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案宣判当日，16岁黑人女孩被枪杀，《偏见》如何消除？

4月20日，非籍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肖万跪押脖颈致死案件宣判，肖万被控的谋杀、过失杀人等三项罪名全部成立。表面上看，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冤死的乔治·弗洛伊德，却再也无法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弗洛伊德的遗言是“我无法呼吸”，6年前的加纳也是如此；弗洛伊德从未有任何拒捕行为，8年前的黑人少年特雷翁·马丁亦是如此；弗洛伊德死在明尼苏达州，4年前的卡斯提尔还是如此。事实上，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案件，从未停止过。

在美国，缘何黑人更容易被警察审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警察对于黑人的偏见，从而认为他们更有可能是犯罪分子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美国两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珍妮弗·埃伯哈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珍妮弗·埃伯哈特拥有着棕色的皮肤，曾经生活的地方也都是黑色肌肤的朋友，所以当她进入了白人学校和白人成为同学的时候，珍妮弗·埃伯哈特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她无法分清楚她面前的同学们的长相，珍妮弗·埃伯哈特认为自己的白人同学都长着一个模样。

珍妮弗·埃伯哈特一直以为脸盲是自己的问题，直到她明白了一个事实：所有的人都擅长识别自己种族的面孔，而在识别其他种族面孔的时候常常会有问题，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异族效应（other-race effect）”。

异族效应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不同种族群体中。简单来说，我们成长过程中看到很多面孔的同时，我们的大脑建立了对同族面孔的偏好，识别异族面孔的能力则渐渐退化，因此当我们看到不同种族人群的时候，我们会无法识别异族人群之中人与人之间的样貌。

但种族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分界线，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不同种族的父母培养长大，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出现典型的异族效应。简单来说，因为这是不属于我们认知的群体，所以在识别和认知上，我们无法知道从哪个方面下手。

珍妮弗·埃伯哈特在《偏见》里面讲述了这样一个研究内容：2014年，在整个的城市犯罪率大幅下降的同时，唐人街购物区的强盗抢劫案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每次都是年轻的黑人男孩在街上趁人不备抢走中年亚裔女性路人的钱包。

案件调查迟迟无法继续开展下去的理由很简单，这些女性受害者看到了抢匪的脸，却无法在人群之中指认出匪徒。即便分辨黑人的信息有很多，包括脏辫、皮肤肤色、穿着等，但这些女性受害者能够提供给警察的信息只有一个：黑人。

亚洲女性成为抢劫目标，是因为在抢劫犯的心中，普遍认为亚洲女性人到中年，非常脆弱，不怎么会说英语，也无法区分抢劫她们的黑人少年的脸。对于亚洲女性来说，黑人留给了她们一个刻板印象——黑人是危险的。于是，黑人与犯罪的联想就此发生。

珍妮弗·埃伯哈特在《偏见》这本书用“分类”这个词形容了这些联想，分类本能地依赖着看似可预测的模式，帮助我们的大脑更快、更有效的做出判断。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分类是大脑的普遍功能，属于一种大脑活动，并且这种活动本身并没有任何恶意。

亚洲女性的分类思想为：黑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总是会抢劫我们。处理抢劫案件警察的分类思想是：黑人抢劫了亚洲女性，犯罪案件里大部分是黑人，黑人是危险的。我相信，这不是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的全部原因，但是这必定对其有着一定的影响。

分类会让我们对所有认知的事物留下一个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又是一种反映主观认知但代表客观现实的印象。比如，看到黑人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偏见》里面，对于黑人的自动联想是：擅长运动，学习不好，穷人，跳舞跳得不错，住在黑人社区，我们需要提防黑人。

进行这种联想的过程，其实就是“偏见”，这种偏见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发生了。无论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法，无论我们希望在世界上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联想都可以主导我们的思维。

曾经在电脑城上班的时候接触过一次黑人，我卖电脑他买电脑。我英文不好他中文不好，最后在中文和英文交杂的语言之下，他购买了自己看中的一台电脑。黑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跑步很厉害（马拉松得奖专业户）；男人个子很高腿很长‘’女性要么很瘦很苗条，要么屁股很大很丰满。

