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年薪百万，现在卖保险

　　李琳的决定惊呆了身边所有人，远在河南的母亲甚至给她打电话：“我辛辛苦苦供你读研，不是为了让你卖保险！”

　　身边老友大多是不理解，李琳快40岁了，她放弃的一家BAT的百万年薪。做保险代理人，一切回到原点，从零开始。

　　假想中销售员的电脑桌面。

　　她记得加入保险行业是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或许这是个好兆头，她想，这个吉利的日子会成为自己新行业的美好注脚。

　　到了2020年，她不确定因为疫情让人们开始有了保险意识，还是其他未知的原因，她发现加入保险行业的人井喷一样地增长。

　　保险业之春到了？

　　谜之转行

　　人们对李琳的评价是很拼命，李琳说那是被逼的。“我老家是河南，很穷很穷的那种农村，不拼走不出农村。”

　　“拼”是一个很难解构的词，因为这会忽略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一个不拼的人，提前站在了风口行业的顶端，不拼也能成功。

　　这么看来，与其说李琳很拼，当然，她的确很拼，倒不如说她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2006年，还未从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毕业，她进了一家一线的财经媒体做圆桌论坛的实习生，负责对接那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她说，那时候联系那些顶级的学者和专家，其实很容易，只要和他们确定时间就行。

　　李琳说话语速很快。从毕业说到2019年最终离开互联网的这段经历，只用了不到5分钟。

　　这5分钟在旁人听起来，每一刻都是人生的高光，比如2008年加入一家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2009年转岗到了广告销售。她内心是排斥销售的，但如果不转岗，她必须举家搬迁到北京。

　　把2009年说成是中国的3G元年有据可考。那一年，人们逐渐从台式电脑中解脱出来，潜入了智能移动手机的小屏幕里。那些曾经在主流网站、传统媒体上投放的广告，开始逐渐被手机收割。

　　门户网站的广告销售，面对的就是那些要投放广告的甲方，李琳是那时候站在风口上的收割机。

　　当时间来到2015年，BAT开始涉水P2P，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BAT公司甚至都招不到人。李琳说那时候她自己主动就找上去了，甚至做好了降薪20%的心理准备。

　　按照李琳的说法，那些年国家似乎是默许了互联网金融产业的“粗放式”发展，以致那个行业忽然又成了大热。她不但没降薪，收入甚至比在门户网站时翻了好几倍，“一年下来，我做的业务至少都有三四个亿，甚至小十亿”。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来说，收入上涨直接影响到了她整个家族的改变。但钱这个事物，对她来说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新的问题是“焦虑”。

　　李琳说大部分人都不会理解这一点，因为一切问题都被高收入掩盖了，但冷静下来，“你会发现，在互联网领域，两个天花板下沉得特别快，第一个是年龄，第二个是上升空间。”

　　关于年龄，李琳不忌讳，她说自己即将40岁，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大厂，招人越来越年轻化，“这也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年轻人成本低，第二是好管理”。

　　大型互联网公司看似庞大，实际上随着经年累月的制度和管理日趋完善，员工只要按部就班地操作就能胜任工作，同样的岗位，用年轻人成本更低，“年轻人没有家庭和子女，会花更多的时间为互联网‘卖命’”。

　　另外就是李琳说的BAT这样的大厂，即便业绩再好，但“被看见的能力”却十分有限。“打个比方，虽然我一年能做小十亿的单子，但在大厂里这样的销售比比皆是，随着这个领域的日趋完善，会让我感觉在这个领域里，不会再有更大的发展了。而且我的个人意志在那里没有办法得到体现，一旦离开这个平台，我什么都不是。”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说这番话的资格，尤其那些收入青黄不接的人；但同样也没有人有能力否定这个说法，否则最近几年关于互联网996、007的话题就不会受到关注。

　　保险觉醒还是失业潮

　　李琳焦虑的结果是转行。她留恋互联网，但在无边无际的网络里，她看不到尽头和未来。或许积累的财富和人脉是她转行的底气，但究竟要做什么，李琳想了很久。

　　本科，李琳学的是财会，那些数字、公式和符号让她压抑了很久，她想释放出自己对数学的热爱。综合比较，银行、基金公司是不错的下家，但她分析自己的长处和短板，短板过于突出——不喜约束、渴望体现个人价值。于是这两个选择被否。

　　最后成为保险代理人，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甚至她先生也持保留意见。不过她却觉得这个行业满足她的所有设定：相对自由、团队氛围好、注重个人能力、可以终生学习。

