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仁：参加革命，书写铁血外交，为国收复两块英国租界

他生于国外，长在国外，甚至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他却被称为中国“最牛”的外交官。在那个动荡不安时局混乱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为中国收回两座城池，书写了中国的铁血外交史。他就是外交官，陈友仁。

陈友仁1875年出生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南部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原是广州顺德人，早年间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政府通缉，无奈之下带着妻子逃亡，机缘巧合来到特立尼达，并在此安家落户。因为有木匠的手艺加上辛勤和吃苦耐劳的品性，一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还开了几家零售店。当时的特立尼达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所以陈友仁从小就学习和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友仁的父母也不教他中文，所以一直到陈友仁成年也不会说一句中文。
1898年，陈友仁从英国圣玛丽学院毕业，次年进入一家律所当学徒，经过5年时间的学习与历练也算是小有所成。离开这家律所以后陈友仁便开设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当地第一位华人律师。陈友仁以友好的态度、诚实的信誉、较好的业绩深得客户的信赖，建立的良好的口碑。随着律师事务所的事业渐渐步入正轨，陈友仁也取得经济上的可观收入，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购买了油田，还在巴里亚的一个小岛上拥有一栋别墅，一跃成为当地的知名人士。

为了能开拓自己的视野，陈友仁每年都会去伦敦一趟，以度假的形式提升自己的见识，丰富自己的阅历，也因此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1911年秋，陈友仁还是像往年一样前往伦敦度假，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而此时中国正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三人聚在一起自然而然的就聊起了辛亥革命。三人虽然都没有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中文，但是都始终铭记自己身体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于是越说越激动，就下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国！
陈友仁决定回国后一开始是想回家和妻子儿女告别一番的，但是又怕回去后会不舍家人，于是便狠心不见，只是简单的发了一份电报就匆匆启程回国。刚回国的陈友仁就被北洋政府聘请为交通部的法律顾问，由于政见不和，陈友仁不久就辞职离开，并在1914年创办了英文《京报》，亲自主笔写稿。

陈友仁因激进言辞，犀利言语的写作风格而闻名，所写文章深受读者大众喜爱。1915年，袁世凯试图复辟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当时很多人因为忌惮袁世凯的势力而不敢宣传此篇文章，只有陈友仁的《京报》独家刊登此文，轰动一时。陈友仁因此“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活，《京报》内容也一度受到袁世凯的严格把控。出狱之后的陈友仁并没有因为军阀势力就此默不作声，反而依旧大肆宣扬当时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1918年5月19日，陈友仁又在《京报》上揭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亿元的丑闻，指责段祺瑞是卖国贼，被段祺瑞以“妨碍公务罪”逮捕入狱，监禁4个月，《京报》也被查封。
再次出狱后，陈友仁听从廖仲恺建议下选择南下，在上海法租界见到了孙中山先生。由于有着相近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1918 年秋，陈友仁便担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陈友仁作为南方政府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会议上就日本在我国山东权益问题争论不休，消息传回国内还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最终以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而告终。要知道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提出将我国山东权益由德国转交日本此项协议要求一出，陈友仁等外交人员，在商量对策的同时不仅要将消息传回国内，还要兼顾西方列强在会议上的施压。从消息传回国到引发“五四运动”，再到北洋政府做出决断传回陈友仁手上，在那个交通不发达，通讯不便捷的时代，历史上对此仅仅一句我国外交人员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实在是弱化了陈友仁这些外交人员在期间的付出。

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便回到上海创办了《上海时报》，该报延续了之前《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办报风格。为了解决办报经费的问题，陈友仁甚至致电妻子，让妻子将特立尼达的家业全部变卖，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21年2月，在孙中山先生任民国大总统后，陈友仁便担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陪同孙中山参与苏俄会谈，结识了苏俄顾问鲍罗廷，并成为挚友。1924年11月，陈友仁以英文秘书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议国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在孙先生去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了一份《致苏联遗书》，重申中国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并阐述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1926年，陈友仁回到广州，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后接替胡汉民出任国民局外交部部长一职。
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时代，陈友仁用自己的强硬态度为当时的中国开启了铁血外交事业。自1925年6月19日，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等多个行业共近25万人举行了大罢工，要求维护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17项条件，并针对英国帝国主义在香港实行歧视华人的政策提出“自由、平等、减少房租”等六项要求。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不好控制，英国士兵本想对游行的民众开枪，以示警告，结果打伤民众，引发暴乱，造成52人当场死亡，170余人重伤，引起民愤。陈友仁作为中方代表，且熟知西方的民法典，先后和英国当局进行多达16次的谈判，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不合理的制度是造成此次案件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国民政府关于解除香港封锁的四项办法》，促使英国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陈友仁还始终坚持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927年的一场英军刺伤群众事件上，陈友仁抓住时机，约见英国公使，表示对方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撤出士兵并由中国政府派兵驻守英租界，否则再出现其他事件，概不负责。在他的主持下，不仅废除英国在租界的一些不平等条约还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国租界，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上最辉煌的一笔，堪称开创了民国外交新纪元的神来之笔。通过陈友仁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就可以看出，他为我国外交事业呕心沥血，因为他一贯的犀利言辞，享有“铁血外交”之誉，那段时间，陈友仁的名字被刊登在各大板报的头版头条，甚至还有人称那是“陈友仁时代”。
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试图拉拢陈友仁，对于蒋介石给出的诱人条件，陈友仁断然拒绝，并和宋庆龄在莫斯科联合发表了《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的种种行径。随后便远赴巴黎，过着隐退的生活。一直到1931年2月，陈友仁才回国，参加了广州的“非常会议”，同年底担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中山大学教授。1933年底又参与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中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事变失败之后，逃往巴黎。事后，陈友仁再度回国，在香港继续宣扬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思想，并支持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在1938年10月，提出四项抗战方针。

1941年12月，太平洋海战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陈友仁被日军逮捕，送到上海汪精卫的伪政府。在汪精卫的多次劝说下，陈友仁都不同意加入伪政府，并出言斥责他的叛国行径，遭到长期的软禁。1944年5月20日，66岁的陈友仁因为心脏衰竭在上海病逝。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友仁的遗骸被移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值得一特的是，陈友仁从始至终并未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是他的事迹，无不诉说着他革命者光辉伟岸的一生。
陈友仁原本可以在特立尼达和自己的家人度过安稳又富足的一生，但是他偏偏选择了另一条路，而这一切都源自他那颗比许多中国人都还要坚定的中国心，在民国外交史上留下属于他的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