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缅边境谈判：缅甸提出领土要求，周总理高瞻远瞩，换来铁打胞波

中缅自古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两国人民在数千年历史长河的交往中，早已凝聚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浓于水的传统友谊。

缅甸著名的官方史书《琉璃宫史》中将中国人民称呼为“瑞苗胞波”；而普通的缅甸老百姓则习惯性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

“胞波”在缅甸语中就是“同胞”、“亲人”的意思。由此可见，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情悠久绵长。

中缅两国正是基于长久以来的友谊淬炼，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尽管中缅两国有着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境，但双方却从未明确彼此的疆界，两国人民宛如一家人。

然而，再好的朋友也都有翻脸的时候，再坚固的友谊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而支离破碎。

如何重拾友谊，创建互信，不仅是兄弟、朋友在闹僵后首先要面对的疑难课题，当国与国之间发生摩擦、冲突，修复裂痕、重塑两国间的彼此信任，也成为考验大国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而由中缅两国的边境纠纷引起的摩擦冲突到后来两国人民亲如一家，周总理的高瞻远瞩，堪称给世界各国之间的相处，提供了完美的示范模板。

中缅两国的军事摩擦，始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

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云南，国民党军将领李弥率第八军残部逃往缅甸掸邦，在台湾当局的直接指挥和控制下，国民党残部利用中老、中缅、中泰边境各国控制薄弱的特点，在缅甸北部盘踞下来，妄图以缅北为前进基地和跳板，以实施“反攻大陆”的春秋美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指示，跨过“1941年线”，对国民党军队实施了追剿。

然而，由于狡猾的国民党军队凭借着缅北复杂的特殊地形和缅甸与周边多国的边界接壤优势，使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剿效果大打折扣，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停留在“1941年线”以南，以伺机歼灭人民的公敌。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1年线”以南的地区驻扎后不久，中缅之间旋即爆发了一场军事摩擦。

1955年11月20日清晨，中缅争议线一带大雾弥漫，浓烈的雾气蹑着猫步四散蔓延，几步开外的景象在浓雾的笼罩下一片模糊，我国边防部队照例执行巡逻任务，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巡逻至黄果园附近时，恰好碰到了缅甸的巡逻部队。

由于雾气实在太大，双方一时都摸不清对面是的情况，只见影影绰绰之下似乎是军人的装束，中缅双方彼此都误以为前方都是国民党军队，于是，误打误撞之下，两国军队同时开火，一场边界“乌龙战斗”就此打响，待到“敌我”双方一俟雾气散去，才发现，原来是场误会。

这就是历史上的“黄果园事件”

尽管“黄果园事件”中的军事摩擦的规模非常小，中缅所幸无人员身亡，但不经意间的“乌龙”却倒逼着中缅两国领导人开始要将边境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了。

其实，从数千年的历史来看，中缅两国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两国长期友好，边境一带的中缅人民早已习惯沿着传统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代生生不息。

然而，这派美好和谐的景象却伴随着19世纪末，素有全球“搅屎棍”之称的英国人的搅局再也不复存在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将魔爪伸向了中国西南边陲的勐卯三角地区、尖高山以北和阿佤山区。

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爆发，曾经盛极一时的缅甸贡榜王朝被大英帝国踩在脚底下摩擦起了火花。大不列颠经此一役，彻底将缅甸收入囊中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英国殖民当局在征服缅甸后并没有就此停下侵略的脚步，而是将黑手伸向了中国云南，妄图以云南为跳板打开大清帝国的市场、控制大清帝国的土地，从而彻底实现奴役中国人民的图谋。

于是，英国殖民当局在1894年未经当时的清政府同意，强行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修筑了一条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

1897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时，英国再次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该领土的管辖权，勐卯三角地区，实际上就沦为了英缅当局控制下的土地。

1911年，英国殖民当局借口尖高山以北的片马、岗房、古浪等地土司的内部问题，直接出兵占领了片马地区。

当英国殖民者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传来，全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强烈谴责英国殖民当局践踏中国主权的残暴行径。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于同年4月10日照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3处各寨属于中国领土，但是依旧赖在中国的领土上不走。

而阿佤山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英两国政府在1894年和1897年签订的两个中缅边界条约中对这一段边界曾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

为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1934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辖地区，遭到当地佤族人民英勇抵抗，这就是英军炮制的“班洪事件”。

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面临危急情况之机，以封闭滇缅公路相要挟，腐朽无能的国民党当局，被迫于当年的6月18日以换文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英国殖民当局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

由于英国殖民者在中缅边境长达数个世纪的搅局，使得原本边境问题并不突出的中国和缅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果园事件”的爆发，使得中缅之间边境问题的解决就变得极为迫切了。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吴努成为首任总理，吴努是作家出身，他以作家独有的洞察力，深刻意识到北方强邻给缅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为此，在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吴努忧心忡忡地对周总理说：

“中国疆土那么大，而缅甸却像是一只小绵羊一样，我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

同年，吴努回访新中国之际，他又再次无不畏惧地袒露心声道：

“中国就像大象一般巨大，而缅甸犹如羔羊十分弱小，羔羊会时刻想着它什么时候发怒，这会让羔羊整天提心吊胆。”

按说，缅甸在东南亚也不算是个蕞尔小国，为何面对行将成立的新中国，缅甸总理吴努却处处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呢？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缅甸国内有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有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数千人盘踞在缅甸东北部掸邦一带，加之中缅两国之间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

因此，吴努十分担心，新中国会以追剿蒋军为借口，“先发制人”，入侵缅甸，并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推翻缅甸政府。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缅方即几次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其中的重点是希望新中国承认“1941年线”以西的大片领读为缅甸所有。

