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水冲垮的经济奇迹

今年1月29日，华融集团原总裁赖小民被处极刑。

不知是上面刻意淡化，还是2013年来贪官被撸的多了，人民群众的关注阈值调高。

这位犯了经济和作风问题的干部，从判决到执行，才用了不到1个月，并未引起太大的舆论波澜。

在新闻里，人们关心的是他贪墨数额之巨和玩弄女人的八卦。

但判决书的结案陈词——“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

短短一句话，在时代的背景里，显得字字千钧，力透纸背。

但文字的高度概括，怎能cover现实里的惊心动魄？

财新对赖小民的系列报道中一个小故事 来源：《财新周刊》

三十年前的1991年，《经济学人》这样报道了日本的金融乱象。

“丑闻让公众应接不暇......涉案金额后面再添几个零，甚至每一家金融机构都存在欺诈行为......日本深陷泥潭，丑闻已和日本金融体系、政治腐败乃至企业经营模式交缠在一起，他们是系统性的”

洋媒体发出“定体问”时，正当日本地产泡沫灰飞烟灭，裸泳者如过江之鲫。

没有人能想到，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上，仅用了不到二十年，再一次以奇迹般的速度起飞实现了复兴。

也没人能料到，这个自比“亚洲罗马”，GDP世界第二的国家，在一众“日吹“的赞叹中，以金融脱实向虚的方式，脸着地硬着陆。

这一次，不是猪突珍珠港，而是自己玩砸了。

如果将当前的中国，与三十年前日本泡沫破灭的那一刻对比。

那么赖小民之死，就给2017年以来整治金融乱象，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历史的刻度中，可能意味着中国跨过了关键一槛，又或许是仅仅将危机延后了几年。

唉，谁让东亚各国的发展史，相似到让人无可奈何。

1

1955年，日本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通产省的官员风越信吾正在为振兴国产汽车的事犯愁。

这位重工业局汽车科长，想扶持国内汽车产业，实施日版“汽车下乡”的国民车计划。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衙的地方就有权斗。

具体到通产省，玄妙就在“通产”二字——通商、产业。

在“产业本土派”看来，国产汽车的强大，不仅可以彰显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关键在于汽车产业的繁荣，能带动大量的配套产业。

可“通商市场派”的上司对此事也不太上心，管钱的大藏省以论证不通过为由，紧紧捂住钱包。

但风越毕竟是昭和年间的干部，“下克上”那是祖传绝技。

很快，他私下将计划捅到了媒体。

让每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这是当时日本人曾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想而知，通产省的大手笔给战败阴影中的国民多大的震动。

谁敢给国民的热情浇凉水，谁愿意唱这出黑脸。

这事，不办也得办。

办完汽车，风越科长官升一级，又开始操心电视的事。

此时，东京塔即将竣工，家家户户都拥有电视机的日本梦也不远了。

但当时的日本有300多家电视机厂，产品同质化竞争，价格居高不下。

如此缺乏大局意识的窝里斗，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让通产省的官僚们非常头疼。

官僚们开始动用合同审批的行政手段，来决定哪些厂能继续生产，哪些需要转型。

除了简单的一刀切，官僚们还是猪八戒绣花——粗中有细。

他们搞了日版“集采”——电视机降价大会。

给厂家们规定了生产型号，尺寸，而且价格要比过去便宜四分之一。

各大厂长坐不住了，都说你们这帮官僚上下嘴皮一碰就要管起来，干预企业自主权，岂有此理。

可风越马上说了句更捅心窝子的话，让他们尽快进行产业重组。

这下会场更热闹了，厂长们将风越团团围住，大厂嘶吼着不要被小厂拖累，小厂叫嚷着他们将丧失活力。

但风越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小而美的岁月静好，电视机产业要放眼全球，不扩大产业规模今后将无法赢得国际竞争。

很快，电视机行业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了序幕。

这是日本主旋律电视剧《官僚们的夏天》中两个典型的故事。

恰好对应了日本最拿得出手的两类产品——汽车、电器。

这部冷门电视剧描述了通产省一群勤勉的日本精英官僚，如何为日本产业规划发展道路，开展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

当年日本通产省的角色，大致相当于大部制下的“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商业部”。

实为中枢之地、精英云集之所也。

作为非典型的“西方国家”，日本的成功，往往被人解读为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

但深入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实际情况远非于此。

在日本经济奇迹中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是通产省为代表的日本官僚精英操控下的各项政策。