　　世俗的反对意见很简单：和百万年薪比，这些设定不重要。

　　2020年初，她成了某跨国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她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我不是药神》的这一段，被很多保险代理人用来分析购买保险的必要性。

　　凭借丰富的传媒经验以及她对数字的敏感，她发现过去一年、尤其是疫情期间，转行做保险代理人的群体数量发生了“井喷”。

　　这个现象正是我们感到好奇的：为什么一夜之间，多了这么多保险代理人？

　　经过综合分析，我们最终认为，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失业率上升。

　　去年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一次公开谈话中说，2020年3月份疫情期间，除了正常的失业人数外，还要留意“隐性失业”人口的增加。所谓“隐形失业”，就是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但被告知等待复工通知的群体，比如实体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

　　“因为失业人多，他们需要收入，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保体量的增加，但这是因为新入局的保险代理人井喷刺激出来的。”李琳的一个观点非常中肯，她说保险这个行业门槛不高，所以很容易加入；同样，因为门槛不高，很多人试过以后觉得不合适就离开了。

　　“更客观的一点的说法是，因为可以快进快出，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转行保险代理人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发现不适合，可以马上抽身。”

　　这样的例子，也大量出现在了我们身边，无论是从媒体转行还是互联网转行，朋友圈总会忽然出现几个久违的朋友，官宣自己做了保险。接下来他们朋友圈的内容大多是“重新认识了生活、要给生活设置一套防火墙、做更好的自己、自律的人生才有自由”等一系列的说辞。

　　但和李琳的慎重不同，大多数人是无奈之下的选择。

　　没有发展的增长

　　类似“时间像个贼，它会慢慢偷光你的选择”这种歌词，李琳开始懂了，也理解了现在年轻人会用青春甚至健康来换钱的做法。

　　“记得一本书里说过，悲观者永远正确，但成功只属于乐观者。”或许她真正想说的是，年轻人乐观，其实是看淡所谓的未来，这没什么不好，毕竟这让年轻人逃离了贫穷的生活。

　　“互联网公司的管理十分透明，一切都是数据，谁都想跑在第一，‘人生就像马拉松’这样的话屡被滥用，但它的确说中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前面跑得好、后面跑不好，甚至直接把自己跑崩，是无法完赛的；人生，最可怕的莫过于到了半程的时候，你看不到自己的路和目标。当然也怕看到以后，没有能力再去坚持。”

　　所以在和李琳见面以前，我问过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发现身边很多人在人生半程的时候，选择转行，保险业的试错成本低，所以涌入这个行业的规模显得格外大。

　　“那个时候，国内一家保险公司单次线上培训的规模，甚至达到了1万人。平时我们的培训，最多也就三四十个人。”李琳说。

　　李琳的故事折射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保险行业究竟会怎样发展。

　　一位在北京干了超过15年的保险公司中层对我说，疫情的确让人们对保险多了一些认知，至少人们在谈及保险时不会那么排斥了，“所以对保险的需求量会慢慢上涨。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个人都有四五张保单，在我们国家可能人均不足一张，所以行业前景十分好。”

　　但也正因为在这样的蓝图下，吸引了大量素质参差不齐的人入行，让代理人的队伍长期大进大出，反倒让保险业的社会形象一直处在比较糟糕的境地。“不过银保监会在去年出台了很多政策，对这些情况做修正，其中就有规范保险代理人的要求。”

　　至于李琳，她从这个行业里获得了以前不曾有的心理满足，“我体会到帮助人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行业里，我的个人意志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这和互联网企业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

　　这是李琳故事折射出的第二个问题：逃离互联网。

　　互联网业态年轻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互联网会不会变成早些年我们说起的“血汗工厂”，显然还无法定论。就李琳的经历来看，她发现有些互联网巨头的管理模式是禁止员工用真名、工位定期调整，甚至不允许员工之间建立朋友群。

　　“这是为了避免员工之间过多的交流会影响工作状态，也是为了避免形成内部的小圈子、当一个人一直沉浸在工作状态中，会不容易感知外部世界，从而投入地为公司服务。”李琳对这种业态是否是健康不敢妄加评判。

　　另外，对于互联网这样以创新为使命的企业，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似乎只是不断优化交易方式、以更接地气地的方式关注百姓买菜的钱包，而在一些真正的科技创新上没有独到发展，这让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人都陷入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里。

　　李琳离开了，没法判断自己会不会第三次走到风口——就像哈耶克否认的，经济存在“天然的秩序”，人生也是。

　　不过，她至少可以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人生了。

　　（文中李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