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汾水流域与山东地区的族群交流 —基于“地名组群”重叠现象与古史传说的考察（上）

摘要：商周时期的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叠的地名、国族名，这一现象是区际族群交流和政治联动的结果。其中，早期秦人、京夷及台骀之族的迁徙呈自东徂西之势，有关地名遗迹和人物传说也是由山东境内传播至汾水流域的。至于“竝”、“纪”、“”、“”、“羌”和“召”等第二类族群，它们的迁徙时间普遍集中在晚商阶段，迁徙方向基本是由汾水流域向山东境内流动，这股颇具规模的移民集团之形成，很可能与本阶段商人势力在东方的持续扩张有关。此外，陆续自汾域辗转东迁者尚有姜姓的逢、吕诸氏，前者早在晚商以前就已活动于临淄一带，后者则是随着周初太公封齐才根植于东方的，是西周初年推行分封的产物。

关键词：商周时期 汾水流域 山东地区 地名组群 族群交流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由于太行山脉的纵贯阻隔，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通常被视作两个具有对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并分别被称为“山右”和“山左”。就上古三代而言，汾水流域相传为夏族起源———“夏虚”之所在，山东地区则是东夷集团的主要根据地。实际上在商周时期，这两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地理和文化区域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族群交流。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尝言：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傅氏继以具体国族为例，指出“夏余”的杞、鄫曾居东土，嬴姓之秦、梁僻处西方，当是东西两大人群集团交流融合的结果。可谓慧眼独具。此后，王玉哲又通过“异地同名”和“异代同名”现象的考察，考订晚商“西垂”位于殷都以西的今山西境内，进而勾稽出早期秦人自东方渐次西迁的大体轨迹，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族群、文化交融的认识。

不过，由于直接记载某一古国古族源流的文字信息多付之阙如，加上大量地名、国族名的史料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因而踵之针对上述区域间人群迁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在本文中，我们拟立足于重名“地名组群”的构建和古史传说的梳理考辨，进而通过直观的个案剖析，尝试勾勒出商周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族群交流的初步面貌，以期更加生动地展现同时期两大区域之间的政治互动。古史地理向称难治，文中所论亦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时彦不吝赐正。

一、构建重名“地名组群”的方法论意义

商周时期的古国、古族迁徙靡常，往复不定。当时的地名不仅与国族名号每每重合，而且具有较强的流动性，通常会随着有关族群的迁徙而发生位移，即“一个民族每迁至一地，往往即以他们的旧居地名，名此新土”，并最终导致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名“层化”现象，这已为研究者所熟知。如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指出：“盖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递远焉。”这种地名、传说随族群播迁而移徙的现象，很早便引起学界重视。清儒金鹗曾通过观察各历史时期“中岳”的不同方位，因而提出“中岳之名，历代随帝都而移焉”的著名论断。日本学者竹添光鸿也注意到周族虽然屡迁，但其都邑以“京”为名却始终因袭不改。近代以降，地名的史料价值得到进一步揭示和发挥，也有学者专门利用地名遗迹来探讨古代族群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行而有效的研究途径。如齐思和说：

今按周民自西向东发展之程序，由同一地名之蔓延，亦可以窥见。……周民族之自西徂东，颇似近世美人之自东向西发展，而小东、大东，亦颇似美国之中西方、大西方。虽书阙有间，吾人已不能详细申论此向东发展运动对于周文化进展之影响，但由同地名之分布，或新地名之孳乳，犹可以推测古人迁徙发展之程序。

齐先生强调考察古代族群的迁徙、发展，须对流动之地名、传说予以关注，这一思路可谓切中肯綮。揆情度理，既然古人的迁徙每每导致本族文化因素的远播，并会造成相同的地名或遗迹在不同区域重复出现。那么，研究者就有理由通过“同地名之分布”或“新地名之孳乳”，对有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加以考察。例如顾颉刚的《徐和淮夷的迁、留》一文，即以不同时空范围内的“淮”为切入点，将商末周初山东境内的潍水、淮夷，与周代南土的淮水、南淮夷加以联系，进而勾勒出周公东征与夷族南迁的政治地理情势。

不难看出，顾先生上述实践的成功，首先在于抓住潍水、淮水流域俱有所谓“淮夷”的基本史实，明确了族群与地理的内在关联；再者，则是紧扣东夷部族在周初曾经南迁的历史背景，以构建不同区域之间地名和族名的联系，最终将单个地名的移徙与人群的播迁衔接起来。换言之，利用孤立的地名线索来考察族群迁徙，不仅要坐实国族与地名的对应关系，进而结合其他记录人群活动的史料，建立重名地名之间的可靠联系，同时还须明确有关人群的源流和迁徙方向，以免得出“本末倒置”的结论。

