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慈禧为何突然变卦

“戊戌变法”又称“康梁变法”，直接起因于甲午海战后的中日《马关条约》。惨败后被极度刁难的刺激，原本以中国为师的岛国近邻，居然也骑在了自己头上，这种强烈的反差，终于让不思进取的人都受不了了。洋务派的一切努力转瞬间就化为乌有，那些花费了无数血汗钱的枪炮和舰艇，不仅保护不了国民，到头来成了一堆让人嘲笑的废铁。此时此刻，一些觉醒的士大夫明白了，从欧洲买回的武器别说对付洋人，就是家门口的邻居也打不过。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之时，康有为带头组织了一千三百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直接拉开了清王朝内部寻求政治改革的序幕，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登上政治舞台，这次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模仿对象的改革正式开始。

康有为

由于这一期间民族情绪高涨，客观上帮助了康有为的宣传鼓动。康有为的想法很简单，他有两个抓手。一是孔子，因为孔子是中国儒家推崇的圣人，抓住了孔子就有了理论基础，也可以先把自己保护起来。另一个就是皇帝，因为皇帝是专政制度的核心，说服皇帝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爱新觉罗·载湉，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本来是与皇位无关。载湉能即位得益于其母是慈禧太后妹妹的特殊身份，其父奕譞在政治上也一直是谨小慎微。除此之外，他的岁数也正好符合慈禧“垂帘听政”的需要，于是年仅3岁的载湉成为清王朝第九位皇帝。载湉也和他的堂兄一样，一生都生活在老太后的阴影下，慈禧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也是有相当的从政能力，所以“辛丑之变”后的皇帝只是清廷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显然康有为并未有认真分析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权力结构，而是自始至终都把改革大业寄托于这么一个傀儡天子的身上，就像一座没有地基的大厦，从一起步就处于盲目的状态。

光绪帝载湉

中国旧有的统治模式已经无法继续，这一点在官员们心中几乎是共同的认识，只是碍于不知何时不知以什么方式使中国的政治传统得以改变。关于变法图强，无论在洋务派还是清流派官员中都是很有市场的，其实顽固守旧派中也不乏爱国者，只是面对这种千年未有之变局，茫然不知所措。

慈禧难道真是保守派的总代表吗？

慈禧太后

然而没有慈禧的授意，载湉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这位老太后虽不是能跟上世界变化之人，但不失一个精明的政客。我们从她戊戌之前支持洋务运动，戊戌之后又推动立宪和新政，立宪很多改革内容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的主张，说明她并不是顽固死守祖宗家法的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这场轰轰烈烈的变革戛然而止？又是什么让改变中国的机会如此轻易地溜走？这中间最值得反省的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这次革新的三大主角。

载湉，从小生长于深宫，身边都是太监宫女，既不了解社会又缺乏政治能力。长期在养母的卵翼下，形成了唯唯诺诺的习惯，这是一个懦弱的天子，带有愤怒青年的心理特征。

康有为大概是个多血质的人，特长在鼓吹自己理论上，《大同书》上可以看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最重要的是，他根本没有地方从政的经验，自始至终是书生意气在激荡。

谭翤同，烈士情怀，一腔热血固然令人敬佩，但以刺客或侠士心肠来形容理解政治。

慈禧虽然住在颐和园，但她并不放心载湉。朝廷有一个事后报告制度，每天的奏折和皇帝批示都会记录在案，而转呈太后阅览，因为她随时随刻均能监控朝政的情况。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虽向康有为等提供一些建议，但是他们并不是国际主义者，根本出发点还是以自己民族的利益为轴心。因为，虽然李鸿章咨询伊藤，但始终怀有戒心，这在国际事务中是必须的。康有为在改革尚未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就贸然让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还让杨深秀写了一篇鼓吹中、英、美、日四国合成一个联邦的建议。这种既不懂外交，又不顾及国内反应的行为是鲁莽的。慈禧接到监察御史杨崇伊的报告，说载湉要重用伊藤。

慈禧接获如此重大的消息，赶紧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可想见她的担心 。刚一回来又看到杨深秀的奏折，她感到载湉等人做事实在太出格了，御史采取先发制人的政治手段，控制住大局再说。

慈禧一开始只是给康有为加上“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并没动杀机。直到后来得到荣禄的汇报，知道了谭翤同等维新派的行为，不禁勃然大怒。此时，她已经不是从国事角度思考了，而是一个母亲，倾注了心血养大的儿子居然而将仇报，她这才动了废掉光绪帝位的念头。她杀“戊戌六君子”，是觉得他们离间了她和载湉的母子关系，感情因素占了主导。人类历史上有些关键性的转折，并不一定都是理智的决定，因为专制社会，政治在黑箱里操作，最高统治者一时想不开先办了再说的的行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