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救猫”之后，一个深圳动保人士的思考

一场远赴江门市场“杀猫”店铺的宠物救助行动，一位就此展开思考的深圳动保人士……

文 | 老许

3月5日，上海爱猫人士异异妈，发现家里养的一只叫黄点点的猫不见了，由于装了GPS项圈，最后的信号定位在距上海1500公里外的广东江门远汇禽畜交易市场。3月6日黄点点被猫贩子从市场转移到了18公里外的棠下某村，信号至此彻底消失。江门远汇市场杀猫店铺在网上曝光后引发了争议，3月7日起，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许多动保志愿者纷纷赶赴现场，开展猫咪的救援工作。

3月8日，广东江门蓬江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与代表志愿者的某动保组织起草协议，落实部分猫狗的移交工作。3月9日签署协议后，猫狗被从江门运到佛山，辗转两处场地均被拒绝。第二天，只好又返回江门。最终的安置点和猫咪医疗服务由蓬江区政府安排提供，政府和动保组织签署的协议无法落地。

01

追问“江门救猫"

江门远汇禽畜交易市场救猫事件，是近期动保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央视等主流媒体也参与了评论。从事发到现在，关注度始终居高不下，在网络平台、聊天群里，对于此事的追问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

从偷猫到贩运到市场屠杀售卖，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黑色产业链。然而，这类事情频频发生，却鲜有理想结局的案例，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冷静思考。

最直接的问题是：为什么救援行动的结果常常不理想？

一个热点事件出现后，往往众声喧哗，尤其在网络时代，既能放大情绪，也能被动机各异的参与者、纷乱的信息所裹挟而造成混乱。

志愿者和动保团体，本来就普遍缺乏人力物力，还常常难以彼此协调形成合力，很容易各说各话各行其是，更有甚者，为了突出自己而相互拆台。这次江门事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令人十分遗憾。

志愿者和动保组织长期缺乏系统组织的力量。这次前往现场的志愿者有不少是女性和学生，在和各方面交涉博弈时，需要足够的社会经验和灵活变通的策略，这往往也是短板。

所有救助的最终目的，是安置分流救出的猫狗。这里面牵涉到资金筹措、人员组织、物资准备、运输工具、安置场所、医疗支持等多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还特别讲求时效。激情过后的细致工作，繁琐艰苦，劳神费力，是最容易掉链子的地方，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

潮水褪去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02

动保误区

对动保人士而言，吃猫自然是不可容忍的事。但对花钱从猫贩子手里买猫的商户来说，猫被救走，面对的是财产的巨大损失。而那些热衷吃猫的食客，固然存在智识上的不足，但观念的转变并不是辱骂可以解决的。

有一条反对留言，尤其说明问题。“支持食猫合法化，你自己不食，就不好阻住人食，榴莲也好多人反感，点解你哋不去劈晒树，市场也有鸡鸭鹅天天被杀，你点解不去打救？”有这样认知的人，恐怕只有法律才能约束。

2021年3月生效的最新刑法修正案第四十一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简言之，禁止抓捕食用野外生存的任何动物，包括野外生存的流浪猫狗，违者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盗窃饲养的猫狗，依照盗窃罪定罪量刑。

动保人士经常用猫狗肉缺乏检疫为理由吓唬食用猫狗者。对这个理由我持保留态度。因为这可能会遭遇难以回答的追问。毕竟世上可吃的无检疫的东西太多了。

动保人士往往是从情感层面进入这个行业的，但要跳出这个局限，看到更多社会其他层面的需求。对于动保团体而言，社会管理只是一个补充职能，最重要是帮助建立正常和谐的人与动物关系，乃至人与人的关系。

