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出身最卑贱的草根皇帝，坐上龙椅的他并不安心，他担心手下的臣子看不起自己，也担心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假手他人。
朱元璋早年读过书，但只是略通文墨，常年的军旅生涯，却让他越来越重视学习文化。虽然起步晚，但是他悟性高，能作诗，文章也写得不错，而且很爱看史书。
他熟读历史，认为元朝灭亡是因为皇帝不能亲自庶政，致使大权旁落，权臣当道，上下蒙蔽。于是，他吸取教训，为了免重蹈前朝覆辙，必须加强皇权。
胡惟庸案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下，皇帝为加强权力，一般会削弱谁的权力？当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朱元璋是如何削弱丞相权力的呢？他亲手导演、炮制了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开国功臣，有才干，上进心强，遇事小心谨慎，早年颇得朱元璋宠信。但是当上丞相后，逐渐开始骄纵跋扈、独断弄权，欺上瞒下，权倾朝野。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御史在朱元璋面前弹劾他，但是朱元璋都置之不理，表示相信胡惟庸，并贬黜、训斥弹劾的官员。
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企图谋反，事情泄露，诛杀胡惟庸及其同谋，并除九族。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一一揭发。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胡惟庸死了10年后，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为肃清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的“逆党”，前前后后胡惟庸案株连杀戮者多达3万余人。
胡惟庸是以“谋反”被诛，但证据却扑朔迷离，胡惟庸案前后十年，胡死后还有各种罪状被揭发，其真相到底如何，即使明朝人也未必深知。明史专家吴晗在他的《胡惟庸党案考》里有这样记载：“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在吴晗先生看来，胡惟庸案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胡惟庸的个人原因，他枭猾阴险、专权树党；另一方面，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而屠杀功臣宿将。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皇帝，他容不得胡惟庸这样的权臣。但是，朱元璋早就可以搞胡惟庸，为什么会一直容忍他，难道真的是相信胡惟庸吗？
在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规定下诏：“我朝罢相……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从秦朝开始设立的，宰相制度被正式废除。
原来，老谋深算的朱元璋瞄准的不是胡惟庸，而是他身后沿袭了千年的宰相制度，于是他对胡惟庸一味地纵容，是等他为非作歹到无以复加之时，彻底地解决他，并废除强大的宰相制度。
胡惟庸似乎真的谋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朱元璋需要他谋反。案发后，朱元璋铲除胡惟庸逆党不算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废除宰相与中书省。此后10年，不断的揭发胡惟庸的罪状，只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朱元璋政治改革的正确性。
此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明清君主专制高度强化，至此始也。一个制度如果走向僵化，必然严重地扼杀社会的创造力，减缓社会发展的步伐。
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指挥蒋瓛(huán)告发凉国公蓝玉谋反，案件审理结束后，族灭蓝玉，并牵连余党，死者又数万人。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
“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为了子孙后代的基业稳固，大肆屠戮功臣宿将，以为靠此就可以保证江山稳固。
这里出现的锦衣卫是什么机构？
锦衣卫原是皇帝的仪仗队，逐渐发展为朱元璋的眼线，用来监督官员与百姓，给予他们法外行事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司法之上，直接受命于皇帝。
锦衣卫的存在对明朝的统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宋濂是明太祖时期的大学士。一天晚上，他与客人在家饮酒，第二天下朝后，朱元璋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有什么？宋濂全部如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确实如此，你没欺骗我。”
当时的官员，可能晚上与妻子的枕边话皇帝都知道。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记载：“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京官受到锦衣卫的严密监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在电视剧、电影中，似乎锦衣卫是正人君子，而东厂、西厂等由阉人掌管的机构是反面角色。但是真实的历史中，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内行厂等机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独立于司法部门的特务机构。
永乐十八年（1420年）成立东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成立西厂，正德初年成立内行厂。朱元璋的后世子孙，在利用特务机构强化皇权的路上，越走越远。
空印案与郭桓案
空印案：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发现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盛怒，认为这是官吏徇私舞弊，为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牵连人数众多。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等人，通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被揭发。为了追赃粮，演变成全国骚动，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 ，系死者数万人。
这两个大案的共同特点都是严惩贪污。朱元璋出身于贫农，父母兄弟都因灾荒丧命，当时朝廷有赈灾款，但是被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真正用到农民身上的少得可怜。于是，他十分痛恨贪官。
只要贪污达60两银子以上的，就要枭首示众，并且要把皮剥下来，填满稻草，放在州县的衙门口，以儆效尤，谓之“剥皮实草”。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猛政治国，严惩贪赃，澄清吏治。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检举贪官污吏，允许人民抓着贪官上京告御状。
洪武一朝对官员是噩梦，是地狱，对百姓却是清廉的治世。
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过程中，锦衣卫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即使在今天，治理贪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朱元璋妄图用这种秘密黑暗的特务制度来杜绝贪污，是不可能的。设计和推行良好的官员监督惩罚制度和运行机制，本就是吏治的难题，何况在传统社会。
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虽然巩固了统治，澄清了吏治，但是以破坏正常的司法程序为前提的特务统治，扰乱了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态，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成为明朝的一大政治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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