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的雅好：收藏，引发了盗墓之风，古物纷纷落入文人之手

中国历史上最早收藏古物的当数南朝梁时的刘之遴，他15岁即被评为太学博士，平时喜文弄玉，好古爱奇。他曾在荆州收集古器几百种，并将其中的四件献于东宫。

刘之遴所收的古器第一种为“镂铜鸱夷榼”，两耳有铭文：“建平二年造”；

第二种为“金银错镂古蹲”，上有铭文，为篆体。铭文曰：“秦容成侯谪楚之岁造”；

第三种为外国澡灌一口，有铭文：“元封二年龟兹国献”；

第四种为古制澡盘一枚，铭曰：“初平二年造”。

刘之遴虽然收集了不少的古物名器，但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所以在当时的影响还微乎其微，只有到了宋代，当时的青铜器以及其它古物，受到统治者和文人的重视，他们不惜一切，大量搜集这些实物资料，使古物价格不断提高，由此引发了盗墓之风的长盛不衰。

宋太宗赵光义时期，有人盗掘了春秋时秦襄公冢，得到铜鼎一件，上有铭文：“天公迁洛，岐丰锡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铭文中年提到的“岐丰”就是现在的陕西周原一带。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这里（当时称“美阳”）曾出土有著名的“尸臣”鼎。周原作为西周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地下留有比较丰富的文化遗存，因此，它经常被盗墓者作为主要的“袭击”目标。

宋代最先收集古器者是仁宗嘉佑年间的刘敞（又名刘原父），他在长安作官时，听说当地常出古簋、敦、镜、尊等，所以平素很注意收集。经过数年努力，终于撰成《先秦古器记》一书。随后，与刘敞关系密切的文学大师欧阳修（欧阳文忠），也在长年收集古物的基础上，将所收墓志、碑刻等集成《集古录》一书。宋神宗元丰年间，文人李公麟因平日善画好古，他开始根据平常所收的一些古物及所见所闻，将许多古器物绘制成图，并加以注解，最后于哲宗元祜七年作成《考古图》一书。全书共分为十卷，收商周至秦汉器224件。这些著述问世以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注意，同时也助长盗墓之风的不断高涨。

宋徽宗时期，李朝儒为陕西转运使，他在僻好古董的徽宗指使下，就曾兴师动众，派人赴凤翔寻找商比干之墓，据说得到一只铜盘，径二尺有余，有铭文16字。李朝儒亲自押送开封，得到徽宗的欢心。为此，宋徽宗提拔他为节度使，赐觎京师。

徽宗政和年间，朝廷崇尚古器，一些文儒学士到处搜寻，而那些不法之徒也四处奔走，盗掘古墓。据南宋文学家叶梦德《石林避暑录话》记载：当时商贾收购价，有的一件达到一千缗（一缗为一千文），由于有利可图，众多的人们为了寻找古墓，搜遍山泽，无所不至，普天之下被盗掘、贩卖的古物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便将这些收集来的古物开始作分类研究。王黼等奉敕所撰的《宣和博古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宋徽宗宣和年间，官府专放古物的宣和殿已达到“不复容物”的程度。

据蔡攸的《铁围山丛谈》记载：宣和年间，宣和殿内所存古器已超过500件，（实为800件），当时人们都知道古董很值钱，有的一件可以卖到十万，甚至上百万钱。正因为如此，天下冢墓几乎被盗掘殆尽。官府为了更多更快地收集古物，还将所收古董摆于政殿与回廊，令百官纵览千年古器之风采。书中还说，起初官府只收集一些三代（指夏、商、周）古器，秦汉时期的如果没有特别之处，都一概不要。可到后来，除了本朝遗物外，其它古器一律收藏，待宣和一殿不复容物后，朝廷又建保和殿及稳古博古、尚古等阁，贮存古玉印玺；鼎彝礼器及书法绘画等。

由于政府的放纵与支持，盗墓之风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疯狂的盗掘使诸多的宝器纷纷落入文人雅士之手，研究古物的书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南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陈思的《宝刻丛编》、洪适的《隶释》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清朝时期的盗墓活动和宋元明时期相差不大，多是由文人学士们的好古之风而引发的。

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出土的古物远远超过宋代，研究古器物的著作要较宋代为多。如梁诗正等编的《西清古鉴》、阮元撰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王昶撰的《金石萃编》、孙星衍、刑澍合撰的《金石索》、朱琰撰的《陶说》、李佐贤撰的《古泉汇》、吴式芬撰的《古录金文》、吴式芬、陈介祺的《封泥考略》，孙冶让的《古籀拾遗》、《契文举例》，以及刘鹗的《铁云藏龟》等。这些著作中所录的器物，绝大多数是从各地收集上来的，而其真正的来源却是古代墓葬。

清时，盗贼主要以河南洛阳北邙山一带，安阳殷墟，陕西关中等为主要目标，进行盗墓活动。河南洛阳自周起曾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几个朝代，先后在这里建都或作为陪都。位于洛阳以北的邙山古称郏山，又名平逢山，沿黄河南岸东西延亘一百多公里，山势雄峻，环境优美，水深土厚。古人认为这里宜于殡葬，因此，有不少帝王在此依邙山之阳，河涧之滨建造陵寝。

历朝聚居在洛阳的达官显贵，也多以此地为埋葬他们的“风水宝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推行汉化政策，曾明确规定，拓跋贵族死后不能“归葬代北”，必须埋葬在洛阳邙山。隋唐时期，一些官僚贵族死后也葬在这里，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刘致柔死于岭南（具体在今海南岛），后其子“备尝艰险”、“途经万里”，将其移葬洛阳。对于洛阳北邙山上墓葬的密集程度，通过唐代诗人王建、自居易的“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 “北邙冢墓高嵯峨”的诗句，以及洛阳民间“邙山无卧牛之地”、“生于苏杭、葬于北邙”的谚语，我们即可一目了然。由此可见，盗贼将洛阳北邙作为主要目标，看来并非偶然。

清末以来，洛阳北邙山地区出土历代志石颇多，其中北魏元氏墓志，尤为学术界所重视，不少人争相购置，竟有一石售价高达数百金者。当时，张钫曾在此收集一千余方墓志。另外，端方、罗振玉、于右任、李根源、徐森玉等也都到过洛阳购寻墓志。

当时的河南，除有人收购墓志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大量收购青铜器、唐三彩、甲骨等。一时之间，河南的盗墓活动泛滥成灾，成千上万的盗墓大军分别扑向一座座高大巍峨的大冢，使洛阳、安阳一带的大型墓葬无一免遭盗掘。

关中地区的盗墓者，多以关中西部的宝鸡、凤翔、岐山、扶风一带周秦人活动区域以及西安附近汉唐文化中心为主要目标。自清末以来，周原地区经常出土一些青铜礼器等，这些器物有的是人们在取土过程中偶然所得，有的则是盗墓者盗掘所得。举世闻名的“盂鼎”、“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就分别于清道光和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西安周围发现的汉唐墓葬，几乎百分之九十都被盗掘。特别是一些身份等级比较高的墓葬，几乎无一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