在国内我看到黑人，可能就感觉只是遇到了一个外国友人，最多好奇地多看两眼。同样是对于黑人的刻板印象，但是呈现出来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像分类一样，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是具有普遍性的，而这些都是文化催生的结果。

尽管我们有意识层面的动机和渴望，但偏见仍然制约着我们看待世界和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即使这种制约会给我们带来危害。就像驾驶员会受到自己国家道路建设习惯的制约一样，我们也受到了种族叙事的制约，种族叙事缩小了我们的视野并让我们在看待周围人的时候带有偏见。——《偏见》

办公室里挂着黑人采棉花画作的伯妮斯·唐纳德法官小时候就曾是采棉者，也是最早去白人中学上学的黑人学生之一。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田纳西州第一位被任命为法官的女性。但是作为黑人法官的伯妮斯·唐纳德，即便和已经完全和过去和解，却仍然有一个心结。

因为校长禁止大学辅导员向黑人学生提供有关其学术成就的奖学金信息，伯妮斯·唐纳德法官不得不在读大学的时候打零工维持生计。伯妮斯·唐纳德法官回忆：“我们的校长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这其实是一种欺骗，因为你会认为他确实相信平等……但他显然发自内心地认为，所有的黑人学生都没法儿上大学。”

伯妮斯·唐纳德法官接受了一个邀请，在拥挤的房间里发表了讲话。发言完毕，所有人都向她表示致敬，其中还包括她曾经的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走到伯妮斯·唐纳德法官的面前，她发现他的眼睛里都是泪水，“你能原谅我吗？我们错了。”琼斯先生轻声询问。

作为黑人，伯妮斯·唐纳德法官在成长的过程之中一定受过不平等的对待，这是偏见导致的结果。有偏见的人和被偏见伤害的人都停留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中，所有的偏见都仿佛已经根深蒂固，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未曾发觉这一切。

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一向平等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隐形偏见会塑造我们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记，甚至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但是，偏见又不是一层不变的存在，当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也许我们内心深处所存在的某些东西，也会跟随着改变。

黑人学生伯妮斯就读的是一所白人学校，在学校里，她基本上就是一个被所有人无视的存在。或者说，很多就读于白人学校的黑人，都有着和伯妮斯相同的待遇。真正让大家接受伯妮斯的，是高三那年的纽约市旅行。

伯妮斯入选了荣誉学会，所以她受到了邀请和白人学生一起，参与了纽约旅行。没人愿意和她住在一间酒店，所以伯妮斯只能独自一人承担房费。变化发生在学生们漫步纽约街头的时刻，当所有的学生试图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陌生人选择性无视了他们的存在。所有的学生，包括伯妮斯，都成为了纽约市的外来人士，这种经历让所有人都有所改变。

有一种力量削弱了偏见，当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偏见可以因为团结一致的求生冲动而消除。因为纽约人对同学们的视而不见，所以同学们第一次认真地审视了自己和伯妮斯之间的联系。这一次的纽约旅行，让伯妮斯真正地成为了他们当中的一员。

在发生了黑人使用星巴克洗手间，且未购买咖啡被警察逮捕事件之后，星巴克紧急关闭了8万多家店铺，全公司一起进行了为期4小时的会议。会议期间，星巴克展示了各年龄段黑人谈论到自己在公共场所被歧视时候的感受，星巴克进行了一次偏见训练。

偏见训练的目的并不是奇迹般地消除偏见，而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下意识的选择是如何被我们所见所感趋势的。这些训练让很多员工感觉到震惊，他们以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带有偏见。

《偏见》这本书，是珍妮弗·埃伯哈特教授多年突破性的研究和经历的总结，她在书中直观地描述了偏见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但是从《偏见》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更多的黑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遭遇偏见待遇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对待他人是否也有自己未曾察觉的偏见？

《纽约时报》认为，《偏见》这本书“令人刺痛而富有启发性”，但我更赞同卡罗尔·德韦克所说的“我相信这本书将改变这个社会对于种族的思考，甚至是改变社会本身”。摆脱偏见，才能突破认知局限；认识到生而为人的认知局限，我们才能前进一步，缔造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