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归隐田园呢？

陶渊明的官场生涯，若不算上最后一次只为稻粱谋的彭城令，可谓是“三进三出”，他最后为什么归隐？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跟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出身、政治抱负、人生观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晋、刘宋交替的大动乱时代，当时各方面的社会矛盾都极为尖锐。西北少数民族时时侵扰中原，北方的“五胡十六国”又混战不断，东晋王朝苟安江南，世家豪族把持朝政，底层人民的生活暗无天日。正如《宋书》所载：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陶渊明的军乡江州当时是兵家要冲，战乱时有发生，民生更加艰难。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引发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战火燃及江南多地，且持续长达12年。同时东晋王朝的统治者内部也互相倾轧，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以后，先是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接着是桓玄起兵夺取政权，之后刘裕消灭桓玄自立，东晋王朝灭亡和刘宋王朝建立。

陶渊明处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身受其害。对他世界观的形成，生活道路的选择，以及诗文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陶渊明是一个出生于没落官僚家庭的文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官拜大司马，封长沙公，与名相王导齐名。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但是到了陶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八岁就死了父亲，生活日趋贫困。

他曾祖父陶侃虽然高官厚禄，但他出身于湖南武陵的溪族，不是正牌的士族，所以一些贵族官僚背地里仍骂他是“溪狗”、“小人”。到陶渊明时家境又破败，所以他只能是属于庶族地主阶层的。

陶渊明生活的时期，正是门阀制度的全盛时代，魏晋以来实行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这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取仕制度，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爵，而庶族子弟只能做州县小吏，形成一种“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局面。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这就注定他的仕途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陶渊明青年时代和一些正直的文人士子一样，也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从小就深受儒家的熏陶，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之中。他自己就说过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他酷爱儒家经典，“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儒家的道义教他“佐君立业，治国安邦”，因而他从小就立下了“大济于苍生”的宏愿。

这些表明陶渊明年轻时候就具有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怀着“大济于苍生”宏愿的陶渊明，29岁时第一次踏上了仕途，做了江州祭酒这样的一个小官。但不久他就辞去了官职。对他这次出仕，《宋书·隐逸传》说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陶渊明在诗中也说：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陶渊明为什么“少日自解归”？他自己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史籍又无旁的记载，所以后人议论纷纭。其实根据陶渊明的性格，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就可以知道。

前面已说过，当时是门阀制度鼎盛的时代，那些掌握大权的士族官僚们，“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炳。”而陶渊明是一个“性刚才掘，与物多忤”正直孤傲的人。他落在这样一班作威作福、狼狈为奸的上司们手下，怎么能受得了这种欺凌和蔑视呢？

他感到自己与那些善于奉迎巴结、利欲熏心，毫无操守的仕途小人为伍，实在是多有所耻，与心志相违的。所以他一踏上仕途不久就说出“不堪吏职”之言，发出“志意多所耻”之叹，就“少日自解归”了。

第一次出仕经历，陶渊明初步认识到要通过仕途来实现理想抱负的艰难。但这次出仕的遭遇还未使他完全丧失信心，他还相信也许会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的。

这次辞归后，他闲居家园大约有6年之久，到他35岁那年，他才又到桓玄手下任佐僚。

桓玄是桓温的儿子，桓温在北伐中原的战争中是有功的将领，得到中原人民的拥护，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在桓温帐下做过参车、长史，深得桓温器重。而此时桓玄又参加了以王恭为盟主的反晋联盟，声讨专横贪暴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王恭死后，桓玄继为盟主。陶渊明既然不满晋朝的黑暗统治，就自然会认为桓玄声讨司马道子父子是伸张正义的行为，认为到桓玄手下任职，也许可以施展政治抱负，于是他又毅然出仕了。

但是事与愿违，桓玄原来也是一个野心家。他一得势就过河拆桥，袭杀了昔日的盟友殷仲堪。两年后，即公元408年，桓玄攻下建康，杀了司马道子父子，第二年逼安帝“禅位”，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楚。桓玄还是一个残暴贪婪的人。《晋书》记载他：

“议复肉刑，断钱货，回复改异，造革纷纭，志无一定，条制森然，动害政理。性贪鄙，好奇异，尤爱宝物，珠玉不离于手。”

桓玄的这些所作所为，陶渊明在其帐下应该是耳闻目睹的，必然激起他的愤恨之情。这次出仕期间他写了诗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首。在诗中他明显地表示了对为桓玄行役的厌倦和不满之情。他说：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

陶渊明这时感到在桓玄手下做事，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且还要替这个居心叵测之人到处奔走，这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意愿。所以就在出仕的同年冬天，还未等桓玄篡夺，他就借母丧之机，辞去桓玄那里的官职，回归家乡了。

这次出仕，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当时官场的黑暗腐败，认识到出仕不但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且事事“违己交病”。他本来就“质性自然”、“性本爱丘山”，这下就更坚定了他弃官归田的决心。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儒家文人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就必须出仕。归隐就意味着荒废年华，虚度光阴。对陶渊明这样一个才华横溢，从小胸怀壮志的人来说，又怎么心甘情愿呢？

这次归隐后，陶渊明的内心是彷徨痛苦的。他明知“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然而他胸中那股治国济民、积极进取的烈火还没有完全熄灭，他对自己的“壮志”前程，还抱有一线希望，还存在着侥幸心理。

为此，他在悲观苦闷之余，又转念起：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为了施展政治抱负，他还想寻机试一试。所以，在公元404年5月，刘裕灭掉桓玄，安帝复位后，他认为祸国殃民的暴君既除，现实也许会有所好转，于是他又出仕当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次年3月又转任镇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

他这次出仕的心情和前两次不完全相同。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中写道：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可见他求仕的心情并不像过去那样激动，对这次出仕并不寄托多大的希望。诗中这个“暂”字，就表明只是试试看而已，不久还是要归返园田的。现实和他所预料的确实差不多。出仕后，他看到刘裕和桓玄一样，都是窃国殃民的大野心家。刘裕独揽大权后，也是重用亲信，杀害大臣，残害司马宫室。

现实使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又“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了。405年3月，就在刘敬宣上表辞职后，陶渊明也就卷衣归家了。

这次归田后，由于饥寒所袭，亲友相劝，他又于同年8月出仕了彭泽令。他出仕彭泽令是由于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实为不得已。所以一遇仕途不遂心，就“眷然有归欤之情”，结果做了80多天的县令就“自免去职”。为什么“自免去职”呢？他自己说是因为妹妹在武昌逝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前往奔丧（“寻程氏妹丧武昌，情在骏奔”），其实原因还是“违己交病”、“深愧平生志”。

萧统说得很明白了，他说：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

郡里派遣督邮到他的县，他的下属说应该束上带子（穿正装）见督邮，但陶渊明认为这是丧失尊严，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本来，陶渊明这次出仕彭泽令，就是为了“口腹自役”，而“尝从人事”的。

他与这班的俗吏为伍，已经感到是“深愧平生志”。现在要他对腐吏督邮奴颜卑膝，他怎么做得出来呢？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在盛怒之下，他最后告别了官场，与仕途彻底决裂，走上了终身隐逸之途。

从上可见，陶渊明走上终身隐逸之途，是经历过很长的痛苦的思想斗争的。三次出仕，三次归隐，十多年的间断仕宦生涯，使他看透了官场的污浊腐朽，看清了要在仕途上实现白己的理想是完全无望的，为了表示与黑暗世俗决裂，为了保持自己的耿介品格和志节，他最后终于走上了岩栖谷隐的道路，不再出仕了。