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历史事件，它与明朝的国家治理观念、对外政策、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既然如此，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在《明实录》中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那么少呢？
郑和下西洋的背景
明成祖即位后，北征蒙古，东南防倭，西南远征安南国，加以都城的迁移，宫室的兴造，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
在此背景下，明成祖一改明太祖时期消极的保境安民政策，转而为积极经营海外，发展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海洋贸易，积累财富，满足国内的财政需求。
事实上通过下西洋开展海洋贸易，明朝政府确实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使各项政策的实施有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另外，为了巩固自身势力，明成祖再次扶持宦官。
明代初期，宦官势力虽经明太祖朱元璋强力打压，但到了永乐时期经过靖难之役的明成祖朱棣急于扶持新势力，于是宦官又重新登上了明代的历史舞台。
明成祖通过扶持宦官势力，掌握了对西洋贸易的领导权，牢牢把控了海洋贸易这一重要财政来源。
不论是为了缓解国库用钱还是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下西洋都成为了一件重要且必须去做的事情。
《明实录》中的下西洋
《明实录》中有许多宦官出使各国的记载，其出使国家之广，出使之频繁，远超前代。并且这种现象在郑和下西洋前就已出现，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明朝统治者也不断派遣其他宦官出使各国。
《明实录》就有这样的记载：
遣内官李兴等赍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啰剌，并赐王文绮帛四十匹及 铜钱麝香诸物。
遣内官马彬等赍敕谕占城国王，赐金织文绮衣二袭并锦绮纱罗等物。
除了宦官出使的记载，《明实录》中还有许多关于宦官出使的内容，但大多都是到了哪，赏赐什么东西之类的记录。
从史官的叙述模式中可以发现，郑和下西洋只是规模较大的出使行动而已，和上文一样都只是简单的交代。
比如关于郑和下西洋，《明实录》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
为什么不重视？
明代正史中关于郑和下西洋事件的记载较少，已有内容主要集中于对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几次重大战役的记录。
除此之外，对郑和下西洋的过程、郑和下西洋所取宝物、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等问题都无过多提及。可以说，明代正史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是缺失的。这是为何？
- “王者不治夷狄”的观念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贵中华而贱夷狄”的论调，史家往往认为中原地区是正统，而周边地区则是未经开化的蛮族胡人居住的蛮夷之地，因此史书中往往缺少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记载。
明初，朱元璋消灭异族政权，建立汉族大一统政权，强调汉族政权的正统性，严防夷狄再次入主中原。
如《星槎胜览》中所说： 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鼎定金陵，扫胡元之弊习，正华夏之彛伦，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万方。
明初改元易习，统治者对思想观念方面的控制十分严格，大汉族主义思想占据了当时的思想主流，明朝奉行着严格的华夷观念，严防夷狄僭越中国，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便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统治思想。
然而正统王朝不治理夷狄的观念并非明朝统治者首创，《左传》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左传》强调对异族的防范，并由此产生了守在四境的对外统治思想。主张对待外夷应以政治上的领导为主，而不对其加以军事等其他方面的直接控制。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周边地区往往奉行“羁縻”统治政策。此种政策不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军事统治，而是只加以名义上的统治，因此无需过多军费开支，对民生也无过多干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这一统治思想也为朱元璋所继承，朱元璋成功恢复汉族政权，使“中国之统既失而复得”。在此环境下，重振宋朝主导的纲常名教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越发明显，不断弱化对周边国家的控制。
《明实录》强调，对待周边国家应以防备为主，派兵征讨次之，为了获得利益而与其开展“互市”的做法最不可取。
《明实录》对“守在四夷”的统治策略最为推崇，“守在四夷”即不以军事手段为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手段，而是以德怀人，感化周边国家，使其自愿臣服于明朝政府，从而保证周边各国与明朝关系的稳定。
这一统治观念的核心在于不过度干涉周边国家内政，防止对外的军事征伐导致对内统治的崩溃。
即便是主张下西洋的明成祖，对于“王者不治夷狄”思想的内涵有着清醒认识，对这种思想在巩固自身统治中的意义，也非常清楚。
虽然郑和下西洋过程中也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但这不代表明成祖是一位穷兵黩武的君主，如其在处理爪哇国事件上，竭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力求和平解决争端。
史书往往是统治者宣扬自身统治理念的重要工具，其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应符合统治者自身的观念。
然而郑和下西洋本身已经是对“王者不治夷狄”这一正统统治观念的违背，郑和船队规模浩大军费开支庞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符合王者不治夷狄的统治观念，因此《明实录》在修撰时没有记录郑和下西洋的相关细节也就顺理成章了。
- “天子不宝远物”的观念影响
中国历代统治者讲求勤俭治国，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 的观点；墨子提出“节于身” 的观点，强调勤俭治国对于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只有勤俭节约才能使国富民强；司马迁也提出“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 的观点。可以说勤俭治国是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正统观念，也为史家所着重宣扬的理念。
明朝初期国力强盛，周边各国使臣纷纷搭乘郑和宝船前来朝贡，进贡了大量珍奇异兽等宝物，朝中文官也创作了许多赞美珍奇异兽的作品，如杨士奇《西夷 贡麒麟早朝应制诗》、夏原吉《麒麟赋》、杨荣《瑞应麒麟诗》等。这些作品大多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虽然思想价值不高，但反映了大臣对于珍奇异兽的赞美态度。
《明实录》中统治者对待这些宝物的态度却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天子不宝远物”的特点。明太祖就曾以中国药物种类充足，随意接受外国进贡的香料，容易造成奢靡之风为由，拒绝接受外国进献的宝物，体现了明太祖勤俭治国的思想观念。
《明实录》就有记载：先是朝鲜国王李瑈累以海青、白鹊遣使来朝贡，礼部言：“先有诏禁天下贡献，而朝鲜三进异鸟，虽曰小国效顺，然远方途劳，费亦多矣，请止绝之，以彰不宝远物之盛德。”。
从上文可以看出，礼部官员严格奉行着“不宝远物”的正统观念，面对朝鲜国的进贡，礼部官员直言不讳向皇帝阐明大义，请求禁止别国进贡宝物。
明朝统治者对于文官的劝言往往也无法反驳，因为这种观念不仅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正统观念，也是明太祖定下的祖训，无论情愿与否只好接受。
因此编撰《明实录》等正史时，文官也会受此观念的影响，有目的地选择那些符合“不宝远物”的内容进行着重记载，而对于主动“贸采琛异”的郑和下西洋则就简言略之。
结语
关于郑和下西洋相关史料缺失的原因，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兵部尚书刘大夏烧毁相关档案造成的。
不过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史料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应是明朝统治集团受 “王者不治夷狄”、“天子不宝远物”等正统观念影响，对郑和下西洋缺乏重视， 从而造成修撰史书过程中有意忽视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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