如果再将那段历史放到国际大环境中，还可以进一步发现，

这群积极有为的精明官僚，紧紧抓住了历史的行程。

2

1945年前，无论是苏联式国家主导还是英美式的市场主导。

在财阀阴影和军阀淫威下，日本经济官僚都战战兢兢的搞过，但结果都是惨败。

国家经济政策陷入两难，不是统制压倒市场，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始终不能建立良性平衡。

二战败于美国，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财阀被削弱，军队被一锅端。

摆脱了掣肘的经济官僚精英，才获得了大展拳脚的自主空间。

新的权力平衡被建立起来，摆脱了被武夫奴役的文官，才真正意义上成为国家的统治者。

他们重新平衡国家与市场，引导日本经济走上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945年12月，刚占领日本的美国人，显然还无法忘记在太平洋战场上吃过的大亏。

在赔偿调查团的声明中，美国人忿忿的写道：

“四年前的今天，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袭击，日本永远不忘记其后果”

在美国人看来，除非彻底改革，否则日本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会导致这个国家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

当时的美国，刚将人类从法西斯的魔掌中解救出来，灯塔那叫一个亮。

亮到什么程度？就连日本共产党，都光明正大进入国会，与资产阶级开展议会斗争了。

对日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主要有：

1、解散财阀，消除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

2、土地改革，平均地权

3、劳工改革，增加劳工权益

4、和平宪法

5、改革恩荫关系下的“封建制”公务员体系

但当美国人拿起了改革的手术刀，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日本官僚可不是只会骑骆驼的伊拉克人。

作为儒家一脉，日式官僚是普鲁士教育体系加武士道精神的超级复合体。

东京大学赤门，在日本公务员界一直有东大法学院VS其他的传统 来源：网络

用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用做题的方法筛选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允诺他们丰厚的回报，去勾勒国家发展的蓝图。

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首相就无比得意的回忆道：

“实行统治的武士阶级在德川时代积累了行政经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官僚制度，培养了一批很有组织能力的人才。”

“在激烈鏖战的战场上，他们可以是浴血厮杀的勇敢战士，而在和平的建设时期，他们也能成为深谋远虑的官员和执政者。”

美国人很快就发现，没有日本官僚的配合，改革断不可成功。

这一次，狡猾的不是八路，而是皇军，美国官员就在与之博弈过程中心力交瘁：

“他们第一是设法阻止立法的通过，就算通过，那就弱化规定，再不然就阻碍执法”

停战时担任总理大臣的铃木贯太郎就大言不惭的说过：

“对于战争，无论胜败，都要有所谓属于自己的风度。鲤鱼被放置在案板上，刀刃挨着身子依然不会退缩，以这样的精神才能端正战败的态度。”

很快，随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溃败，苏联染指朝鲜半岛，冷战的格局风云骤变。

亚洲很近，美国太远，当日本面临赤化的风险，美国人就不得不调整“盟国不承担修复创伤的责任”的对日惩罚性政策导向。

“烤牛肉和苹果馅饼使一切社会主义烟消云散”的理论，又占领了美国政客的智商高地。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日本发展经济，恢复战前“亚洲工厂”的地位。

美国人曾雄心勃勃的改革工程，就不得不搞成豆腐渣。

除了和平宪法和土地改革这两类日本官僚愿意配合的改革，其他改革大都草草收场。

换言之，不少可能让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基本结构，几乎都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

后来的日本经济学家，将这一套延续下来的体制，称为“1940体制”。

所谓“1940体制”，就是能高效的动员整个国家的一切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嘛。

这套体制，战时可以拿来打世界大战，和平时期自然可以无缝切换到搞经济建设。

也正是“1940体制”，让官僚们能够如鱼得水的祭出各种统制手段，一路催促着这个国家，向复兴奔跑。

那么现在可谓万事俱备，只欠西风了。

3

1949年，鉴于中国内战形势已经明朗，日本发展经济的事愈发紧迫。

而发展经济首先要解决的大事，就是遏制战后的持续通胀。

出于对日渐狂妄的麦克阿瑟的不信任，一位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约瑟夫·道奇，作为钦差大臣，来指导日本经济恢复工作。

这位被日媒形容为说一不二的“经济沙皇”，除了让日本官僚被迫咽下紧缩方案。

最为关键的，是指定了过度低估日元的1:360美元兑日元单一汇率方案。

低估日元，且不意味着进口日本急需的生活物资更贵了吗，且不是会加剧通胀？

其实不然，战后日本贫穷，并没有购买力。

要先挣钱，才有的花。

大幅低估的日元，让日本在接下来数十年中不断获得贸易顺差，具备了超额盈余的能力。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四十多年后的中国。

1994年，面对愈演愈烈的通胀，另一位“经济沙皇”强力推进了人民币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一次性贬值了50%。