然而必须承认，藉助单一地名的传播来考察古代族群的迁徙流动，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完全可行的。首先，尽管“族迁地随”具有一定普遍性，却不能视作族群活动的绝对定律。另一方面，先秦地理版图上具有字面关联的地名为数众多，不同区域之间的“异地同名”现象也颇为常见，至于音读相近的地理称谓更是不胜枚举，但其本身提供的历史信息却相对有限，甚至无法排除其中的偶合因素。因此，就单一地名的重出现象而言，我们非但不能将之轻率归因于族群迁徙，就是寻找彼此之间的因果联系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不同区域之间的重名“地名组群”加以考察，便往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具体而言，倘若研究者通过对大量地名史料的整理和排比，在两个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内，筛选出一定数量的、不同地点之间的重名地名样本，则势必有助于降低单一地名偶合对研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说，即便我们暂不清楚其中个别地名的重名原因，但不同区域之间一旦出现多组地名的重合现象，其中隐含着族群活动的可能性便会大幅提高。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若能确定若干组地名与国族的对应关系，并敏锐地捕捉到有关人群的迁徙线索，就可藉助史料化的地名信息，尝试勾勒出一定时期内的区际族群交流大势。如果说，将孤立地名的重复出现与族群活动加以关联，只不过是一种或然性的蠡测，那么在面对“地名组群”的重合现象时，即使是谨慎的研究者也很难用偶然性来加以解释。

我们之所以强调构建重名“地名组群”的方法论意义，自然也有其相应的史实依据。就商周阶段而言，若干具有族属或地缘联系的国族群体，如果在相同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发生迁徙，则往往会采取集团式的移徙，由此造成的地名播迁，亦最终会表现为区域之间成套地名的关联，而不只是单一地名的重复出现。例如，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以徐、奄、巢、薄姑等为代表的“地名组群”非唯山东境内独有，南方的江淮地区亦有之，若联系有关国族的族属及周公东征的历史背景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上述地名的成组重出现象，很可能是周初徐、奄等东夷部族集体南迁的结果。再如，两周之际的南阳地区有申、吕、谢等地名，申、吕同为姜姓封国，文献中亦每每连言，谢地则为申伯南迁所封。值得注意的是，相同的一系列地名又集中出现在今信阳境内。《通典·州郡十三》“申州”条：“春秋时申国之地。”唐代申州治今信阳市南。《续汉书·郡国志》“新蔡县”条：“有大吕亭。”刘昭补注：“《地道记》曰‘故吕侯国’。”又《诗集传》云：“谢，邑名。……今在邓州信阳军。”面对申、吕、谢等地名成组重见的现象，徐少华敏锐地觉察到其中可能蕴含着人群活动的因素。他基于南土申、吕之封当在南阳的正确认识，并联系春秋中期以后二国的存灭史实，指出楚人曾将作为附庸的申、吕、谢等国遗民东迁淮域重新安置，信阳境内之所以出现相同的地名，都是有关国族曾经徙居于此的遗迹。目前来说，这种解释不仅最有理据，同时也可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

综上所述，关于单一地名存在字面关联或发生重名的原因，仅据现有史料往往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以致地名间可靠的内在联系无法建立，也就影响了利用地名材料来考察族群活动的科学性。有鉴于此，通过构建不同区域之间具有重名关系的“地名组群”，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依靠单一地名重名进行研究的不确定性，从而为探索古代族群的迁徙问题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下面，我们就准备运用以“地名组群”为整体考察对象的办法，同时结合族氏铭文及带有古史传说性质的族群谱系、人物遗迹等史料，试对商周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之间的国族、人群联系逐次加以考订。

二、商周汾水流域与山东地区“地名组群”的重叠现象

一般情况下，历史时段越长、地理资料的积累越丰富，地名重名的数量就会越多，发生偶合的概率也会相应增高。考虑到古代地名通常具有较强的承袭性，所以我们对“异地同名”资料的选取，主要是依据汉晋以前的出土文献、传世典籍及其注解，而较少采用晚近的史书地志，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

根据笔者的初步整理和统计，商周汾水流域与山东地区之间具有重名关系的地名、国族名至少有以下16组：

（１）秦

饶有意思的是，山西汾水流域也保留着早期秦人的活动遗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飞廉曾服事于纣，武王克商时杀其子恶来，飞廉乃筑坛于霍太山，死后葬焉，故后世多谓飞廉墓冢在霍山之上。周人分封飞廉后裔的孟增、造父，也以晋地皋狼、赵城作为封邑，这无疑暗示出早期秦人与汾水流域在空间上的密切联系。西周中晚期之际的师酉簋、询簋铭文（《集成》4288—4291、4321）还曾提到，器主家族世袭的职事乃是为周王室管理诸夷，“秦夷”、“京夷”、“夷”之名亦赫然在列。考虑到与诸夷同受管辖的对象尚有“成周走亚”，故该支“秦夷”的居地当不出晋南至豫西一带，其人很可能就是世居汾域的飞廉之后。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云：