感情不能干扰理智。当爱护动物人士彼此呼应之时，的确产生了舆论的浪潮，但这是否已成为主流社会意识，则大可商榷。

今年的《反动物虐待法》在两会的提议，并未得到广泛的响应，原因在于反对的力量也很强大。阻力来自以下三个原因：

1、野生动物养殖行业的具体存在

2017年7月31日，中国工程院发布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马建章领衔的一份国家重点咨询项目，“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这份报告有两个“大数据”至今被媒体引用，一是全国有1409万人从事野生动物养殖相关产业；二是每年的产值估算为5209亿元。

这报告的数据显然有水份，但牵涉的人必然众多，即使违法捕捉野生动物、虐待动物来获得自身经济发展缺乏道义的正当性，但蛋糕被动，反对是必然的。

2、有人说爱护小动物是西方价值观输入

追踪和解救小动物的主要是民间动保组织和个人志愿者，所作所为是维护广义的社会公义，也是积极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文明有相通性，我们总是要往前走，或出于善意的本能，或出于良知的激发，并没有东方西方的区别。

3、一些地方把吃猫狗看作传统文化

且不说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是应该抛弃的糟粕，有些习俗如果充斥着残忍与虐待的事实，那么在如今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之为文化。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江门市场销售的猫狗，没有一只来源于养殖场，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养殖企业，这些猫狗只有唯一的源头：偷猫狗者。

至于滋补效应，多为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但正因为这些错误观念的存在一时难以纠正，自然也会造成诸多的阻力。

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必须首先正视这些现实的障碍。

因此每次救援行动都是多方博弈，脆则易断。许多时候要寻找的，是最大公约数或者平衡点。

03

禁食猫狗的“深圳示范”

在动保事件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其实也充满尴尬。

从此次事件的结果看，江门市蓬江区政府安排处理获救的二百多只猫狗，志愿者大多已离开。由政府部门负责“养护”，固然是一个解决方法，但这并非上策。

在动保事件当中，政府职能部门也要有边界意识，尊重并善用民间的力量。政府在打击黑产业、处罚违规者等方面，可以有许多作为，但救助安置猫狗的具体事宜，不妨交给民间组织来善后，因为最终分流也有赖于民间的动员和参与，这事动用官方资源收效往往不好。

其实，作为养宠人士最为集中的一线城市，深圳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深圳作为地方立法可以先试先行的城市，去年做了一件漂亮事。《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2020年3月31日通过，自2020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规定，禁止食用除猪、牛、羊、驴、兔、鸡、鸭、鹅、鸽、鹌鹑之外的陆生动物。

为何深圳敢为天下先？其实并不难理解：

滥食野生动物不仅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更易导致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与流行。当今人类新发传染病78%与野生动物有关，或者说来源于野生动物。

更重要的立法驱动，来自城市文明的约束。宠物与人类建立起比其他动物更为亲近的关系，理应列入禁止食用的范围，这是人类文明的共识。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多个城市纷纷效仿，依次出台了相关条例，这些改变，也为深圳未来接轨国际动保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深圳先行示范的可能性之一。

04

相信未来

最后，是国内动保人士最为关注的问题：国内的动保法什么时候才能通过？

我个人的答案是，不问收获问耕耘，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即使需要漫长的时间。

▲生活在深圳的@回忆专用小马甲 是微博红人，他的两只宠物也颇有人气。图自微博。

2016年，我参加了亚洲伴侣动物研讨会，见到了台湾和香港的诸多资深动保人士。台湾动保组织的负责人陈女士就说：推动旨在保护小动物的全面立法绝非一蹴而就之事，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

台湾当年环保署也曾把流浪狗当做“垃圾”处理，到如今相关法律基本完善，用了22年时间，基本上每年促成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的小法规，逐步向大目标前进，走的是极其耐心的路径。

以国内动保的情况，不如先从局部开始，比如先反对虐待动物或倡议立法禁止食用猫狗肉，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禁止食用猫狗肉，至少这一点已经在深圳做到了。

事实上，动保救助事件近年来频繁进入主流媒体视线，也持续引发大众关注。而在这背后，人与宠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在不断普及，尤其在深圳等大城市更为明显。

每一次事件都是一个契机，潜移默化，人心的变化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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