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后的余波：朱高煦的反叛，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朱棣死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他死不久，明朝内部出现了一件与朱元璋死后朱棣出兵反对中央朝廷极相类似，但结果却与“靖难”的后果截然不同，就是朱棣次子汉王朱高煦反叛其侄朱瞻基（明宣宗）的事件。

朱高煦是朱棣次子，与长子高炽（即仁宗）及赵王高燧都是徐皇后所生。他性极凶悍，语言粗鲁，但作战却异常英勇。“靖难”起兵时，朱高炽以王世子身份守北平，他随朱棣在前线作战，经常当前锋。建文二年（1400）四月白沟河之战，朱棣差点被李景隆将瞿能所擒，幸亏高煦率兵数千决战，杀死瞿能父子，转危为安。后来朱棣又在浦子口战败，也是朱高煦率蒙古兵来援，建文军队才退却。由于他立战功多。深得朱棣宠信。朱棣以为他很像自己，高煦也以此自负，“恃功骄恣，多不法”。他常把自己比喻为唐太宗李世民，对朱高炽从不看在眼中。

朱棣即位后，又令朱高煦往开平防蒙古，委以重任。本来在洪武二十八年时，高炽已被封为王世子，朱棣即位后上任皇太子，本应不成问题。但当议立太子时，一些追随棣的武将，如淇国公邱福、驸马宁、蒙古人武将火真等人，因与高煦关系密切，“时时称高煦功高，几夺嫡”。又因为朱棣极不喜欢高炽，认为他不会打仗，身体肥胖，不仅不能骑马，且跪拜均须人搀扶，难于胜任军国大事。但碍于祖制，才勉强封他为皇太子。

永乐二年（1404），朱棣封高煦为汉王，属地云南。高煦极为不满，认为无过失而被斥于万里之外，坚决不肯去云南。同时要求他和儿子一起住在南京。朱棣不得已，最后选择同意。后来高煦又多次与朱棣率兵至漠北守边，被倚为左右手。永乐十三年五月，改封他至青州。迫于形势，高煦勉强同意去青州。

在永乐初年议立皇太子过程中，出身于江南士人的一些文官，纷纷拥立朱高炽为皇太子，以与诸武将对抗。因此掀起了以“靖难”居功自大的武臣与迎附棣即位的江南出身的文臣之间一场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者，就是江西吉水人的大学士解缙等人。

解缙与翰林检讨、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贯、左赞善兼翰林编修王汝玉等人，在拥立高炽为皇太子问题上有过功劳，因而遭到高煦等武将的嫉恨。最后均被下狱处死。《国榷》卷十六，引林之盛评论谓：

“解公（缙）之善悟主也。始言太子（高炽）之仁孝以动之，继言太孙（即宣德）之颖异以坚之，据以正法，感以至情，真得靖献之谟者。不然，以汉王（高煦）之武，兼之以功，文皇帝（朱棣）以其类己，而诸臣又左袒之，百喙不能移者。而何片言立移，捷若转圆乎！有是哉，解公之善悟王记。”

解缙、金忠、杨士奇等人之所以主张立高炽为皇太子，是因为他们觉得高炽为人憨厚，与江南士人关系也好，不像高煦等武将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特别是江南士人，迫于朱棣时对江南地主之镇压，颇寄希望于高炽，以期恢复建文时以文臣为主之政权。解缙等江南出身的文人，确实留恋建文朝之文官吏治，同时也在立太子问题上与武将矛盾极深，加之自己才高自负，“任事直前”，不似杨士奇等谨小慎微，于是终遭暗算。

高煦起兵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起事后派亲信枚青潜至京师邀集旧“靖难”功臣为内应。然后又分兵五路，自将中军，以其世子居守。高煦照也学其父朱棣的故伎，把矛头指向户部尚书夏元吉，要“清君侧”。于是明宣宗连夜议事。杨荣劝宣宗御驾亲征，吸取建文帝的教训。于是宜宗迅即出兵，高煦也很快即失败。高煦投降后被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后来他和诸子相继被杀。

朱高炽初即位时，确实采取了一些政策，博得了一些文官的拥护。如“罢宝船”，停止了郑和等人的远航，节省了国家开支；还提高了文官的地位；同时也改变朱棣时的高压政策，“诏从宽典”；又对建文时诸臣之家属放还，以示开明。这些都被朱高煦认为其不遵祖制，擅改祖制，等等。《明宣宗实录》卷二十，记载高煦责高炽、瞻基父子之过失说：

“高煦遣百户陈刚奏言：仁宗皇帝不当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浩敕封赠。”

这充分表明朱高煦与其父反对建文帝时的借口，如出一辙。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