来源：《人民币汇率70年》东方证券

并轨后，中国才实现了经常账户收支顺差扩大，外汇储备积累，以及出口和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

相比中国，汇率调整后过了7年，西方国家市场才对中国敞开大国。

日本的运气要好得多。

1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仅美国在日的战争物资特需采购，总额就超35.6亿美元。

在目睹美国人前面送死，日本人后面发财后，日本企业家不由感叹：

“啊，神风拂面”

1952年，日本国际收支中美元收入总额的62%来源于特需采购，外汇储备增加了3.5倍。

宝贵的国际硬通货，就像一粒粒种子，驱动了日本的再次工业化。

1965-1971年，日本制造征服了世界，实现了相对于世界贸易整体增长率两倍的年出口增长。

其主要产业在西方世界贸易增长总量中占比如下：

钢铁：54%

汽车：46%

机电设备：90%

船舶：54%

而且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出口不仅是换取外汇那么简单。

某一产业能实现成功出口，就可以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后续才能通过持续的资本和人力投资来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

比如华为，就是这样出口转内销的。

假如将经济增长拆为两个基本部分：

劳动力增长率和生产效率增长率

对后发国家而言：

要实现劳动力增长。

就需要将庞大的国内人口，转换为掌握某项技能的现代工业从业者。

同时还要将劳动力，从低附加值行业（第一产业）转移到高附加值行业（二三产业）。

要实现生产效率增长，就是要利用后发技术优势，实施赶超战略，把电子、半导体、航空、自动化的新发明应用在经济领域，赶上其他发达国家。

在高增长时期，日本官僚们不断制定各种经济发展的“指令性计划”，并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行政指导”。

中后期则通过政策安排对特定产业“做大做强”提供支持，并进行隐形补贴；

所谓政策，无非以下几类：

一是壁垒，劝别国（主要指美国）降低壁垒，搞市场经济，而自己保持壁垒，以促进出口而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

二是推动国内产业的兼并整合，大吃小；

三从大藏省搞钱，如减税，如财投融资金，帮助企业加大投资，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四从日本央行搞政策，如通过“窗口指导”进行资金倾斜，对特定产业进行补助。

日本官僚的这种操作，在官方文件中被称为“经济运行的指路牌”。

当然，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4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刚站起来，美国却扛不住了。

一方面，深陷20年之久的越战泥潭。

另一方面，1973年和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和中东战争，让美国陷入滞胀。

1971年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解体了。

确实因为穷，美国人需要重建贸易平衡，改变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状况。

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提高日元汇率，同时也与欧洲多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因为军事和经济等多种原因，美元被高估早在1960年代便出现了。

虽然西方各国对美元高估带来的失衡不满，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放弃其中获得的好处。

本币相对美元低估，正是战后西德和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

美国人对盟友，不管真心还是假意，总体还是不错。

所以尼克松才像江湖大哥一样讲：

“我们旺时，你们慷我们的慨；而今我们有麻烦了，你们也要一起担待。这才够朋友”

与此同时，日本也意识到外循环发展模式带来一系列问题。

一是石油危机带来的供给链风险；

二是经济结构失衡，传统粗放型产业增长难以为继，且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

三是贸易摩擦，尤其是美日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

日本人也开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其实内循环，一般离不开两样东西——基建和地产。

1971年，日本人够朋友的签订《史密森协定》后，日元一次性升值了近17%。

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推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提出到2000年，要将日本1/5的平原地带划为高速公路区。

结果是土地价格应声暴涨。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土地溢价收益的分配机制不同。

美军占领时期，麦克阿瑟为日本制订的宪法曾有一条很社会主义的规定：

“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的最终产权归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

但在大右派吉田茂内阁的“殊死抗争”下，这一条款并未最终成文。

试想，假如成文，目前日本一定也是城市天际线看齐北上广，而不会是遍地的“一户建”。

土地收益被民众而不是政府所获得的，也可以解释日本在高速发展期间，为什么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有同样增长速度的中国。

同样，内循环离不开资本投入。

但在截然不同的分配体制下搞内循环，中国抗债的主体是居民和国企，日本抗债的主体则是政府。

换言之，无论是财政支出责任，还是财产性收入分配，藏富于民的日本倒是有担当的多。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署，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

协议本身是公平的，日本也很积极的响应，毕竟西欧和日本的复苏，美国功不可没，重新商定协议很正常。

但五大庄家联合坐明庄抛售美元，会造成极大的一致性预期。

也就是说，日元会升值升过头。

果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短时间本币大幅升值，出口企业一片哀嚎，自然会造成经济衰退。

为对冲衰退，日本央行在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期间共降低官方贴现率5次，计2.5%