丁巳卜，古贞：周以嫀。一。

周以嫀。二。

贞：周弗以嫀。（《合集》1086）

上揭引文的“嫀”字从“女”，与晚商妇名中族名添加“女”旁的现象相同，如卜辞常见的“妇妌”之“妌”、“妇”之“”等。学界一般认为“嫀”即秦族之女，可以信据。故该版卜辞大意是贞问，周人是否以所获的秦女致送商王，可见晚商阶段即有一支秦人的地望与周族邻近。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商周嬴秦族群的活动地域显然并不单一，他们除了在东土和陇西分别拥有族邑之外，尚有一支活动于殷西的汾水流域附近。

（２）京

古本《竹书纪年》有云：“晋武公元年，尚一军。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雷学淇指出“乘”训为陵，有胜义，“京”是邑名。荀、董皆为晋国邻邦，荀在今新绛县东北，董在今临猗县西北。那么，芮人自今陕西韩城境内涉河侵“京”，以致荀人、董伯皆叛，可见“京”地定然密迩于河东的荀、董二国，大致就在晋西南的汾、涑二水之间。

东土“京”地见于历组卜辞：

乙丑贞：王令裒田于京。

于嬴裒田。（《合集》33209）

这是一段商王卜选“裒田”地点的占卜记录。其中的“京”、“嬴”二地不但同版并见，而且存在严格的对贞关系，可知彼此定然相近。“嬴”为春秋齐国南鄙之邑，即《春秋》桓公三年“公会齐侯于嬴”之“嬴”，在今汶水上游、莱芜西北一带。⑧由此可见，卜辞“京”地恐怕亦坐落于今山东境内。

（３）黄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杜注：“四国，台骀之后。”细绎文意可知，汾域之黄乃台骀后裔所封，位于“大原”，后被晋国所灭。

山东境内的“黄”为春秋齐、鲁边邑。《春秋》桓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纪侯盟于黄。”又《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杨伯峻指出，此“黄”为齐、鲁交通线上一邑，甚是。据《水经注·瓠子河》记载，汉晋昌国县故城东南有“黄山”，为时水支流德会水所出，地望在今淄博市南、淄川区东北一带，《春秋》“黄”地大概即此。

（６）（纪）；箕

纪是周代东土的诸侯国，其国族名、地名在金文中作“己”或“”。纪与齐国同为姜姓，地望亦相毗邻，都城在今山东寿光市纪台镇一带。

与“”具有重名关系的汾域地名有二，传世文献均写作“箕”，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亦有明确标注。《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杜注：“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即今山西太谷县东南。清儒江永反驳杜说，指出“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晋，箕地当近河”，并谓晋人败狄之“箕”，实即《左传》成公十三年“入我河县，焚我箕、郜”的“箕”，在今山西蒲县西北。所论甚有理据，应该可信。至于太谷县东南的“箕”地，李学勤考订为商末侯、箕子家族的封邑。

（１０）盂

汾水流域的“盂”为春秋晋地。《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孟丙为盂大夫。”据杜注可知，此“盂”原为晋公族祁氏采邑，在今山西阳曲县东北。晚商田猎卜辞中亦有“盂”地，它在整个田猎区内的地位颇为突出，常为商王巡行、蒐狩所至，如：

１．辛酉［58］卜，贞：王其［田］丧，亡灾。

壬戌［59］卜，贞：王其田盂，亡灾。（《合集》37573，黄）

２．辛亥［48］卜，贞：王其田盂，亡灾。

壬子［49］卜，贞：王其田向，亡灾。

乙卯［52］卜，贞：王其田丧，亡灾。（《合集》33530，无名）

３．戊申［45］卜，贞：王田于盂，往来亡灾。在□［月］。

己酉［46］卜，贞：王于召，往来亡灾。（《合集》36663，黄）

４．辛亥卜，翌日壬王其比在成犬，弗每（悔），亡灾。引吉，在盂。（《合集》27925，无名）

例1至例3都是性质纯粹的田猎卜辞，“盂”与“丧”、“向”、“召”等地分别同版贞问，干支亦前后相连，可知各地大概皆分布于占卜地周边，其距离当在一日行程左右。其中，“向”、“召”俱为东土地名，前文已有详述。“丧”是卜辞中常见的商王田猎地，《合集》37562：“……在丧贞：［王］田澅（画），衣（卒）逐亡灾。”商王在“丧”占卜赴“画”田猎之事宜，可知二地相距甚近。学界通常认为，卜辞“画”地即《史记·田单列传》“环画邑三十里无人”之“画”，为齐都临淄近邑。《水经注·淄水》云：“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澅中也。”故“丧”之地望亦在鲁北。例4称商王在“盂”地占卜，次日前往会同“成”地的犬官是否顺利，可见“盂”、“成”二地亦相密迩。“成”或即鲁国孟氏采邑之“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综上来看，《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该“盂”地恰在卫国东境、“相土之东都”附近的泰山脚下，与田猎卜辞“盂”地的方位较为吻合。

