察？今案诸何氏诗文集，无一“玄”字，其提及《张玄墓志》之处，亦均以《张黑女志》名之。

其二，明拓本铭文末句“咸蹈松户，共寝泉门。追风永迈，式铭幽传”，“咸”字下部略有蛀蚀之痕（图三），该临作误书“咸”作“感”（图四）。何氏幼慧能文，于“咸”、“共”两字对文之意，何至懵懂无知？此外，明拓本“式”字，“弋”旁作“戈”形，该临作则径改作“弋”形。

据此，可以认定该临作绝非何氏真迹，疑出后人伪托。

二、《何绍基临张黑女墓志铭》册

该册页曾为贵州黄平乐嘉芹旧藏。此临作与何氏旧藏明拓本相比，书意相去甚远，然而笔者认为，它反而较前件可靠，为何氏真迹。理由如次：

▲图五乐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首句

▲图六乐氏旧藏何临《张黑女志》末句

其一，明拓本首句“君讳玄字黑女”，此件“玄”字作空缺（图五）。

其二，明拓本末句“咸蹈松户，共寝泉门”句，此件“咸”字未误书作“感”。“式”字仍从“戈”旁（图六）。

据该件作品署款，知此册乃何氏为象宾作，象宾其人今虽已不可考，然而在何氏文献中并非仅见，何氏曾于道光十一年冬致弟之家书中，询及“象宾身子好否？”[10]则此人疑为何氏同乡。

▲图七何绍基书《泉山墓表》

▲图八何绍基代何凌汉书《皇清晋封中宪大夫燮亭李公合葬墓志铭》

以上发现颇让人意外，何氏一生标举北碑，而平生品评所及之北碑，唯有《张黑女志》一种，然而何氏如此奉为枕秘，且引得后人这般津津乐道，勾连起关于何氏碑学观、回腕法诸多遐想之《张黑女志》，在何氏的临习中竟系典型的颜家样！

须知，何氏晚年对汉碑之意临，是以其深厚精到的形似之功为基础的，举凡《张迁碑》、《礼器碑》、《石门颂》诸种，何氏皆曾临习逾百遍，加之晚年进入会通之际，所谓人书俱老，故而有清一代，论隶书之功，罕有出何氏之右者。不仅如此，何氏在隶书上的非凡成就，亦属时势使然，自清初以来，隶书之研习蔚成风气，已为碑学之先导，傅山、郑簠、金农、丁敬、邓石如、伊秉绶诸名家后先迭出，无疑从碑学审美及笔法技巧诸方面为何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借鉴。

反观何氏早年之师法北碑，正形相反。

▲图九何绍基等为霁园杂书册－何绍基书《鹖冠子·环流》

此外，书法取尚又不能不受科举之影响，嘉、道之间，科举书法仍以帖学为正轨，何父凌汉，为帖学书家，殿试时即因书法之佳而蒙嘉庆帝赏识，“先公廷对时，名在第四，睿庙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时方习褚公《乐毅论》。”既有如此成功之先例，何凌汉焉能放任其子沉湎北碑之临习，而于举业有碍？因此，仅管何氏于嘉、道之际言必称北碑，所交游之人亦无不以北碑相尚，然而若质诸其师法之范围，仍不出帖学。

今见何绍基于道光三年为霁园所书册，出入颜、苏等帖学名家，（图九－图十一）皆灼然与其标举者相左。其实，正是由于何氏在嘉、道之际书学初期的这种伪北碑式书学积累，才成就了道光中期，何氏中年以后以颜派书风为主体特色的大家地位。反之也可以说，假若将何氏早年书作与同期包世臣、张琦之书相较，则包、张之书仍不失为得北碑之形，何氏则口北碑而手晋唐，巧于帖而拙于碑，恐怕反倒应了他攻诘包氏的话，于北碑之形且不得，遑论得髓！

▲图十何绍基等为霁园杂书册－何绍基书郭璞《客傲》

▲图十一何绍基等为霁园杂书册－何绍基书《荀子·赋篇》

可见，在探讨何氏书风的递变时，学界不可为何氏论书自述所迷，放大《张黑女志》乃至北碑对何氏书风的影响。

讨论这两件临本的意义在于，如果说此前由于图象资料的缺乏，使得我们在评述何氏早期师法北碑的实践时，不得不有所阙疑的话，则现在通过对何氏唯一品题过的《张黑女志》临本的研究，我们虽然尚不能完全揭开何氏遍师北碑的面纱，但也至少免于陷入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通过对何氏为象宾临《张黑女志》册的研究，何氏书学由早期向中期过渡中，其碑帖意蕴的消长倚伏之迹，亦隐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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