与此同时，日本发表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通称《前川报告》）。

提出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市场准入和促进进口、稳定币值、推动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合作，财政金融配合等方向性政策。

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加上日本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汇率浮动、资本项目开放等）。

大水漫灌和放松监管，是孕育资产泡沫的上佳温床。

大量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催生了全球最大的房市泡沫和股市泡沫。

一套东京住宅当时均价已达12万人民币/平，是当时日本中产家庭40年的收入总和。

如果按照当时日元的购买力计算，比今日的京沪深还要夸张几倍。

一场巨大泡沫迅速吹起来了，大部分的日本人膨胀了。

父辈在战争上输掉了，我们这一辈人在经济上把美国人踩在脚下。

日本第一！

与今天中国对资产泡沫高度警惕不同，当时的日本央行只管盯住通胀，又忌惮日元升值影响实体制造业，对待泡沫的态度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人口大量迁入的50至70年代，日本三大都市圈地价涨幅不并不高 来源：日本人口研究所

1988年日本国土厅公布的《国土利用白皮书》甚至指出：

“以东京附近为中心的土地价格上涨是由实际需求所引起的。”

殊不知，泡沫经济就像是裹了糖的鸦片，沉醉之后，就是毁灭。

金融脱实向虚 来源：日本统计局

1989年1月，昭和天皇崩殂，光怪陆离的昭和年代开始上演最后的疯狂。

再也坐不住的日本央行开始在CPI并不高的前提下，打着担忧通胀的幌子开始戳破泡沫。

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尽管日本人虽然做事死板程序化，但为了长远利益和战略核心，愿意作出巨大的调整和牺牲。

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敢捅自己的首相。

和平时期首相敢捅人民群众的超级泡沫。

孙中山的密友，因对华亲善被昭和热血男儿天诛的犬养毅 来源：网络

日本央行率先开始加息，连续5次上调官方贴现利率，从2.5%升至1990年6.0%的历史高位。

货币供应量增速显著下行，财政政策也开始紧缩。

1990年开始，大藏省不仅开始控制信贷总量，还出台了开征地价税政策，进一步打压房地产市场。

股票市场近10年的大牛市终结，日经225指数自38915.87点连续下行，不到两年跌去一半还多。

以投机为主要目的的房地产交易，在缺失资金供应和持有成本急剧上升的背景下终于崩溃。

尾声

既然中国决策当局对泡沫如此警惕，且同样不乏壮士断腕的决心。

那么中国是否就能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

我们认为，恐怕还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本质上，“1940年体制”是一条后发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捷径。

它不仅需要有效需求来启动它，还需要高度组织化的理性文官体系来驾驭它。

不过局限在于，它尤其适合钢铁、机电、造船、石化等天然会走向集中的重化工业。

因为这类行业都适合大型企业利用组织优势，进行垂直整合来提高生产效率。

在政府主导下，可以扭曲市场，帮助经济资源集中在这些寡头企业中，从而推动产业超常规发展。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一战后的第三帝国，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朴正熙时代的韩国......

除了快速工业化，“1940年体制”同样有助于构建合适的公共投资模式，从而扩大内需，培育国内市场。

但关键问题在于：

制造业的需求和产值占比是有上限的，基建同样也有上限，边际收益递减。

当这两者无法再拉动经济增长，政府还要继续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强行启动。

往往就会过度投资形成过剩产能，和高企的杠杆。

这就会形成市场风险之源，最终诱发了空前的经济泡沫。

我们曾在《被美国掐灭的崛起》中写过：

每当我们阅读昭和时代的日本史，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

这两个近亲民族，从文化到习惯，再到思维方式，太相似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过去大国成功崛起的经验中，可能就蕴涵着日后遭遇重大失败的因素。

国家的制度设计，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尽管在中文媒体上，对日本最近几十年的衰落极尽嘲讽之能事。

总跑不脱烂俗的“失去的二十年”。

但纵观全球近200多个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几乎全凭一口仙气吊着，混吃等死。

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的过去就像一面镜子。

从里面看出风险还是机会，是新的增长路径，还是凋零的衰退？

其实全在于决策当局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个体与集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当日本走下坡路时，已经世界第二，诸多产业世界顶尖。

扛着老龄化、增长天花板和全球最大的地产泡沫找出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

文化产业方面强势输出，近10多年每年捧回一个诺贝尔，这一切在衰退的画风下显得那么清新脱俗。

要知道，不是所有国家，都有资格走下坡路的。

投资充满着风险，我们不能拍拍脑袋就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除了基本面的机会分析，还需要对财务风险、业绩确定性、业务竞争格局等进行更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