（１１）唐

汾水流域的“唐”是古国名，兼作地名。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地古称“大夏”，《左传》昭公元年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服虔云：“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据此，“唐”的地望可基本锁定在今临汾盆地东部一带。山东境内的“唐”为春秋鲁地，一作“棠”。《春秋》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杜注：“高平方与县北有武唐亭。”在今山东鱼台县境内。

（１２）洮

《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语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杜注：“汾、洮，二水名。”《续汉书·郡国志》“闻喜县”下：“有洮水。”《水经注·涑水》：“涑水所出，俗谓之华谷，至周阳与洮水合。”可知洮水为涑水支流，二水在今山西绛县西南的“周阳”邑附近交汇。

山东境内“洮”地有二，俱为春秋鲁邑。《春秋》庄公二十七年：“公会杞伯姬于洮。”杜注：“洮，鲁地”。另《左传》襄公十七年云：“齐侯伐我北鄙，围桃。”《公羊传》作“洮”。杜注：“弁县东南有桃虚。”江永认为，《传》云齐师围鲁北鄙，而汉晋“弁县”在今泗水县境，位于鲁东，与“北鄙”无涉。他指出，今汶上县东北四十里有汉“桃乡县”故城，应即鲁国“桃”邑所在。其说可从。

（１３）栎；乐（泺）

春秋晋地有“栎”。《史记·晋世家》载晋悼公十一年，“冬，秦取我栎”。索隐引《春秋释例》曰：“在河北。”是“栎”在河东近秦之地。《国语·晋语四》：“及文子成晋、荆之盟，丰兄弟之国，使无有间隙，是以受郇、栎。”韦昭注：“郇、栎，晋二邑。”《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栎”标注于汾水下游以南、黄河东岸的今山西永济县附近，与临猗县西南的“郇”地相近，可从。

山东境内的“乐”地见于黄组王步卜辞，是商王征人方时途经的重要地点：

乙巳［42］卜，在［商贞：］王田，亡［灾。获］兕廿又□，［唯］来征人［方］。

丙午［43］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乐，亡灾。

己酉［46］卜，在乐贞：今日王步于丧，亡灾。

庚戌［47］卜，在丧贞：今日王步于香，亡灾。……（《缀续》379）

由上揭卜辞可知，“乐”与鲁北的“丧”地相距仅一日行程。另据王恩田考证，卜辞“乐”地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之“泺”，在今济南历城一带。

（１４）稷

春秋晋地有“稷”。《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续汉书·郡国志》闻喜县有“稷山亭”，注云：“县西五十里，左传曰：‘宣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其地在今山西稷山县南。

《左传》昭公十年记载齐国内乱：“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杜注：“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稷下”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当即此“稷”，在今淄博市临淄区西。

（１５）晋；鄑

汾水流域的“晋”为地名，亦作国名。新见覐公簋铭云：“覐公作姚簋，遘于王命昜伯侯于晋。”“昜伯”即唐叔虞之子晋侯燮父，铭文称燮父自“唐”徙封至“晋”地为侯，说明西周晋都之“晋”并非唐叔始封的“唐”，而应在今曲沃、翼城交界的北赵晋侯墓地附近。

周代山东境内有两处“鄑”地。《说文》云：“鄑，宋、鲁间地。从邑，晋声。”是“鄑”、“晋”音近可通。《春秋》庄公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杨伯峻指出：“鄑音訾，又音晋。此鄑为鲁地。”另一“鄑”地为春秋纪邑。《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杜注：“北海都昌县西有訾城。”即今山东昌邑市西北。

（１６）翼

春秋初年晋国都城在“翼”。《左传》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翼侯”即晋侯。杜注：“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即今山西曲沃县东。

山东境内的“翼”为春秋邾邑。《左传》隐公元年：“邾子请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杜注：“翼，邾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未完待续，下篇将在明日继续推送）

文章作者：赵庆淼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7年第 4 期

选稿：周辰

编辑：耿曈

校对：郭娟

责任编辑：刘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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