而就在此时，中缅双方因为一场“乌龙”爆发了“黄果园事件”。周总理便决定亲自来处理中缅边境问题以及缅甸向中方提出的具体领土要求。

周总理为什么如此重视中缅边境纠纷呢？

主要是因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开始陷入恶化。军事上，苏联不断在中国的北方边境寻衅滋事，一再挑衅新中国的容忍底线；政治上，苏联伙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大肆攻击新中国；经济上，苏联全面撤走援华专家，实施对华封锁，使得原本困难的中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而偏偏在此时，新中国疲于应付北方苏联的同时，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阵营也不忘落井下石处处打压、制裁中国。美国为了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拉拢了大批东南亚国家，并同日本、韩国、台湾当局签订了军事条约，在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恰逢此时的新中国国内在“赶英超美”的号召下，全国实施“大跃进”生产运动，再加上遭遇了世所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粮食减产，国民经济呈现急剧滑坡，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在外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强力打压、制裁之下；内有危如累卵的经济行将崩盘之时，新中国的处境极其艰难，如果此时没有妥善处理好中缅边境问题，将原本亲华的缅甸推入美国或苏联的怀抱，新中国就相当于被彻底封死在了世界“孤岛”之上，新生的政权命运将会岌岌可危。

于是，在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之下，从1956年开始，周总理便亲自查阅汉朝以来的有关中缅边境的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搞清楚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

经过前期的操刀上阵，周总理对中缅边境的来龙去脉真正做到了如数家珍，为此，他开创性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运用在了中缅关系上，然后又向缅方提出了“互谅互让原则”。

在周总理提出的两项原则的指导下，中缅双方的军队各自撤出了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并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周总理考虑到八莫是缅北重要城市，勐卯三角地是缅北交通枢纽，如果收回，将使缅甸北部交通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于是周总理建议放弃勐卯三角地区，转而将片马、岗房、古浪和班洪、班老两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收回了中国，中缅边境谈判在友好和平中尘埃落定。

当1961年10月，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再次访华，中缅两国总理在中缅边界议定书上签字时。周总理在签字仪式上就说：

“随着中缅边界议定书的签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就获得了最后彻底的解决，一条和平和友谊的边界从此就巩固地确定下来了”

当中缅边境协议签订的一刹那，缅甸总理吴努深深感慨道：“感谢中国没有以大欺小、以强欺弱！”

也恰恰出于周总理的真诚和友善以及新中国奉行的平等互利的外交原则，缅甸深切感受到了新中国的诚意和友好，自此便成为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中国在与缅甸的边境谈判中，最后只收回了122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让步，但我们收服了缅甸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地缘战略意义的邻邦，却是无法用土地与金钱来衡量的。

缅甸，向南虎视着马六甲海峡出口；向西，起到了压缩印度向南海、东南亚一线的扩张空间；向北，可以切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地联络；向东，则可以与中国大陆沿海线、南海九段线一道组成严密的包围圈，封锁住中南半岛，进而控制住整个东南亚，让中国在东盟10国中处于绝对支配性地位。

不仅如此，从地缘战略方位来看，缅甸与东边的朝鲜；西边的巴基斯坦共同组成了中国东进、西出和南下的前沿基地，如果中国失去缅甸这个盟友，那么，以美的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就可以从朝鲜半岛、第一岛链再到中南半岛，形成一个完整的弧形封闭圈，中国届时就很有可能会被彻底封死在西太平洋上。

可以说，周总理当时在中缅边境问题上对缅甸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不仅仅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所遭遇的险恶外部局势，更重要的是，周总理洞悉到了缅甸对于中国地缘战略意义的重要性。

也正是由于他的高瞻远瞩，新中国在成立初期不仅在战略上有效地破解了美苏孤立、封锁中国的图谋，更为此后的中国能继续突破西方阵营的封锁，南下孟加拉湾，西出印度洋、阿拉伯海，进军中东，获取足够的油气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这一切都是伟人周恩来总理的杰出功劳！

新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适时让步和以诚待人的友好态度，不仅使得我们收获了丰厚的国家战略利益，而且彻底征服了缅甸人民的人心，使得缅甸从骨子里对我国充满了好感，为此后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坚实的官方基础。

缅甸也由此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在新中国极为困难的时期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即便在今天，缅甸依然是中国坚定可靠的政治盟友，而这一切的功劳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博睿的智慧和广阔的胸襟，他用一种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与真诚的态度，打造出了中缅两国“比山高、比海深”的铁血友谊，换来了一个时至今日依旧风吹不到的铁打的“胞波”。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5年了，中国一如既往地奉行着“和平崛起”的路线，并且在这条路线的正确指引下越走越富强。

然而，今天中国的周边依然被一条由敌意的军事基地、军事联盟、核武、赌场和毒品以及恐怖主义等连续的“破碎地带”所包围。以至于日本评论家宫崎正弘惊呼：“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地缘政治包围的国家”。

而即便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周边形势之下，中国人民却依旧能享受到海晏河清、歌舞升平的繁华盛世，如果没有伟人们的辛勤付出，我们焉能享受到如今的太平盛世？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伟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替我们挡住了黑暗，享受到了美好的光明！

谨以此文致敬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纪念为新中国浴血奋斗的可爱的人！

参考资料：

《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作者程瑞声，中缅边境谈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周恩来传》（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党建网的推荐，2013-07-09，作者（英）迪克·威尔逊 著）

《解放军境外作战：两次入缅剿灭国民党残兵》（来源于光明网，2013年12月08日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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